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大历史观为指导探究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起源，可以有效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道路是实用主义选择的误读，进而超越中国道路在形成史问题上的时间相对有限性，从更加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更加宽阔的理论视野出发，把握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背后的逻辑必然性。一者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接续发展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厘清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根基与文明基因，集中展现“走自己的路”是由中华文明内在特质决定的必然选择；二者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艰辛求索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澄明中国道路开创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深入把握中国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三者从人类现代化探索的大历史出发，有助于彰显中国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道路；大历史观；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现代化

坚持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重要历史经验，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从总体上可以归结为立足本土、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的历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68页）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不能单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探索为审视对象，而需要以大历史观为参照，从更加长远的审视距离与更加多元的参照系出发，综合锚定中国道路的逻辑坐标，深刻把握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与逻辑必然，深入厘清中国道路具有的多元思想史价值与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

学界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逻辑递进过程。从21世纪初国外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并引发国内学界热议，到后来“中国模式”概念的兴起，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国道路”的大规模讨论，构成了学界对中国道路问题研究的基本脉络。目前，对中国道路的讨论学界已经取得了诸多共识性成果，但仍然存在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空间。例如，在关于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存在着“广义论”——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与“狭义论”——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争议。但无论持何种观点，在理论上可能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如何衔接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于中国道路的不同探索。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国外学者常将中国道路错误地理解为“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新官僚资本主义”的内在根源。这些国外学者仅仅从相对较短的历史距离出发审视中国道路，因而错误地将其理解为改变马克思主义底色的实用主义式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习近平，2021年c，第13页）这意味着中国道路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历史性探索与积淀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0页）上述“五个得来的”的重大理论判断，实际上为科学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即必须超越中国道路形成史的单纯的、有限的时间性规定，坚持以大历史观为指导，展开理论审视。“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习近平，2021年a，第14页）

所谓大历史观，实际上是指放宽历史审视距离去认识事物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从当下历史发展的现状出发勾连以往历史、关联未来走向，进而形成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黄仁宇曾将大历史观概括为：广泛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参见黄仁宇，中文版自序，第2页）还有学者提出，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的长时段看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视角看问题，从国际的宽视野即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高站位看问题。（参见杨凤城，第18页）本文所言的“大历史观”更加强调从大的历史视野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通过对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追溯，以期从根本上回答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逻辑必然性问题。立足大历史观，从更加彻底、更加辩证的角度证明：无论是从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体历史线索，抑或是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中国道路是既彰显人类社会发展总体性历史趋向、又符合中国特殊实际的正确道路，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必然选择。之所以必须从更加宽广的历史维度和更加多元的历史参照系出发，综合厘定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主要是因为理解历史都是在一定审视距离和参照系的指导下进行的，基于不同审视距离或参照坐标，有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历史认知。从更加宏远的历史视距和更加多元的历史坐标出发，能够超越历史认识的客观时代局限与主观情感纠葛，从而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科学审视中国道路。

二、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大历史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文明根基

中国道路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国道路得以开辟与顺利发展的深层次文明基因。中国道路并非脱离中华文明根基进行的另类实践，而是深刻根植于中华文明所构筑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内在质性特征。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曾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述重要论断为正确把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遵循。

（一）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内在塑造了“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具有绵延数千年的丰富历史，先人先贤在广袤丰沃的土地上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文明样态。作为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论述轴心期特征时曾明确指出，“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雅斯贝斯，第8页）。中华文明作为轴心期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既分有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轴心期认识到人的整体性存在、人类自身及其有限性等，又基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传承等因素而彰显了其内在的特殊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阐述中华文明特质时曾指出，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国家的传统制度、知道制度如何运转的文职人员，以及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贵族士绅作为文职人员长期的招募来源，共同构成了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即使在中华文明其他要素发生断裂的情况下，上述文明因子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这就是区别于西方文明希腊模式的中国模式。（参见汤因比，第36页)

中华文明具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基因，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梁漱溟曾从“人生的意欲”出发，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概括为意欲向前与意欲持中。西方文化强调意欲向前，即强调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梁漱溟，第63页）。实际上，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不是主要聚焦于具体观点层面的阐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世界观与方法论等层面的质性差别，即如何对待周遭世界、如何对待自身等关系的处世之道。以中国哲学为例，作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性内容，“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冯友兰，第6页）。入世与出世、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进而催生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经济基础或技术层面的物质结构受到系列复杂历史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在历史性延续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断裂，但中华文明所构筑的文化心理结构则具有更为强烈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其以显性或隐性形式存在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持续性伦理规训与道德教化之功效。习近平总书记曾将中华文明的特色明确概括为：一贯的处世之道——亲仁善邻、协和万邦；鲜明的价值导向——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永恒的精神气质——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内在的生存理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参见习近平，2019年b）

