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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萌:当代西方史学中的 “叙事复兴”与“叙事转向”

更新时间:2022-07-14 00:20:20
作者: 苏萌  

  

   摘要:“叙事复兴”与“叙事转向”分属当代西方史学实践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动向。由于都以“叙事”为关键词且出现时间相近,研究者多认为两者存在某种联系。但是,两者中的叙事概念并不相同。于“叙事复兴”而言,复兴的叙事属于历史写作的新模式,代表着历史学的新范式,其内容表现为关注个体及其与环境的相互塑造,其形式表现为非线性。于“叙事转向”而言,叙事属于历史写作的一般模式,体现着历史认知的基本特征,其内容以事件记述为主体,其形式涵盖线性、非线性等多种。“叙事复兴”与“叙事转向”的叙事概念差异凸显了两者的复杂关系。思想关系上,两者都论及形式与内容问题,但前者认为特定形式有助于实现真实性的要求,后者则认为形式只会损害真实性。学术史关系上,两者都是相对独立的学术动向,一方的出现与另一方无关,但它们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都受到对方的深刻影响。这一复杂关系表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方式复杂多样,两者关系接近“竞争”而非“师生”或“分工”。

   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史学中出现了两个以“叙事”为关键词的新动向。一方面,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于1979年观察到,彼时的史学实践中出现了一股潜流:始于20世纪初的、与社会科学结盟的“新史学”开始重新重视被其抛弃数十年的叙事性写作。斯通称之为“叙事复兴”(revival of narrative,以下简称“复兴”)。另一方面,在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人的影响下,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心议题在七十年代由历史解释转向历史叙事。其后的几十年故而被一些理论家称作“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以下简称“转向”)。

   由于“复兴”与“转向”核心术语相同、出现时间相近、分属史学实践与理论,研究者常以叙事为桥梁联结两者,讨论其思想异同与学术史关系。随着斯通列出的叙事性史著被更多地冠以微观史或新文化史、怀特等人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被归为后现代主义,学者们亦有从碎片化、虚构性等角度联结“复兴”与“转向”,讨论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后现代性。不过,上述关系研究都没有仔细辨别两个动向中极为关键的叙事概念。部分学者虽然集中分析了两者中的叙事概念,但他们多着眼于其中一方而非兼论两者,更没有讨论两者关系。关系研究中概念分析的不足,与概念分析中关系研究的缺失,既造成了一些疏漏、含混和错误,也阻碍着“复兴”与“转向”凸显的微观与宏观、虚构与真实等一般性问题的研究。据此,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比对“复兴”与“转向”中的叙事概念,明确双方在叙事思想上的异同、在学术历史中的关系,以期厘清两者的思想内核与学术贡献,增进对当代西方史学乃至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

   一、“叙事复兴”中的叙事概念

   1979年,西方新史学的权威刊物《过去与现在》刊登了斯通的《叙事的复兴》。该文指出,过去的几十年里,自视为“先锋”的新史家们逐渐抛弃了传统史家推崇的叙事性写作;但在最近几年,许多杰出的新史家开始回到“某种形式的叙事”,如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金兹堡(Carlo Ginzburg)、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达恩顿(Robert Darton)、杜比(Georges Duby)、奇波拉(Carlo Cipolla)等。《叙事的复兴》一经发表即广受关注,引发了影响深远的论争。其后学者每有论及叙事问题和/或西方史学在七十年代的变化,多会谈及该文及其界定的“复兴”。而如多数学者注意到的那样,斯通在文中区分了传统史家与新史家的叙事,将新史家叙事解读为传统叙事的更新而非复现。这意味着,分析新史家叙事与传统叙事的相同与相异,可以厘清“复兴”中的叙事概念。

