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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沐 冉诗泽:中国大一统思想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集体记忆

更新时间:2022-07-14 10:41:02
作者: 武沐   冉诗泽  
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将“四凶”演绎成“四夷”,从而将“四夷”与华夏链接在一起,使之成为血脉相通的同胞,这是司马迁“夷夏之辩”中十分重要的理论支撑。同理,司马迁在论述匈奴时亦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卷106《东越列传》亦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越虽蛮夷……盖禹之余烈也”。至此,司马迁在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夷夏共祖”理论已基本呈现出来,华夏、炎黄、四夷浑然一体,一统于汉。这与战国以来的“夷夏之辨”有着明显的不同,也为春秋战国以来的“夷夏之辨”注入了新鲜内容。

   2.“共祖异族”

   夷夏可以共祖,但绝非同族,即“四夷”可以是炎黄子孙,但不等同于华夏,这是司马迁在“夷夏共祖”基础上提出的又一个紧密关联的理论。学者们对于“华夷一家”“华夷同祖”多有论述,但“共祖异族”却是本文进一步深入研究后首次提出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司马迁“夷夏有别”中最大的“有别”,即夷夏“共祖异族”“同源异流”。在同一祖先之下分为夷夏,这是司马迁独创的大一统主导下的“夷夏之辨”。在这一理论中,“夷夏之别”既不在于血缘,也不是政治,而是文化,即共同血缘下的异质文化演变而来的不同族体。司马迁的“共祖异族”理论无非是要证明“四夷”其实就是迁移到“四裔”的华夏,是“共祖异族”的同胞。夏与夷之所以共处于大一统之中,乃夷夏原本就出自一家。

   司马迁通过建构炎黄族系,从而将汉王朝打造成一个同源于炎黄族系的、由华夏与四夷共同组成的王朝。只是如此建构的夷夏观与其说是大一统的历史观、民族观,不如说是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说教。它的“宏大叙事”有着明显的建构痕迹,与历史的本真相去甚远,是两张皮,如《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所载夜郎、滇、邛、巂、昆明、徙、筰、厓駹、氐等西南夷,他们与华夏为何种联系,与“四凶”又是如何关联,《史记》阙如。

   我们之所以详尽地讨论司马迁的夷夏观,盖司马迁是将华夏与四夷完整地放在大一统框架内论述的第一人,并创造性地建构了“夷夏共祖”与“共祖异族”理论体系。这种“共祖异族”的理论为后世少数民族实践大一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范式。从魏晋南北朝的“五胡统华”到辽朝与北宋互争正统,众多少数民族在大一统进程中所迈出的第一步都是将自己的族源纳入炎黄,以便从族源上获取“一家人”的认同,争得正统地位,这不得不说是受司马迁理论的引领。为此本文根据历史上不同时期少数民族追求大一统的特点,将少数民族对于大一统思想的理论贡献分在四个阶段论述:第一阶段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理论特点是在“共祖异族”框架内建构了“脱夷统华”理论。第二阶段为五代时期,其理论特点是沙陀三朝的“政治正统”。第三阶段为契丹辽朝,其理论特点是在“脱夷统华”的基础上增添了“长城内外皆中国”的内容。第四阶段为金、元、清时期,其理论特点是创建了“我本中国”理论。

   三、“脱夷统华”理论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建构

   进入魏晋南北朝后,大一统思想面临着空前挑战,主要为:(1)政治秩序的空前挑战;(2)华夏“中心论”的挑战,即如何再建地域上的“夷夏之辨”成为考量大一统思想能否延续的关键之一;(3)“夷夏之辨”面临着“脱夷统华”的挑战。这些问题不解决,大一统难再续。这一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在追求建立大一统政权的过程中,纷纷推出了“脱夷统华”理论,以便获取正统身份,让中原汉人接受“一家人”的统治。

   “脱夷统华”是本文总结概括后首次提出的,其核心内容就是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以和亲或将自己打造为炎黄后裔的方式,从而获取正统名分以完成统一大业。此时期的少数民族大多经历了“脱夷”的理论建构,将非华夏的“夷”建构为炎黄后裔的“夷”,以实现理论上的“共祖异族”。但与司马迁“以华统夷”不同的是,此时期少数民族“脱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入华”,而是为了“统华”。