这里以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例，具体分析中华文明所构筑的“中国特色”之文化-现实影响。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一方面与先期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中国古有的大同理想紧密关联。“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陈旭麓，第373页）尽管古代大同与近世社会主义之间并不等同，但其勾画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由这种境界产生的理想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批判之时，大同理想本身也已经成为熟知之物而被接受与运用。（参见同上，第374页）这种文明价值层面的“中国特色”，实际上已经内在预设了后来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文化心理层面的路径依赖，亦即“似曾相识而心向往之”的情感依赖。

（二）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是开辟中国道路的深层文明基因

中华文明所构筑的独特文明基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从不割断历史，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华文明的科学态度。正是基于传统文明所构筑的文化心理结构——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想性的同时，坚持从民族的特殊性出发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概念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找到符合实际的科学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57页），经过系列曲折探索，在中华文明智慧的滋养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并不是脱离中华文明的另类探索，而是深刻传承中华文明内在基因的连续性实践，中国道路最为深层次的根基在于对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与西方文明基于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不同，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中国道路更加强调和谐、中庸，坚持与邻为善而非以邻为壑的理念；更加强调规避西方文明“只见物不见人”的弊端，注重对主体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更加强调超越西方文明中关于人性原子论的假设，侧重个体对集体所承担的伦理与道义责任；等等。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深处镌刻有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质，中国道路的显著成就集中彰显了中华文明内在固有的强大思想穿透力与理论辐射力。传统文明的经验智慧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构筑中国道路显著特质的文化资源。诸如，中国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决反对文明高低贵贱论，坚持文明之间互学互鉴，共同构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机制；立足和而不同文明观的价值规范，坚决反对西方少数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一元排他性世界历史叙事模式，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全体人类因命运与共必然共同承担书写世界历史的责任。

（三）从中华文明历史纵深出发坚定“走自己的路”的文化自信

中国道路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中走来，又结合时代特征不断激活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当前，中国道路正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不断铺展其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为此，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历史征程上，更加需要增强民族共识与认同，更加需要坚定文化自信，以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历史伟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简单的物质或技术层面的复兴，物质生产力仅仅是基础性环节，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积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习近平，2021年c，第6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更高层次的文明复兴，文明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习近平，2020年，第9页）

当前历史条件下，强调发掘中华文明中的精华，并不是采取复古主义的态度，也不是以列文森所言的“博物馆学”意义上的僵死陈列品（参见列文森，第338页）来对待传统文明。强调发掘中华文明中的精华，关键在于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留下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2021年c，第13页）。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目的，不是走向文化保守主义或复古主义，不是用传统文化改造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从中华文明的深远历史根基中坚定“走自己的路”的文化自信。

由此可见，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传承出发讨论中国道路，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道路，将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根基置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纵深中加以综合把握，参照系更为深远，历史感更加厚重。以此较长的历史距离审视中国道路，从根基上证明了中国道路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进行的实验，不是脱离文明根基之上的异国理论的“拿来主义”或他国模式的翻版，而是“真理本土化”的显著代表，是中华文明基因一以贯之地延续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是从文明发展的传承出发理解中国道路，有助于实现中国道路不同时期探索的有机贯通。中华民族特有的文明样态，特别是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内在预设了中国人关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必然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关于发展道路的探索，都深刻凸显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理想性即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状态的不懈追求，而现实性即是深刻扎根本土实际谋划发展道路。从中华文明基因中始终延续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统一出发，有助于清晰揭示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期关于中国道路探索的内在逻辑贯通性。

三、从近代以来求索民族复兴大历史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逻辑必然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悲惨境遇，唤起了仁人志士对于一条全新发展道路的艰辛求索，中国道路正是在接续近代以来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中走出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分水岭。1840年，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整体性思想史意义上，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的时间节点，而成为具有重要政治象征意义的时代符号，其标志着中国数千年社会历史发展的“异轨”，即由原先独立封闭的封建王朝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2021年c，第2页）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求索民族复兴与探寻中国道路在逻辑上实现了本质性关联。中国道路既是近代以来求索民族复兴的必然产物，又构成了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载体。从大历史观出发衡量求索民族复兴的整体历史进程，有助于更加全面、清晰地彰显中国道路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

