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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庆余:新辑诗话的类型与原则

更新时间:2022-07-13 17:09:25
作者: 颜庆余  

   无论是从目录著录看,还是就研究价值说,诗话一直是备受关注的书籍类型。古籍编辑和出版的诗话,如果是原有其书,经过今人校点笺释而出版,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整理;如果是原无其书,经过今人辑录成书而出版,这就是新辑诗话。新辑诗话,古有其例,于今尤盛。新辑诗话实际上是在编纂新的古籍,其间存在一些需要讨论的编辑问题。

  

   新辑诗话的类型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提出批评史资料搜集的五种工作计划。其中第四种是辑录《诗话新编》,如由《容斋随笔》中辑出《容斋诗话》;第五种是辑录专家诗话,如由各家诗话、笔记辑成《陶渊明诗话》。这两种工作都属于新辑诗话。

  

   郭绍虞的第四种工作计划似未实际进行。后来程毅中主编《宋人诗话外编》(1996),从宋人笔记中辑出论诗材料,可以说是郭绍虞计划的实现。从笔记中辑录诗话,是顺理成章的做法。笔记既与诗话同为说部的文体,笔记著作又经常包含几卷诗话。将笔记里成卷的诗话摘出单行,古来有之,如《学海类编》本的《余冬诗话》三卷,是从何孟春《余冬序录》中摘出;至今仍盛行,如《明人诗话要籍汇编》(2017)收录的何良俊《四友斋诗说》三卷,即其《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至二十六“诗说”。文集里包含几卷诗话也是常事,摘出单行自然也合乎情理,如《明人诗话要籍汇编》收录的陆深《俨山诗话》一卷,即其《俨山文集》卷二十五“诗话”。

  

   如果扩大材料的来源,不限于笔记、文集里的单独成卷,而是将一人著述中的论诗文字,不拘体裁长短,全部摘录为一书,这样新辑诗话的工作需要更多的编辑工夫。仅就规模而言,吴文治主编《中国历代诗话全编》可为典型。这项宏大的出版计划,最终问世的是《宋诗话全编》(1998)、《明诗话全编》(1997)。前者收录近四百家新辑诗话,后者收录近六百家新辑诗话。这些原无其书的诗话,是从诗文集、笔记、史书、类书等典籍中辑出,以人立目,无论材料多寡,都算一家诗话。

  

   这样的纂辑思路,不再考虑诗话作为一种批评文类的基本特征,只能勉强归为广义的诗话。新辑诗话从郭绍虞的“新编”、程毅中的“外编”,再到吴文治的“全编”,可以说渐行渐远。这两种诗话全编的根本问题,是缺乏书籍的概念,纂辑诗话既不重视作者的意图,又没有一定的体例,最终只成其为资料杂钞。

  

   郭绍虞的第五种工作计划,自序称:“现在所辑成者,仅《陶渊明诗话》一种粗具规模而已。”(《宋诗话辑佚》)此书似未问世。不过,民国就有不止一种《陶渊明诗话》。这类专家诗话,实际是作家的评论资料汇集。这样的资料纂辑形式,更常见的名称是“汇评”“集评”,如《陶渊明诗文汇评》(1961);再稍加扩展取材范围,就成为“资料汇编”,如《陶渊明资料汇编》(1962)。

  

   专家诗话是以一人为范围,推扩开去,可有以一朝或一个时期为范围而纂辑的诗话。古代就有《全唐诗话》《全宋诗话》等;现代则有萧华荣《魏晋南北朝诗话》(1986)等。这类新辑诗话的体例通常是以一朝为断限,以人立目,先后为序。古代又有以一地为范围而纂辑的诗话,如《全闽诗话》《全浙诗话》等。这样的郡邑诗话现在似乎已不再流行。

  

   综上,新辑诗话的类型,从文献来源说,可从笔记、文集中别裁而成为单行本,如郭绍虞的“新编”、程毅中的“外编”,也可由各种文献资料辑录成书,如吴文治的“全编”;从收录范围说,有以一人为范围的辑录,如有关陶渊明的“专家诗话”,也有以一朝为范围的纂辑,如以上几种断代诗话。各种类型的新辑诗话都古来有之,有例可循,并非今人的杜撰,但如何避免沦为资料杂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诗话,这就需要考虑编辑原则的问题。

  

   新辑诗话的原则

  

   陈庆元《新辑诗话摭议》(2015)一文,批评吴文治主编的两种诗话全编在作者小传撰写、内容采摭、文献来源和纂辑眼光等方面存在不足。这些方面确实是新辑诗话的编者应该重视的问题,不过,在这些考证问题之外,更需要重视的应该是诗话的编辑原则。

  

   四部书籍,集部最杂,而诗话又是集部中最为繁杂的一类。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自序指出诗话的性质并不严肃,体制又极富于弹性,因此既盛行又猥滥。新辑诗话同样如此,由于缺乏明确的体制和严肃的性质,经常陷于杂凑混乱,成为资料的丛抄杂纂。如果要避免这种问题,新辑诗话的编辑原则至少应该包含两点,一是尊重作者的意图,二是制定严谨的体例。

  

   目前的新辑诗话未必都不符合这两点编辑原则,不过堪称典范的著作并不多见。以下考察清人张宗柟纂辑《带经堂诗话》,或许可作为新辑诗话的典范。

  

   清初王士禛自撰《渔洋诗话》仅三卷,篇幅不大,而其论诗之语散见于文集、笔记、选本等著述中,凡二千余条。张宗柟平生沉潜渔洋诗学,将这些散见各书的论诗之语摘出,乾隆间纂成《带经堂诗话》三十一卷。此书卷首有张宗柟自述纂辑始末的《序》,从幼年始读渔洋诗集,弱冠购读《渔洋诗话》,受馆师许昂霄鼓励而开始属稿,至晚年才辍简付梓,可见张宗柟寝味渔洋诗学之深。卷首又有《纂例》一篇,制定十六条纂辑条例,如纂辑的宗旨、繁简详略的原则、重出互见的处理办法,以及各门类的旨意,可见张宗柟纂辑体例之严。其后又有《汇纂书目》,开列采摭文献十八种,可见张宗柟搜罗渔洋文献之广。另外,还在一些条目后加上编者的“附识”“某案”,可见张宗柟纂辑工夫之勤。最终成书的《带经堂诗话》,分为综论门、悬解门、总集门等八门,其下又细分为源流类、伫兴类、标举类等六十四类,分门别类,类经年纬,极有条理,形成精心编次的结构和层次。

  

   张宗柟纂辑《带经堂诗话》在遵循严谨体例和尊重作者意图两方面,都堪称范例。这也是新辑诗话应当秉持的编辑原则。依此检视目前已出版的新辑诗话,大多缺乏谨严的体例,通常没能考虑原来作者的撰述宗旨。《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中的近千家新辑诗话,寥寥数条的是滥竽充数,稍具篇幅的是资料杂凑。几种以一人为范围的新辑诗话,如章原辑《放翁诗话》,王文龙辑《东坡诗话全编笺评》,陆林、王卓华辑《慎墨堂诗话》,在编次体例和文献采摭上,大多失之率易,也未必尽合作者的旨趣。

  

   新辑诗话是古代原无其书而将若干旧有文献纂辑成书,实际上是在编纂新的古籍。编纂新古籍是否合适,当然可再讨论。不过,新辑诗话等类型的新古籍,在如今的古籍整理中日益增多,却是事实。编纂新古籍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作者:颜庆余,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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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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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04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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