   就新旧叙事的共同点,一个显见的答案是,它们都属于“叙事”,否则就无所谓“复兴”。由此言之,寻问“新旧叙事的共有特质”即是在问“叙事的核心特质”。对此问题,斯通的回答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写作模式”,“所处理的是(历史的)特殊性和具体性而非集体性和统计性”。新史家叙事(以及传统叙事)的第一个特质由此可表述为:关注历史中的个体,而不是群体或非人力量。

   叙事性新史学对个体的关注,标明了它与此前的新史学亦即科学史学的距离。科学史学的重要组成是年鉴派史学,其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强调,“史学的对象究其本质来说是人(man),或者说复数的人(men)。”这一观念的直接体现,就是我们很难在他的《法国农村》《封建社会》中找到指称单一个体的名字,更多的是“教士”“领主”“附庸”这种指向群体的类名词。对比来看,独属某一个体的名字在新史家叙事中俯拾皆是。金兹堡甚至提出,应将“在全部已知社会中区分了某一个体与另一个体的名字”作为收集、整理、分析各类材料的引导。

   对于叙事性新史学与科学史学在个体与群体上的分别,有学者视其为一般化研究的表层切入点差异。但包括新叙事作者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强调,这一分别标明了深层的认知模式的不同。金兹堡曾在一篇长文中区分了两种知识理论:以医学为代表的猜测式(conjectural model);以物理学为代表的伽利略式。他指出,前者允许我们以残存的痕迹、线索为证据,猜想相关个体的特有性质,例如医生会根据患者表现出来的细微症状推断其身体内部的特殊情况;后者则相信“个体性是无法言明的”,要求我们“使用数学和实验方法来测量并重复现象”,“牺牲对个体元素的理解获得符合一定程度的严格性和数学性的一般化”,例如物理学家会从反复发生的自然现象中总结出公式,并设计可重复的实验以作验证。金兹堡强调,两种知识理论都是可接受的科学范式,但由于史学处理的是过去余迹、关注的是特殊性,它更契合于猜测式而非伽利略式。类似的区分也见于戴维森(James West Davidson)对“复兴”的讨论,只是他以文学与科学指代两种知识理论,并认为两者都可用于史学。显然,个体与群体在这些学者的语境中标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关于个体性的可能性知识与关于一般性的可验证知识。叙事的复兴由此不止是切入点的转变或增补,更接近学科范式的更易。正如斯通所言,“‘新史家’转向叙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对过去中的变化提出融贯的科学解释的尝试终结了。”

   新史家叙事与传统叙事的不同,体现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方面,新叙事将叙述对象拓展至下层个体而不是局限于上层,并会在个体研究中审察个体所处于的外部环境,而不是停留于个体行动。容易发现,修昔底德、麦考莱、吉本等人几乎都着眼于政治军事上的领袖,新史家则将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纳入视野,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另一方面,传统史家多用笔于个体行为的细节,新史家则在人类学影响下注意到个体行为在社会环境中的特定意义、个体意志在行为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个体通过编织新意义对自身及外部环境的有意改造,最终凸显个体与环境的双向塑造。金兹堡将受审磨坊主的异端思想成因归为对各类书籍的“创造性阅读”即是一例。

   新史家叙事在内容方面的以上特征,前人研究已繁。不过,既有研究倾向于将新叙事的叙述对象限定为下层个体,将新叙事等同于“下层故事”。但是,将叙述对象拓展至下层不等于只关注下层。根据斯通,“复兴”主要源于历史学家对历史变化动因的新认识:“(科学史家相信)人口与食物供给关系、生产资料与阶级冲突的变化等物质条件是历史的主导性力量。……(但)历史记录现已迫使我们中的多数承认,……群体文化甚至个人意志都可以是引发变化的重要因素,至少与非人力的物质生产和人口同等重要。冲击经济和人口决定论的……还有这一认识的复兴:政治及军事权力……经常主导着社会结构、财富分配、土地制度、甚至精英文化。”简言之,引发“复兴”的是历史研究的多元视角,而不是下层视角;新史家提出的新问题是“个体行事缘由的复杂性”,而不是“下层个体的特殊性”。