（一）近代民族主体性失落呼唤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出场”

1840年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冲击，可以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概括。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民族主体性身份的失落，即封建士大夫一直固守的“天朝中心论”开始走向崩溃，中华民族面临在世界历史秩序中进行重新“认知测绘”的任务；二是关于民族历史叙事的彻底颠覆，即不再是从民族主体性立场出发书写自身和世界关系的历史，而是被迫卷入由西方资本主义所谓“世界历史”书写模式所构筑的排他性历史叙事之中。在此背景下，无数仁人志士围绕中华民族未来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系列艰辛的思考与探索。无论是早期封建主义士大夫阶层基于“强国保种”而展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或革命派寄希望于用改良或革命的办法实现学习西方“制度”的系列探索，抑或是寄希望于引入西方“德赛二位先生”解决救亡图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败。上述系列探索性实践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停留在直接模拟西方现代化（物质、制度和文化）的层面。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面临一个巨大的“时代之问”：“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探索走向失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习近平，2019年a，第5页）。

近代求索民族复兴的实践之所以纷纷走向失败，关键原因在于未能从根本上正确锚定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处的时代方位，未能科学透视中华民族主体性失落与历史叙事缺环的本质。具体来说，在殖民主义现代性所形塑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近代中国从属于资本绝对权力的逻辑外环，世界历史叙事呈现出“中心与边缘”的差序性关系格局。以往形形色色的思潮在阐释近代中国“时代之问”时呈现出明显的理论“肌无力”。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特别是十月革命加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对于中国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为重要的是撕裂了传统国际政治关系秩序，使近代中国得以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相对缺环中，特别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推进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

中国共产党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释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体性失落与历史叙事缺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产阶级在开辟世界市场的同时，也使资本现代性获得了超越一切阶级、民族、国家的地域性限制，进而使其获得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权力，即所谓普遍性“世界历史”的开辟。“一句话，它（资产阶级——引者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依据马克思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所塑造的绝对权力的批判性阐释，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挑战相比，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特殊性，即由资本现代性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及其内在支配性权力关系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所遭受的外族入侵危机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由资本现代性所钩织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近代中国处于资本绝对权力的支配性关系网格中，民族主体性身份失落与历史叙事权力的缺失成为历史必然。只有通过现实的革命才能解构资本绝对权力的深层次政治经济根基，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近代中国遭遇的悲惨性“魔咒”。在此背景下，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产物，预设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图景，为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提供了理想性参照。并且，十月革命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设想到现实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本身在中国的仁人志士那里，已然成为一种彰显民族平等与公平正义的显性代名词。

（二）民族复兴与中国道路的内在本质性关联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立了内在本质性关联，而且与实现民族复兴产生了内在本质性关联。这是因为求索民族复兴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独立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设计中，“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6页），新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导向社会主义是其必然的历史归宿。革命胜利后，如何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毛泽东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机统筹了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客观现实的限制之间的矛盾，即新民主主义理论一方面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接续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未竟事业，另一方面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为革命前途规划了导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因此，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后，面对如何摆脱“一穷二白”的历史困境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展开了艰辛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诸如从“全面学苏”向“以苏为鉴”的意识转换、关于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集中探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等等。由于历史与时代条件的限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但通过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构想，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中国道路是在充分总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继承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道路不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主线之外进行的另类实践，而是在求索民族复兴“场域”之中展开的历史接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重要差异——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据此，有人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根本性否定。这很明显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本质上难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窠臼。因为无论是从广义层面还是狭义层面来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探索，都具有内在相同的核心主题，即回答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的宝贵历史，在本质上是相互统一、有机衔接的伟大社会革命。改革开放前的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制度保障和宝贵经验。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在继承以往实践的基础上，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了重大改革、创新与发展。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求索民族复兴历史主题下展开的探索，其中存在一根不变的理论“红线”，即坚持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前后不同历史时期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都深刻彰显了对坚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一以贯之”。

（三）中国道路与民族复兴历史叙事逻辑的变革

关于中国道路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性探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普遍意志的逻辑延伸。通过在近代中国社会具体现实情境中不断铺展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近代以来最彻底的历史性变革，即从“失落的世界”中重新建构民族的世界历史坐标，完成民族主体性身份的历史性重塑和民族复兴历史叙事逻辑的变革。

