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牛津大学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教授应北京大学陈波教授邀请，于2020年9月14日至10月29日以“哲学的方法”为主题做了十次线上学术讲演，并与国内二十余位中青年哲学家围绕“如何做哲学”进行密切交流与互动。讲演内容涉及：哲学与常识、哲学与分歧、哲学与澄清、哲学与思想实验、哲学与理论比较、哲学与逻辑、哲学与哲学史、哲学及其相邻学科、哲学与模型建构、哲学及其未来。
关键词：哲学；做哲学；蒂莫西·威廉姆森；哲学方法
受“北京大学海外名家讲学计划”资助，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教授的邀请和主持下，英国牛津大学威克汉姆逻辑学讲座教授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于2020年9月14日至10月29日以“哲学的方法”为主题做十次学术讲演。在第一讲开头，陈波对威廉姆森做了简要介绍：他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英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丹麦文理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曾分别担任英国亚里士多德学会和心灵学会会长，是当今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在元哲学与哲学方法论领域先后出版专著《哲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Blackwell，2007）和《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Oxford，2018；平装本《哲学方法》（Philosophical Method，Oxford，2020）被纳入“牛津通识读本”丛书］，引起学界广泛而持续的关注与讨论。他的哲学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总是能说出一些新的、不同的、原创的、有启发性的东西。他吸引了许多哲学同行的兴趣，并刺激他们去探索、研究、思考，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跟随他或与他辩论或彼此辩论。这样，他成为当代分析哲学的顶级哲学家之一。他创造了问题和话题，引领了分析哲学的风向和趋势，强烈地影响了当今的分析哲学家群体。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次系列讲演以在线形式进行。不过，网络传播的便利也使之与以往在本地进行的学术活动相比具有两个突出优势：第一，受众更加广泛。借助技术手段，讲演同时在网络平台直播、面向所有公众开放。据统计，每场实时在线参与者均超过千人，最多时达四千余人，并且还有许多人后续通过回放观看。听众不仅有哲学专业人士，还有对哲学方法论感兴趣的普通人士，由于讲演全程以英文进行，因此也不乏境外听众，讲演录像亦在威廉姆森的推特账号上播放。第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每场讲演都分别邀请一名与谈人和一名提问人与威廉姆森对话、甚至给出尖锐的评论及提问，因此共计汇聚二十余位来自北京、上海、成都、南京、武汉、厦门、太原、杭州、西安等地的中青年哲学家，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围绕讲演内容密切交流与互动，同时也给听众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鉴于系列讲演对国内元哲学与哲学方法论研究的启发作用，本文在此对十场讲演的基本情况和主题内容依次做概要介绍。
第一讲：哲学与常识（Philosophy and Common Sense），2020年9月14日，与谈人：北京大学塞巴斯蒂安·格雷夫（Sebastian Sunday Grève）助理教授，提问人：中国政法大学费多益教授
威廉姆森认为，哲学的起点是常识。常识由特定社会群体或人类特定历史时期普遍接受的知识、信念和思考方式组成。常识性信念有真有假，常识性知识都是真的。但是，拥有许多常识性知识和信念并不足以成为哲学家。威廉姆森认为，哲学还需要好奇心才能启动，好奇心是一种天然的求知欲，其驱使的问题往往很深奥或很笼统，足以成为科学问题或哲学问题的原型。哲学虽始于常识，但它与科学一样，并不止步于常识。事实上，常识与哲学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动，常识阻止某些哲学理论走向疯狂，而哲学也会纠正常识的错误。既然常识会出错，那么它如何能成为证据的来源呢？威廉姆森首先考虑了将表象作为证据的流行看法，但立即批评这种看法的动机不成立，因为我们的表象也是可错的，甚至包括常识在内的任何潜在的证据来源都能产生错误，因此，哲学应当放弃寻找不可错的证据来源。我们应该接受证据有时出错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应该集中精力、提高警惕，以便在错误出现时及时认出和纠正它们。