   此时期少数民族打造“脱夷统华”理论主要通过两大路径借以实现:一是打和亲牌,二是构建“共祖异族”理论。

   1.“脱夷统华”之和亲

   魏晋时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建立的“非汉”政权。在与西晋争夺天下时,刘渊为获取汉朝继承者的正统身份,争得中原汉人的支持,努力打造和亲牌,使人相信汉匈乃刘汉王朝“共祖异族”的兄弟,从而凭借汉匈和亲完成“脱夷”的认同,以达到再续汉统之“统华”目标。

   刘渊此举的效果并不如意,以至于其子刘曜不得不改国号为“赵”,将异族政权纳入魏晋的法统谱系中。而匈奴的另一支赫连勃勃甚至放弃和亲牌转而附会炎黄血缘。赫连勃勃借用司马迁之说,以夏后氏为先祖,建立大夏政权,这足以证明刘渊和亲牌的有效性极为有限。《魏书》作者甚至认为“刘渊等假窃名目,狼戾为梗,污辱神器”,匈奴乃“夷狄不恭,作害中国”。

   2.“脱夷统华”之炎黄血源建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像赫连勃勃一样附会炎黄族源,以获取正统认同的少数民族不在少数,如《晋书》将前秦苻坚、后秦姚氏的先祖分别记载为有扈与有虞氏之苗裔。不过这其中影响最广且最具代表性的非鲜卑莫属。

   鲜卑人成功运用了“脱夷统华”理论中炎黄族源的建构,为创建北魏政权发挥了巨大的舆情功效。史载“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这既是史籍中有关鲜卑族源的最早记载,也明确告知鲜卑不属华夏。鲜卑在统一中原过程中,通过“天命王权”“五德始终”“国号议定”“通三统”“改正朔”“华夏文化认同”以及迁都改制等一系列措施,向南朝展开了全面争夺正统的论争,而“脱夷统华”理论的建构更是重中之重。《魏书》卷1《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这是明确将鲜卑族源纳入炎黄谱系。《魏书》作者魏收生活在鲜卑化较深的北齐,其观点代表了鲜卑统治者对于族源的自我建构。

   在北魏“脱夷统华”理论中,北魏统治者更为在意的是鲜卑虽属“共祖异族”的中国人,但不是汉族。如此,在中国人的概念下存在着两个民族:一个是作为统治者的鲜卑族,一个是被统治的汉族,而其他少数民族则是居住在“中国”内外的“夷狄”与“胡虏”。

   在司马迁的“共祖异族”理论中,“夏”之所以能够统“夷”,取决于文化优胜,而不是血缘。所以北魏统治者在统一北方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培养民族自信与优越感。北魏政权在不断实施汉化措施,以及大量吸收汉族世家大族加入政权后,鲜卑人相信在文化正统上已不逊于北方汉族,更不输于南朝。所以鲜卑人从未打算将自己同化于汉族,而是在“共祖异族”框架下坚持鲜卑人的主体性与主导性,并以此勇猛地践行着“脱夷统华”之大业。

   (二)“脱夷统华”理论的历史影响

   综观上述可以看到:(1)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同样热衷于大一统并为此创建出“脱夷统华”的理论。(2)“脱夷统华”理论极大地冲击了“夷狄不可为君”的狭隘大一统思想,力促“共祖异族”的“夷”获取正统的认可。(3)“脱夷统华”理论是对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的最大贡献,而贡献者则是以鲜卑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它彰显了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的史实。(4)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的基本框架并未颠覆,司马迁“夷夏共祖”的理念被少数民族改造后广泛沿用,大一统依然是各民族的共识,炎黄仍然具有统治者的民族属性。

   四、沙陀人的“政治正统”