一方面，中国道路重塑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身份。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失落的现实窘境，中国共产党通过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开启了民族复兴历史叙事逻辑的建构。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目标，这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身份在失落的边缘实现了自我的重新建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剥削压迫命运的彻底扭转，是一种庄严的政治宣告。政治独立与解放仅仅是民族主体性身份重塑的基础性前提，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自立富强。而“政治上大国”与“经济上小国”对比强烈的问题，必须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解决，这恰恰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真实写照。通过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守正与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的历史性重塑及其在世界秩序中历史地位的根本性重构。

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推动了民族历史叙事的彻底革新。中华民族在近代世界历史秩序中的边缘性地位，直接催生了其在民族历史叙事中的非主体性，即在资本现代性强力之下丧失了叙述自身历史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道路成功推进的过程，不仅是中华民族主体性身份不断重塑的过程，更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叙事中角色和作用不断逆转的过程，即由传统差序性国际秩序所决定的被排除在世界历史叙事主体之外的“沉默多数”，转变为不仅能够自主地叙述自身的民族历史，而且能够平等地参与世界历史叙事的主体。具体而言，第一，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实力的显著提升，中华民族在真正意义上具备了独立叙述自身历史的能力，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依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被动性历史叙事的境遇；第二，社会主义成为民族历史叙事的核心话语，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道路方案内在契合于民族复兴的整体性探索之中，并成为勾画民族复兴蓝图的底色；第三，当代中国因为世界历史角色与身份的重大转变，有力消解了西方霸权主义的历史叙事逻辑，推动了世界历史叙事由基于西方少数国家利益诉求的单一性、排他性模式向普遍性、平等性的多民族参与模式转化。

四、从人类现代化大历史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如果从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开始算起，那么，人类探索自身现代化（工业化构成了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的实践已历二百余载。革命、工业化、现代化等词汇，从根本上彰显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出场”，使其区别于其他一切时代。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将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参见霍布斯鲍姆，第2页）诚然，以工业化为主轴的西方现代化展现出巨大成就，但人类走向现代化是否只存在西方一种道路？广大后发民族国家能否基于自身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些问题是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并不断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被迫卷入西方现代化浪潮之中，跌跌撞撞地开启了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基于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境、马克思主义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维度等因素，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路。中国道路彰显了人类现代化探索的丰富多元的历史图景，超越了资本形而上学的现代化表征，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汲取摆脱“现代化即西化”思维定式的思想智慧

近代中国第一次直面西方现代化的方式比较窘迫。西方殖民主义强迫扩张的方式，使古老中国猝不及防地感受到现代化逻辑的强烈冲击。近代中国的“诱发型”现代化（参见罗荣渠，第1页），实际上是伴随着亡国灭种的生存性危机而出现的，在本质上彰显了一种现代化权力逻辑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即处于支配地位的现代化权力中心的西方与处于从属地位的现代化权力边缘地带的中国。上述复杂历史情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问题意识的矛盾结构，一方面是基于西方现代化逻辑入侵而催生的学习西方现代化的“模拟”意识；另一方面是基于西方现代化暴力逻辑而产生的规避西方现代化弊病的“超越”意识。

上述矛盾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情结，即中国现代化道路不仅要直面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所带来的民族生存性危机问题，而且要从本民族的立场与历史情境出发走出一条规避西方现代化弊病、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1933年7月《申报月刊》2卷7号上发表“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在这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争论中，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中国现代化成为争论的焦点，绝大多数人主张中国应当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例如，有观点提出“中国今日之现代化，宜急起直追，努力进行，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张素民，第231页）。可以说，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考虑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民族心理记忆，走一条非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成为当时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扎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境，继承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意识和特殊民族心理记忆，从一开始就将摆脱“现代化即西化”的思维定式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扫清了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障碍，通过“站起来”从心理上重构了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意识，而且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现代化的探索中始终坚持一条底线，即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底色。“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当然，中国现代化道路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属性，而且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鲜明的中国风格。例如，在理解作为现代社会核心概念的资本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效驾驭了资本，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又克服了资本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参见周丹，第145页）

