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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中共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1936—1941)

更新时间:2022-07-11 10:43:08
作者: 李翔  

  

   中共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是指中共中央和华南党组织根据政治、军事、社会环境,自1936年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至1941年12月日军攻陷香港期间进行的武装力量的创设和根据地的选址及推进。这一战略布局深受日军侵略态势和国共关系的影响,集中反映中共对军事力量创建、敌我友力量对比、根据地选址的认知水准以及随机应变的能力。受政治军事状况和多年革命经验的影响,中共在创立武装力量和选择根据地时,经常形成倚重边远山区腹地的思维惯性。但随着抗战的持续深入,除了山地之外,平原、铁路沿线、沿海地带、城市及其郊区等也成为中共抗战的广阔舞台。

   中国地理环境具有陆海兼备的特点,中共长期在内陆边远的山区腹地从事革命活动,主要依靠对边远山区的控制,在弱势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相对忽视对海洋和沿海地带的关注。1938年5月厦门失守后,毛泽东呼吁要转换武装斗争和根据地选址的视角,“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1940年4月,毛泽东嘱咐广东党组织负责人张文彬要注意“下水”,再次强调要在沿海沦陷区域打击敌人。在惠阳近海地带长大、有着海外生活经历的曾生,在战争中意识到海洋对于抗日战略布局的重要价值,“惠宝边抗日根据地,区域不大,西面是日伪军,北面是顽军,东面和南面是大海。当日伪顽军进行‘扫荡’、进攻时,我军的回旋余地很小。我当过海员,对大海比较了解。1941年冬,我从大岭山区回到惠宝边时,就曾考虑要把大海利用起来,把它作为一个灵活机动的战场,扩大我军的回旋余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东江游击队按照中央指示并结合自身对海洋和城市的认知,派员入港开展城市和海洋游击战。

   关于中共在华北、华中抗日的战略布局与实施,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对中共在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则关注不多。本文拟利用多种史料,梳理1936年华南党组织重建直至日军攻占香港、东江游击队派员挺进香港前后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更好地分析“上山”和“下水”对中共华南抗日战略布局的重大影响,加深对中共华南抗战准备、国共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一、统一战线与中共在华南的战略转机

   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都承认,“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统一战线使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为中共改造民众武装准备了契机,但同时也为国民党收束中共、整治南方红军游击队提供了适当理由。

   在华南,中共及其军队的生存与发展与国共两党关系密切相关。在国民党的高压打击下,琼崖和桂西红军自1933年后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1934年,香港和广州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省级领导机关停止活动。1935年夏,东江根据地丧失。主力红军长征后,福建一带的红军依托面积不大的山地,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国民党的军事打压,使得中共在华南的生存极为不易。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说明,统一战线是留守红军迎来转机、进行抗日战略布局的关键因素。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两广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催生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为中共在华南起死回生、布局民族抗战锻造了核心领导力量。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两广当局派代表至天津与北方局联系。此时,统一战线已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刘少奇派粤北梅州人薛尚实南下向两广实力派传达合作意向,并令薛尚实相机在南方建立党组织。经北方局同意,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936年9月在香港组建。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借着统一战线的东风,两广、闽西南、云贵等地的党组织很快得以重建。由此,中共华南抗日的战略布局有了领导者和执行者。

   因国共力量悬殊,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要有所建树,就不得不同国民党改善关系。按照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导各级特委建立统一战线。1937年3月5日,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函告闽粤边区特委,把“打倒蒋介石”“打倒余汉谋”的口号,改为“要求蒋介石督师抗日”“拥护余汉谋抗日主张”,并指示“进行向粤军开门的方法……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移到那里去……纠正到壮丁队中去仅仅是训练几个干部回来,不利用公开合法运动来创造我们的基础观念”。这表明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渴望和闽粤地方实力派结成统一战线,借助公开合法的救亡活动,从壮丁队中创建自己武装力量的基础。

   虽有“创造我们”之心,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既无成熟的党组织可资凭借,更没有现成的军队加以借重,缺乏战略布局的推进者。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是北方局积极担当的结果,但北方局对南方工作的开拓,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同和支持。中央反而要求北方局专注华北工作,“华南我们已开始建立关系。你们派往华南工作的同志在那里很难工作,请你写信去把他调回,送到我处来。你处现在应该避免多头的领导,而着力于华北工作的建立与开展”。中共中央和华南虽已建立联系,但中共此时的工作重心在华北,短时间内对华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造成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权限不清,影响华南战略布局的规划与推进。

   组建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目的是服务华南抗战,因而摸清日军入侵动向、与南方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成为抗日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留驻香港,或因珠三角并无红军游击队而一时没有注意到东江下游地区。这一度引起广州市委的不解,“华南工作,无疑应以广东作中心,省港近在咫尺,但南方工作委员会对我们非常疏隔”。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广州市委的认识和态度,反衬出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特别注重与既有武装力量建立联系。1937年3月28日,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给中央的自查报告可以看作是对广州市委不理解的回应,“工作重心没有放在最受敌人威胁的地区去——南海、汕头,特别是闽南、福州,组织上的动员还不能有机的配合”。报告表明,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紧紧围绕日军入侵动向特别是闽南和粤东沿海城市展开工作布局。

