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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承梁: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品格

更新时间:2022-07-14 01:24:38
作者: 黄承梁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建党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党重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以及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重要方略。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求、认知和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结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1年b)“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反映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就是必须深刻认识到:一是中国走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中,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新的文明形态,实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促进和提升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水平,推动着人类社会思维模式、价值理念、发展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体系的全方位绿色转型,是人类文明的“绿色革命”。三是中国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为人类文明贡献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从萌芽、尝试、摸索走向完善和成熟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生态智慧弘扬复兴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两个结合”的生动诠释。

   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征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中,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内涵特征,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道路,创造了现代化的中国路径和中国奇迹,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贡献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面向2030年、2060年力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应然。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是党领导人民书写的革命史、建设史,同时也是一部水乳交融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治理史、发展史和建设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将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纳入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在推动自然史和人类史从相互制约到有机统一中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我国的历史、国情和文化,中国共产党在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确立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地位和政治担当。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萌芽和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思想引领中国革命和以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的伟大历史时期。立足唯物史观,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需要,我们党找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理论、革命主题、革命主体和革命主线。这样,我们党自觉将解决自然困境同解决经济困境、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有机统一起来,并通过实际工作赢得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20余年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在战乱与灾荒中如何救荒、生产、育人等具有朴素生态文明意义的实践活动,并因此成为党领导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早期实践探索和政策、理论探索。在城市,我们党高度重视对劳工权益和待遇的保障。早在1922年便提出“改良工人卫生,禁止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作有妨害健康的工作”的政党主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75页)在农村,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同上,第198页),并据此提出通过采取改良水利的政策,解救农民于水旱灾荒之苦。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将改良水利以及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纳入工农利益的要求,并作为“共产党之任务”提出。

   在解决广大民众基本生存问题时,中国共产党自觉将抗灾救灾、自然资源的保护分配同领导革命、发展生产相结合。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1928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发布的《兴国土地法》以及1931年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都对与“山水林田湖草”相关联的水利、江河、湖溪、森林、牧场、大山林以及桑田、竹林、茶山、鱼塘设定了保护和分配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框架,调动苏区群众植树造林、保护山林的积极性,促进了苏区政权的发展和壮大。特别是,在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专门设立了山林水利局,毛泽东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2页)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第160页);1944年1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提出,在进行卫生运动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画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631页),以此提高人的素质。毛泽东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1页)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性、基础性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改善生态环境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当中,在兴修水利、建设基本农田、改良土壤、植树造林、建设草原、防治污染和设置自然保护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创造性奠基。

   面对自然灾害频发、生产力低下的严峻环境,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开启了曲折艰辛、成就斐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针对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第10页)。此后,从“须考虑根治办法”入手,长江荆江防洪工事、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根治海河等水利工程相续启动。特别是海河治理,从1965年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历经16年连续施工,海河流域形成了完整的防洪、排涝体系,海河旧貌换新颜。

   这一时期,我们不仅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而且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对革命很重要的宝贵认知延续和继承下来。尽管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大炼钢铁运动对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有学者因毛泽东讲过“向地球开战”而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初期同西方工业文明一样,是强调“人定胜天”的价值论。然而事实上,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成为第一历史任务的时代背景下,孤立地、断章取义地理解“向地球开战”,是有失偏颇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8页)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提出:“既要从发展生产出发,又要充分注意到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把两方面的要求统一起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标志着真正意义的中国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提出并赋予统筹兼顾思想方法以生态意义。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序幕。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战略要求。(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中国的环境保护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以“三同步”(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和“三统一”(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协同统一发展)为重大战略性理念和实践,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生态环境新要素和绿色发展新底色。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既充满活力,生产要素全球配置、全球竞争,同时全球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突出。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继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确立了环境保护与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方向。1994年3月,我国率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制“21世纪议程”的国家。

   进入21世纪,我们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大会报告,这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新理念。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科学完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他都把生态环境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所作的重要论述、相关批示,发表的重要文献,提出的科学论断,数量多、信息量大,理论深邃、感情真挚,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根本大计的历史高度出发,着眼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启动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资源节约的转型发展进程,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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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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