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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德国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功能及结构性回应

更新时间:2022-07-07 06:09:34
作者: 董建  

   摘要:  为了防止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诉讼过程中被违宪法律侵犯,德国《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了具体规范审查程序,授权法官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德国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定位决定了制度内部结构,并对程序中所隐含的权力冲突的制衡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引。出于保护立法者之意志、防止法官对某一法律合宪性的擅断及控制案件数量的考虑,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以双阶段性为基础进行架构,令一般法院与宪法法院“合作”完成对某一法律的违宪审查,整个审查程序呈现出一般法院法官提出法律解释请求、宪法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明显阶段性界分。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权被严格限制,法律解释请求提案只有在满足“违宪之确信”“之于裁判的重要性”两项适法性要件并通过宪法法院的审查时,才能最终地进入实质性的合宪性审查程序。我国应当尽快建立附随于具体案件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吸收德国双阶段审查程序的长处。

   关键词:  功能定位 双阶段性 基本法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0月,杭州市民潘洪斌被该市拱墅区交警大队民警以“在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驶”为由,被处以扣留电动自行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潘洪斌认为交警大队的处罚依据——《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简称《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11条第1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的规定,《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并不适当,[1]遂向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诉讼请求未得到支持后,潘洪斌于2016年4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的合法性审查请求。2017年7月28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对《杭州市交通管理条例》第79条进行了修改。但直至今日,潘洪斌在诉讼程序中所提出的请求还未得到落实。由于缺乏附随于具体案件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我国现存的集中、抽象式的审查模式在规范和现实层面表现出巨大疏离,[2]公民的基本权利极易在具体案件中受到违宪法律文件的侵犯,并缺乏相应的诉讼救济路径。鉴于此,学界开始反思我国现行规范审查模式的不足,并建议构建“合宪性问题移送制度”或“合宪性优先移送制度”,[3]即赋予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主体资格,使其有权在对某一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存疑时向最高人民法院层报或越级提出合宪性审查请求,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合宪与否的审查。

  

   从这一制度的设计来看,无论其目的,抑或内部的具体程序性规范,均与德国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存在着相似之处。在联邦宪法法院的视角下,德国学者(Schlaich•Korioth)认为具体规范审查的含义是:“在‘具体的规范审查’——更好的表述是: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中,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如果法官在具体个案中的裁判取决于一个有疑问的规范是否有效,则法官应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法律解释请求。联邦宪法法院则在该规范在其‘原始案件’中的重要程度的范围内,对其进行审查。”[4]就现有文献而言,我国学者对于德国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考察与介绍以制度性内容为结构,[5]忽视了制度功能和定位对程序规范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宪法法院审查模式下极具代表性的双阶段性框架设计。从功能进路出发,厘清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制度目的以及其对程序性规范的影响,这一重构性的解读方式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制度的理解、推进我国合宪性制度的构建。

  

   二、功能进路视野下的具体规范审查程序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功能作为整个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决定了制度的架构模式。为保障基本权防御功能的实现,防止公民基本权利在具体案件中为违宪的法律所侵害,《基本法》赋予德国法院的每一位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得以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并设置了基本权利周延的救济回路。但权力的分散性可能会导致任一级别的法官均可随意对立法者之意志做出解释,并对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擅断,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在设定之初便意图解决这一对矛盾:一方面致力于维持法官对违宪文件的存疑认识,保护相对人诉讼过程中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致力于防止立法者之意志为任一法官所擅断。对于这对相互矛盾的利益衡平,成为整个程序构建之核心。

  

   (一)维护立法者的权威

  

   1.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张力下的司法权力

  

   脱离了自然状态的当代社会,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受到规制,民主主义与立宪主义之间虽然有着不同之侧重和规制手段,却殊途同归,指向一致的基本目标。但是,随着立宪主义的不断发展,与近代立宪主义不同的是,现代立宪主义对于立法机关行为合宪性与否的审查更加严格,令民主主义与当代立宪主义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摒弃了基本权利具体内容由议会规定和限制这一保护方式的德国《基本法》,认为立法权无疑应当受到宪法之限制,[6]并设计出了较为完善的违宪审查体系。由于具体规范审查程序的审查对象仅针对议会所制定的法律(Fomelles Recht),且任一法官均有针对违宪法律提出法律解释请求提案的权力,立宪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张力便随之出现。

  

   虽然法院凭借着基本法的授权和制约,有权力且有义务审查在具体案件中所适用的法律的合宪性,并有权拒绝适用自己认为违宪的法律,[7]但是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并作出具有规范效力的裁判的权力为联邦宪法法院所垄断——这是基本法在100条中专门为其所保留的权力。

  