（二）从马克思主义资本现代性批判中获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信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分析中，早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存在的“二律背反”，即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与其内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并存。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表达了高度肯定。例如，资本主义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的展开，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世界市场的历史性开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即由基于血缘与宗法意义上的有限的自然交往转变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交往，亦即开启了所谓“世界历史”。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高歌猛进的同时，其内在体制蕴含着根本无法解决的巨大历史性矛盾——“正像它（资产阶级——引者注）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

由此可见，现代化一开始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标识而出现的。但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胜利之后，原先作为启蒙性、革命性话语的现代化开始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现代化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刻意打扮为绝对神性的存在，即西方现代化模式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人类只能通过这种模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逻辑论证是通过一系列话语操作来完成的，如人为赋予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差序性存在，即所谓“落后”、未开化的非西方（东方）社会与所谓“发达”的西方社会的对峙。在此意义上，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西化，西方社会从根本上垄断了现代化的解释权与话语权。“它（资产阶级——引者注）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同上，第404页）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现代性的内在悖论作出了集中批判，明确提出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这种内在逻辑的超越性是深入资本主义所有制内部结构进行批判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现代化无止境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属性与私有制的结合，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难以消弭的矛盾，其只能通过私有制的结构性内爆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现代性弊病的深入剖析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66页）。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牢牢锚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内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基因，这是中国道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质性特征。

（三）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社会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来都不是单一、单线的，而是多元、多线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独立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权利。西方学界关于“多元现代化”“作为复数的现代化”和“另类现代化”等问题的集中讨论，实际上已经指涉了单一现代化方案的理论困境。一方面，西方现代化道路本身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如作为现代化动力的启蒙理性走向自身的反面、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失落、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等；另一方面，后发民族国家照搬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系列试验，也因西方模式内在蕴含的种种弊病而纷纷走向困境。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致力于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展现出实现现代化的坚定意志。从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化扫清政治障碍，到建设时期提出“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等战略主张，再到新时代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重大战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后发民族国家解决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既希望加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1年c，第13-14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不是单纯的所谓历史性起点的不同——被动式现代化与内生型现代化的差异，而是属性的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五大特征的概括，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参见习近平，2021年b，第7-8页）除第一个特征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客观历史性境遇外，其他四个特征都从根本上凸显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与路径选择。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哲学上“一”和“多”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所谓抽象的“一”是从具体的“多”中总结出来的产物。“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8页）西方现代化在起点上具有先在性，这不过是西欧历史条件下现代化的具象性实践，却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抽空了具体性、有限性历史内涵，而被赋予了绝对神性意义，进而被打造成超越时间、空间和历史的现代化的普遍性方案，成为抽象的普遍性，即所谓现代化的“一”。然而，从现实经验的实存层面来看，并不存在一种所谓超越时空的、超越具体经验性规定的现代化的普遍性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习近平，2018年）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从中国本土立场出发，同时也秉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切有益成果，科学处理了现代化道路“共相”与“殊相”之间的辩证关系，凸显了现代化探索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这是一条既不同于以往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实践文明的角度，完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类型的超越，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革命的标志性概念。“哲学革命必然带来对人类文明形态的重新认知。”（王清涛，第47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把握，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衡量尺度，将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具体的个人作为文明创制的实践主体，以改变资本主义的抽象文明观——抽象成为统治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9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曲折复杂的历史性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文明问题与现代化问题进行了价值挂钩，即现代文明的建构必须以特定的现代化实践为依托。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绝不是停留在一般抽象逻辑层面的演绎或意识形态的说教，而是具有鲜明的问题针对性与实践导向性。所谓问题针对性，不仅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西方现代化弊病的超越，从更宽的广度来看还指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乃至人类现代化整体性历史进程中的普遍性问题的集中回应，如现代化本身是一元还是多元的、现代化是否单纯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等；所谓实践导向性，是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空泛的理论预设，而是具有具体的实践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不是在现有传统西方文明的叙事逻辑之中展开探索，而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类型的根本性超越。（参见吴晓明，第47页）这种文明类型的超越，从价值层面体现为对现代化道路本质属性的鲜明规定，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锁定，其既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又建立在高度现代化的基础之上，二者在实践层面的高度统一彰显了新文明类型开启的现实可能性空间。

概言之，以大历史观把握中国道路，可以摆脱视域的局限性与经验的有限性，从而以更加长远的历史距离、更加宽广的历史视域厘清中国道路的来龙去脉，在历史的纵深中全面把握中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进而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增强“走自己的路”的战略定力，牢牢将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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