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既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运行条件和体制机制，也对传统经济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只有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才能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就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2022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再次提出：“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四大挑战，迫切需要聚焦研究六个重大理论问题，着重解决十个重点实践问题。
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四大挑战
数字经济是一种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引发了生产要素、产权制度、信用关系、企业组织形式、市场组织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消费者、厂商、市场、产业组织、宏观增长等方面的传统理论也造成了冲击。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四大挑战。
一是数字经济的内涵与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与作用机制。数字技术的应用改变了我国生产函数，数字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都在发生改变，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高质量发展是多重约束下的最优解，发展数字经济的目的是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理论上，急需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的本质、内涵、范式、发展规律和演化趋势，充分认识数字经济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动力源。
二是数字经济对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和区域城乡均衡发展的数字鸿沟与作用机制。以数字技术赋能、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既对就业创业、创新发展和区域“变道超车”提供了重要机遇，又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产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区域城乡数字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数字经济引致收入分配和区域城乡发展失衡符合技术扩散的客观规律，但需要站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高度，充分研究数字经济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不平衡现象与作用机制。
三是数字经济对政府规制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平台经济纵深发展，超大型平台正在加速改变许多行业和领域的产业组织和商业规则，出现了限制交易、数据控制、算法合谋、扼杀式并购、滥用数据等突出问题。这既对宏观调控、风险防控和国际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政府规制的理论、制度、体制提出了新挑战。传统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无法适应平台经济，需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推动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规制理论创新，科学评估数字经济政策的机制和实施效果。
四是数字技术对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影响。数字技术不仅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也对经济学研究人员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产生了强烈冲击，并对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提出挑战。比如，大数据不仅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而且推动了学科跨界融合。这需要站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的高度，抓住这次理论创新的机会，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创新发展做出贡献。
数字经济发展的六个重大理论问题
数字经济将给主流经济学带来一场数字化革命。当前，我国数字经济研究可谓是描述性研究有余，分析性研究不足，理论创新严重不足，对数字经济缺乏系统的认知。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求：“深化数字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完善统计测度和评价体系。”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既有利于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又推动形成更具学理化和系统化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有助于构建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笔者认为，数字经济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六个。
一是数字经济基础理论。基础理论问题既包括数字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包括对数字技术影响经济的基本假设、产权理论、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理论、均衡理论、统计核算理论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不是推翻新古典经济学的架构，而是在深化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和特征的认识，加强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机理研究，创新经济学研究方法体系三个方面下功夫，将数字经济的新假设、新特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研究方法整合到主流经济学的内核中，不断修正主流经济学的“护城河”和“保护带”。
二是数字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依靠无形资本投入的数字经济增长事实上正在颠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数字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亟待深入研究，比如，人工智能究竟如何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如何影响就业和不平等并不明确。学术界亟待着重研究驱动数字经济增长的要素、增长的逻辑和动力源，数字技术影响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与作用机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与风险化解机制，如何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实现包容性增长，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新特征对宏观调控理论的影响等。构建数字技术影响的数字生产力理论框架和纳入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是研究数字经济增长理论的两个突破口。
三是数字经济创新理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改变了产品创新、流程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开展数字创新管理研究，有助于指导创新管理实践和重构创新管理相关理论。创新理论需要基于数据和数字技术进行重构，着重研究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机制，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促进数字产品、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机制，数字创新与传统领域的融合机制，数字经济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三大变革”的理论体系等。
四是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理论。数据要素成为关键资源，数据的特性冲击了产权理论，所有权不再是收益分配的唯一依据。数字经济的分配理论也需要基于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要素两个维度进行重构，着重研究数字技术对就业和分配的影响机制和传导机制、模拟和预判未来的影响，对创业创新、城乡收入差距、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机制等。
五是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理论。数字经济改变了产业理论的假设条件、产业的组织形式、产业的聚集形态，研究中引入博弈论、运用大数据开展实证研究成为趋势。当前，理论界需要创新实证分析与推理演绎的研究范式，加强平台经济的成长模式和规律、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构建和治理研究，跟踪研究数字经济的产业组织模式、产业生态演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事实并提炼出新理论。
六是数字经济的政府规制理论。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应用引起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变化，数字经济的市场垄断与竞争出现新情况，对传统反垄断规制的理论根基提出了挑战。亟待着重研究超级平台的垄断及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反垄断的制度、机制和效率问题，数字经济运行的风险防控理论与方法等。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需要围绕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采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统计推断、数字孪生模型和数理模型推导等定量分析方法，在中国情境下搭建起涵盖微观主体、产业和宏观整体三个层次的数字经济理论框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理论支撑，推动政府治理创新，更能为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十个重点实践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数字鸿沟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数据资源的价值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互联网平台还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研究和解决主要矛盾，才能推动解决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必须大力研究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十个重点实践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重点问题一：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研究美国、欧盟、日本等数字经济领先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规划、数字技术和产业的优先布局、数字化应用方案、数据安全流通和治理模式。围绕《“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贯彻落实，加强研究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碳减排的对策等体制机制，从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完善顶层设计。必须研究建立防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决策冲动和政策合成谬误的政策设计，加强研究各级政府做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的关键点和路径。