   推进工作布局和战略实施,没有武装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首先寄希望于留守华南的红军游击队,“闽西区……经大埔党曾发生一次关系……现仍有×千人,一切文件、信报经闽粤边传达”,古大存部在潮饶的角落里,没有发生正式关系”,“建立云贵边、云桂边、闽西、闽北、韩江上游各赤区的红军游击队的联系,已有关系的立刻传达、执行新决定”。这表明留守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张鼎丞部和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已经有了初次接触,但双方并未建立组织和军事上的隶属关系。在粤东大埔一带隐蔽的古大存部,仅余十几位同志,与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张鼎丞部均未能取得联系。因此,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不知道古部任何消息。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还希望和云贵边、云桂边、闽北、韩江上游的红军游击队建立组织关系,以便统筹规划战略布局。

   此外,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还计划借助统一战线,变华南一带的民众武装为党的武装,“加紧义勇军及一切民众武装的组织工作,特别着重向闽粤边、闽南的壮丁队、民团开展,使之与红军、游击队配合”。这份报告使用了广义上的“华南”概念,范围包括除台湾之外的云、贵、桂、闽、粤五省。

   无论是和张鼎丞部的联系,还是对改造民众武装的预期,都能看出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特别注重向闽粤边、闽南布局。由此说明,在七七事变前,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战略规划的主要方向是苏维埃时期闽粤交界的内陆山地,即中央苏区活动区域。此处既是“最受敌人威胁的地区”,又有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作为依托力量。

   要推进上述战略规划的实施,没有国民党的支持也是无法想象的。但国民党军队对闽粤边、闽西、闽北、云桂边红军的持续进攻,直接阻碍了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战略布局的规划与施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面抗战尚未开始时,国民党政府一面摸底留守红军的实力,一面仍企图消灭南方中共武装力量,“向闽粤边、闽西、(闽)北、云桂边的红军游击队继续进攻”。

   对于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面临的困难,中共中央虽有相应的帮扶之策,但闽粤桂地方实力派并未因统一战线而对中共军事活动大开方便之门。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曾经做过广西军队兵运工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偕云广英前往香港等地,联络两广和福建军政当局。但广东、广西毕竟是20年代国共由合作到分裂的要地,福建曾是中央红军活动的核心省份,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对中共均有防备之意。他们既要利用中共,给中共一定政治活动空间,又要避免中共挖自己墙脚。在这种复杂心态的作用下,几起几落的广西军事实力派和福建当局对中共有组织成建制的军事活动倍加警惕,且进行严厉的打击与取缔。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虽因统一战线争得了一点空间,但在军事上很难突破闽桂两省地方实力派的戒备之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出台统一战线的若干原则和行动准则,以便各地党组织既有令可依,又能向国民党展示深入合作的诚意,为下一步战略布局做好铺垫。

   二、中共中央关于战略布局的原则指示

   1937年上半年,红军力量相当有限,不依靠统一战线,不改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众武装,就很难壮大自己,打开抗日新局面。基于此,6月6日,张闻天在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从目标、原则、方法、意义等方面论述了统一战线的紧迫问题:其一,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统一战线,“新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其二,国共之间既要合作,又要在斗争中求发展,不能有投降意识,“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斗争,相反的,它是在斗争中生长与巩固的”,“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但同时不要放松尾巴主义,投降主义”;其三,方法上要注意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互动,“必须使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适当地配合起来”;其四,绝对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使统一战线过早破裂,是我党所不能容忍的错误”。针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众武装改造一事,张闻天提出利用一切合法名义武装民众扩充军事力量以及争取领导权的具体方案,“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时,我们应充分地利用这种合法的可能,培植与扩大我们的力量,争取我们的领导”。关于军事活动区域,为避免过分刺激国民党,张闻天特别强调,要在抗战已经爆发的地区进行军事布局,着力武装群众,打开中共游击战争的新天地,“在抗日战争已经发生的地区,可以超过地方政权所容许的范围,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大规模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实行民众的抗战与游击战争”。

   8月12日,面对七七事变后华北大片区域很快沦陷的现实,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指导地位”,“在日寇占领区域及其侧后方,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游击小组,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这些要求是对白区工作会议精神的进一步细化,指明了武装力量的创建、根据地选址等战略布局的大原则和大方向,民众武装、沦陷区域由此成为中共进行军事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战略突破口和战略要地。同时,中共中央继续强调不能有投降意识,不能忽视在统一抗日的大原则下,在斗争中求生存、发展和胜利的技巧,“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

   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局势,张闻天在白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军事活动原则以及中央8月12日的指示,给各地党组织的抗日战略布局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原则和方案,成为各地也包括华南党组织开展军事活动的重要指针。

此时日军还没有进入偏处西南的云南、贵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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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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