   斯通的分析表明,叙事性新史家并没有忽视、排斥上层个体研究。正如金兹堡所言,将社会史与政治史对立起来毫无意义,他所支持的是“新的线索(key)”,即“将中心和边缘必定蕴含对方这一事实考虑在内”。莱维(Giovanni Levi)亦提醒研究者,“微观史不必是边缘者、弱小者或偏远地区的历史。其目标是以分析的眼光检视进而重构时刻、情景、个人尤其它们的特殊性和具体状况;不是将其视作缺乏一般化解释时的案例,而是视其为与男女活动背景中的复杂性紧密相关的东西”。事实上,新叙事中确有关涉上层个体的文本。奇波拉的《信仰、理性和瘟疫》关注了17世纪意大利蒙特卢波大瘟疫的管控者,杜比的《布汶的星期天》关注了法王菲利普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战斗,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开篇即申明:“本书尝试驱散围绕着图书史的迷雾。……图书触及了极为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拾荒到传达上帝之言。它们是工匠的劳动产品、经济交换的对象,观点的传播媒介,政治与宗教冲突中的元素。”由此观之,叙事性新史学并未由历史的精英化走向另一端的大众化,它所倡导的是上层视角与下层视角的结合,是对精英-大众二元化的超越。将新叙事等同于“下层故事”会掩盖甚至扭曲新史家的中心议程。

   相较于内容,新史家叙事的形式特质更少为人关注。斯通在《叙事的复兴》中有简要提及,新史家在叙述方式上不同于狄更斯、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小说家。金兹堡也曾指出,自己的叙事不同于19世纪晚期现实主义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接近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伍尔夫(Virginia Woolf)、穆齐尔(Robert Musil)的作品,即文学界所谓的现代主义小说(modernist novel)。卡拉德(Philip Carrad)同样认为新叙事类似于现代主义小说。这些学者的论断提示我们,新叙事具有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特征。

   据陈世丹,“现实主义小说以模仿或再现客观现实为基本原则,情节的展开和事件的发展是按照现实的时间顺序安排的,体现为线性叙事、因果逻辑。……(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被从不同的角度、被置于不同的情境下观察,显得模糊、破碎。……想象、回忆、联想、幻觉、梦境便可以在现代主义小说中纵横驰骋,打乱、颠倒现实事件的顺序。”据此言之,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的核心差异在于时间秩序。现实主义小说重视时间,小说中的各个事件表现为时间上的前后相续、逻辑上的因果相连,整体上呈现为连续的线性。现代主义小说则弱化了时间,小说中的各个事件表现为时间和/或逻辑的不连续,整体呈现为断裂的非线性。在此情况下,小说所展现的不会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只会是多个元素的同时存在或者说“并置”(juxtaposition)。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就通过叙述主角看到一个“斑点”后产生的联想,展现了构成其意识世界的各个“原子”。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特征由此可概述为:制造并置效果的非线性。

新史家叙事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现代主义小说的非线性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应是《蒙塔尤》。此书以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为核心材料,但其叙述顺序既未参照审讯过程,也未依循事件发生次序,而是将大量事件归入不同主题,再将这些主题结成两个部分:一是村落的整体性研究,包括地理环境、政治结构、社会分层;二是村民的行为观念考古,包括举止、性、婚姻、家庭、育子、死亡等个体生活方面,以及由书籍阅读、性别年龄、活动场地划分的团体、村民的世界观、宗教观、道德观等群体生活方面。容易发现,两部分及其中的各个主题之间既没有时间联系,也没有因果关系。一方面,两部分据作者所言分别是蒙塔尤村的“面上考察”与“深层探索”。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将各个主题表述为因果关联,主题间的连接句多为“上文讨论了……,下面将要讨论……”。《蒙塔尤》的每一章节因而都只是对蒙塔尤人某一侧面的描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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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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