   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与抽象审查程序最大之不同也在于此。如若将抽象审查程序比作“站在前方的宪法守卫者”,[8]那么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具有与它完全不同的程序价值——“防止每个法院以不适用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的方式,无视联邦和州立法者的意志”。[9]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其宪法守护者的角色正在消退。[10]相较于前者,具体规范审查程序是整个一致性程序中的一部分,其裁判结果有助于原程序中的法官就诉讼请求做出裁决,这一程序的主要内容是法官法律解释请求提案的适法性要件、联邦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程序与原程序之间的关系以及诉讼过程中各方利益的衡平。[11]

  

   2.防止立法者意志被无视的路径

  

   合宪性推定原则(Presumption of Constitutionality)的确体现了联邦宪法法院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这一原则内含对民主主义与立宪主义之间张力的衡平与规制,是对司法权介入立法权界限的控制,其基本含义是:任何一个合宪性审查机关的权力都是相对的,当特定机关行使合宪性审查权或进行宪法解释时应考虑审查对象涉及的各种因素,需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有节制的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以减少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震动。[12]《联邦宪法法院法》于1970年的第四次修改最终确认了这一原则,联邦宪法法院在此基础上针对被审查对象的审查标准问题,发展出了“宪法附合的法律解释”原则,即当一种法律的合宪性与违宪性的比重相同时,宪法法院应当把它解释为符合宪法的内容,作出合宪性判断。[13]

  

   法律解释请求提案的适法性要件之一“对违宪之确信”也从另一侧面反应了这一问题。“违宪之确信”指法官请求联邦宪法法院对合宪性存疑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之前,应当形成违宪之确信,即排除被审查对象的一切合宪性解释,即使包括措辞在内的若干种解释中只有一种与《基本法》相符,也应当将其作为合宪性解释的基础,以尊重立法者的地位,否则法律解释请求将不被受理。[14]如此,“对违宪之确信”这一适法性要件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将此类案件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减轻联邦宪法法院的审理负担,还蕴含着在民主主义与立宪主义的张力间选择尊重立法者意志、维护公民共同意志的倾向性要求。

  

   如上所述,合宪性推定原则和“违宪之确信”在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的适用体现了这一程序对民主主义与立宪主义间张力的倾向性选择,即联邦宪法法院违宪审查权的行使应尽可能的尊重立法机关所代表的人民意志,只有在不存在合宪性解释时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才能够被受理、只有在不存在合宪因素且违宪性因素较合宪性因素更大时,联邦宪法法院才可以做出被审查对象违宪的决断。

  

   另外,具体规范审查程序首要目的——维护立法者权威的确立,也存在着试图在有宪法争议情况下建立起适用的法律的明确性的考虑,以防止法院间出现相互冲突的判决。[15]维护司法裁判的统一不仅是首要目的的延伸,也是联邦宪法法院垄断违宪审查权的优势之一,当有且只有一个机构可以做出法律是否合宪的裁断时,审查对象的合宪与否直接源自唯一的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判决,联邦宪法法院对审查对象所作出的合宪性与否的判决的有效性与规范性通过司法系统令法律及法律的适用和解释趋于稳定。[16]同时,联邦宪法法院针对审查对象是否违宪的判决的规范性,使得其他法院对于法律的适用和解释归于统一,不仅避免了冲突判决和解释的出现,也同时防止了法官的法律审查权对宪法优先地位的破坏。

  

   (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

  

   从现行《基本法》存续时间和实践的情形来看,其属实是德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宪法,并催生了日耳曼民族的“宪法爱国主义”。[17]为了防止纳粹主义复辟,德国《基本法》以价值为导向,它要求国家实现一套客观有序的原则,这些原则植根于正义和平等,以此为基础来恢复人类社会对社会秩序的中心地位,从而确保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18]与德国社会秩序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对人权的承诺,[19]基本法丰富了魏玛宪法关于基本权的规定,并赋予这些权利防御权的功能,允许公民直接依据基本法中基本权利的相关规定防止受到公权力的侵害。

  

   保护公民权利并非合宪性审查制度一以贯之的制度功能和目的,这一制度在创立之初主要针对国家机构的权限纠纷。但在“二战”之后,由于人权遭受极端践踏的惨痛教训,权利保护的有效实现转变为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主要功能。[20]集中审查模式下的审查制度虽有制衡之意,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决不能被忽视,尤其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中,联邦宪法法院对被审查对象之审查虽然同样独立于原程序中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具体规范审查程序作为一种宪法守护的客观化模式,具有保护特定当事人基本权利的终局性功能。[21]

  

联邦宪法法院在做出确认某一规范违宪的判决后,原案件的程序得以继续,法官需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审查结果做出判决,无论被审查对象是否被确定为违宪,这一程序毫无疑问的保护原案公民免受可能违宪之法律的侵犯。同时由于审查机构判决的规范性,对于特定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必然由于保护所有公民免受违宪法律之适用而推进至所有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是抽象规范审查、具体规范审查抑或宪法诉愿程序,都具有着保护(全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意义。为了这一功能的实现,《基本法》设计了完整的规范层面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包括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具体规范审查程序和宪法诉愿三种,这也成了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权存在的目的和权限形式的核心。[22]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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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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