重点问题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据共享、数据开放、数据交易等多样化配置方式，畅通数据流通机制，培育超大规模数据要素市场，形成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释放增长潜能，这是当务之急的重大问题。加强研究数据要素确权、定价和交易规则及机制，加强研究数据要素流通规则。
重点问题三：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政策。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要服从和服务于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推动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同频共振，必须加强研究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政策，加强研究数字经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加强增长友好型、就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
重点问题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应实现“三个有利于”。加强研究如何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助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强研究如何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加强研究如何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作为发展我国数字经济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重点问题五：“两个深度融合”培育新型实体经济。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型实体企业，这是我们当前各级政府发展数字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必须加强研究新型实体企业的成长规律，带动传统产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
重点问题六：数字经济的统计测度和评价体系。实时监测数字经济的运行情况、准确衡量数字经济的贡献，对于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研判国民经济形势具有重要作用。在准确理解和把握数字经济内涵的基础上，加强数字经济测度和评估的理论研究，加强研究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合理的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加强研究构建关键指标的统计调查框架和数据共享。
重点问题七：加强数字金融的创新发展研究。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台经济中最活跃的业态。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在创新金融产品、再造业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的同时，也改变了金融运行机理，在数据安全保护、数字鸿沟弥合、供应链安全可控、业务交叉风险等方面，成为金融科技高速发展必须直面的难题。理论界对数字金融研究落后于实践，有必要加强数字金融的规律研究，分析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金融科技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模式，探索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融合协同发展。
重点问题八：构建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制度环境建设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必须明确和细化发展数字经济的原则。制度建设是基础，必须强化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等制度创新研究，加强研究超大型互联网平台、完善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制度，加强数字营商环境研究和评价，加强研究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的“红绿灯”规则，加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标准研究。
重点问题九：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只有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才能不断完善风险防范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必须加强研究与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方式，加强研究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加强研究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有效协同建立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格局，加强研究自律机制。探索定量评估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建立健全数字经济监管的沙箱机制。
重点问题十：加强国际合作、责任共担和全球共治。以“一带一路”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丝路电商建设等为契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化解风险和挑战，共同探讨制定数字经济的国际规则，共同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这是我国主动承担数字时代责任的重大问题，必须加强研究。
加强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的四条建议
经济学界要勇于回答时代课题。围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四大挑战、六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十个重点实践问题，政府、平台、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社会组织等需形成合力，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提出有针对性、有可操作性、有建设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是改造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既需要从实践中来，又需进一步指导实践发展，有可能形成经济领域的中国学派。经济学研究应该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问题意识，反思长期主导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破除数字至高、工具唯上、“为模型而模型、为公式而公式”的做法，从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出发，加强调查研究、创新研究方法、强化理论创新。理论界应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担当精神，立足中国实际，通过对典型事实的归纳，抽象出科学假设，运用大数据等新研究方法进行验证，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数字经济理论体系。
二是建设“政企学研用媒”深度融合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不仅要注重数字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还必须加大数字经济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建议参照支持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大型平台企业跨机构开展数字经济基础理论研究，鼓励平台企业支持科研机构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对策建议线上上报通道，拓展对策建议报送反馈手段，畅通传送渠道，把“政产学研用媒”反映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措施及时准确地反馈给各级领导，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三是加大数字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平台建设。以政府为主导，探索建设开放式虚拟化研究机构等新模式，打造有影响力、“政企学研用媒”协同合作的国际化数字经济研究智库。建议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加大力度资助数字经济基础理论研究，有关部门选取重点领域突破，成立一批跨院校、跨机构、跨专业共建共享的数字经济实验室、研究机构，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数字经济国家高端智库。
四是加大数字经济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建议加大对高校建设数字经济学科的支持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计算机科学、法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融合发展。加大对数字经济基础理论人才和团队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大数字经济学教材编写力度，开发数字经济课程体系和数字课程资源。聚焦学校内部各学科的交叉融合，鼓励联合培养和交叉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既懂数字技术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综上，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数字经济的理论构建中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观点，形成中国数字经济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助推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欧阳日辉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