   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皆为沙陀人所建,这是继羯人石勒之后又一个具有欧亚混合人种特征的民族建立的政权。巧合的是两者均未将自己的族源建构为炎黄后裔。《新唐书》卷218《沙陀传》载:“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因居于“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故曰“沙陀”。这里提到的西突厥别部,其族源无论哪种说法,均不属炎黄后裔,但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则是北魏之后又一个被认定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正统王朝,只是沙陀人并不是通过炎黄血缘的路径达到“脱夷统华”的彼岸,而是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李唐王朝的正统继承者,从而以“政治正统”完成了政权建立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后唐得益于此,后晋、后汉一脉相承。

   唐朝末年,沙陀人朱邪赤心在唐朝平定庞勋、王仙芝的战役中功勋卓著,被赐姓“李”,名“国昌”,从此为沙陀人“脱夷统华”埋下伏笔。唐昭宗大顺二年(891),李克用因在镇压黄巢、征讨吐浑赫连铎的战役中居功至伟,被封为晋王。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篡唐建后梁,李克用身为北方最大的割据者,却仍然沿用唐哀帝天祐年号,奉唐朝为正朔,视后梁为闰朝,并将恢复李唐社稷为己任。至此,李克用忠于唐朝的形象牢牢树立起来。李存勖继承晋王后,继续以“唐”为国号,围绕“中兴唐祚”展开统一大业。

   李存勖将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懿宗李漼、唐昭宗李晔及其曾祖朱邪执宜(追封为唐懿祖)以下立为七庙。天祐五年二月,梁祖使人鸠害唐少帝,李存勖闻之,“举哀号恸”,自称“家世三代,尽忠王室”。李嗣源即位后诏称“中兴宝祚,复正皇纲”,坚持采用唐之土德,反对“自创新号”,“不从土德”的建议,认为“同宗异号”于典礼不符。这一系列举措使其在唐朝灭亡后顺理成章地成为李唐的正统继任者。唐长兴三年(933)时,南方诸国除南吴、南汉外皆奉后唐为正朔,称臣纳贡。后人评价说:“时梁晋吴蜀四分天下,后唐以一灭二,天下四分已得三分”,“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继后唐迭次承接的后晋、后汉,其正统性的建立与后唐一脉相承,这在当时曾获得广泛认同。北宋前期,主流观念中大多视沙陀人建立的政权为正统。

   沙陀三朝的统治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十年,但他们成功上演了以政治正统为主导的大一统,由此折射出中原汉人对于非汉民族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包容,不但容忍沙陀政权为正统,反而视汉人所建的后梁为僭伪。正所谓“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这也是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并未强调沙陀人是否为炎黄,以及五代正统观中不提“夷夏之辩”的重要原因。

   五代沙陀三朝的理论建构再一次刷新了传统大一统的正统观,为大一统思想增添了“政治正统”的选项,只是这一选项被瞬间的政权更迭所取代。接踵而来的北宋政权又重新回归到传统大一统思想中来。

   五、契丹王朝的“北极之下为中国”

   契丹人虽沿循了“脱夷统华”理论,但契丹人提出的“北极之下为中国”之说,扩大了中国的内涵,是对大一统思想的又一理论贡献。

   契丹人很早就有阴山七骑、赤娘子、白马青牛等契丹始祖传说。《旧唐书》《新唐书》均认为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保鲜卑山。这代表了唐宋两朝的官方认知。

   契丹强大后,开启了“脱夷入华”的理论建构。《辽史》有辽之先出自炎帝的记载,这显示出元朝统治者认可了契丹人的族源建构。除炎帝外,契丹人还有出自黄帝的自我建构。所以在与北宋交往中契丹人时常强调“一家之美”“义若一家”。不过契丹人宣称炎黄子孙是在大辽国后期,而此前契丹人自称“番”,被中原视为“夷”。这说明契丹人经历了一个从自称“番”到自称“北朝”,再到自称“中国”的演进过程。

辽景宗时,辽已占有燕云十六州,与宋形成对峙。此时契丹人自称“北朝”,称宋为“南朝”。“澶渊之盟”后,辽宋的天平倾重于辽。辽太后自豪地称“吾儿为天下主”。这表明辽已萌生了天下共主的潜意识。辽兴宗重熙年间曾要求宋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以“纳”币之名增贡于辽。宋仁宗委曲求全予以应允,辽朝成功实现了以上国自居的意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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