北京大学塞巴斯蒂安·格雷夫助理教授围绕下述四个主题评论和提问：“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常识；比较原始科学和原始哲学的结果；如何平衡好奇心和常识。威廉姆森给出了概括性的回应：“爱智慧”的词源学回答对于理解哲学本身没有帮助，“哲学”可能是与“知识”一样的初始概念，不能用更基本的术语定义，而作为学科的哲学与其他学科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连续体，追求清晰明确的哲学定义没有什么用处。常识之于哲学的重要性，其一是哲学工作不需要专门的知识，可以在普通人拥有的认知资源基础上进行，其二是在好奇心之外还需要某些常识才能在哲学上有所建树。不应假定常识与好奇心之间的冲突。
中国政法大学费多益教授提问：第一，常识的错误如何通过哲学纠正；第二，科学和哲学对常识的突破有何不同。威廉姆森认为，常识之所以会被推翻，因为哲学或科学本身有很强的证据基础，而这些证据基础最终又在某种程度上回到常识。这不是常识与自身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的获取常识的方法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常识被科学推翻与被哲学推翻之间，并没有根本的、深层次的差异。
第二讲：哲学与分歧（Philosophy and Disagreement），2020年9月17日，与谈人：北京大学展翼文博士，提问人：南京大学胡星铭副教授
根据第一讲的内容，既然常识就其本性而言被特定共同体所普遍接受，在哲学中也往往得到一致同意，那么哲学中的分歧有什么作用呢？威廉姆森认为，与他人之间的分歧有助于让我们认识到常识的局限性，激发我们为自己的信念寻找理由，从而打动尚未认同这些信念的人。争论在哲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与对话有关；而对话是传统上哲学写作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类哲学家以苏格拉底为代表（与之相对的，是以神秘格言作为哲学写作的主要形式，这类哲学家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争论通常是一项竞争性活动，以输赢来评价。但是，人们又很自然地认为，哲学作为一项社会性活动应该是合作性的，而非竞争性的。威廉姆森批评这种基于竞争/合作的反驳过于肤浅，哲学争论的确大多是竞争性活动，但通过争论所完成的哲学却是一项合作性事业，真正的问题在于竞争性的哲学争论如何寻求真理和知识。当争论双方仅仅旨在“争胜”，竞争与对抗会为哲学带来消极的影响，但如果它们能激励准确地找出错误与谬误，就会对“求真”起到积极的作用。威廉姆森例举了中世纪和现代的逻辑游戏，这些游戏既有赢家和输家，也有为了区分真理和错误而设计的规则，说明哲学的竞争性与哲学作为合作性探究的基本性质是完全兼容的。
北京大学展翼文博士认为，真正的对抗性争论不会是理论内分歧，争论双方都不会拥有支持自己的判决性证据，他对这样的分歧能有理性的争论并得到解决提出怀疑。威廉姆森认为，与其说“对抗性争论”和“非对抗性争论”是两种东西，不如说是一个连续体。在很多情况下，争论没有得到解决，不是因为双方都没有判决性证据，而是一方确实掌握了判决性证据，另一方拒绝承认。根据威廉姆森的证据观，相当多常识、日常知识都是反对怀疑论的判决性证据，意味着各种哲学怀疑论是错误的，但在实践中，反怀疑论者与怀疑论者的争论并不能由此得到解决。通过哲学争论得出的知识依赖于约定框架内的细节，直接得出的知识只是相对局部的知识。
南京大学胡星铭副教授提问：对某个哲学争论已有立场的人是否有资格成为裁判；如何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哲学共同体中将争论作为真理的向导。威廉姆森的回应是，哲学家确实很难公平地评价争论，这不仅是心理偏见问题，它还与什么是恰当的证据和很好的解释有关。哲学真理与非哲学真理之间很难划清界线，不过，哲学家确实知道很多哲学真理。虽然是否赢得争论并不能决定是否知道一些东西，但长远来看，争论是扩展和检验知识的一种方式。
第三讲：哲学与澄清（Philosophy and Clarification），2020年9月21日，与谈人：四川大学徐召清副教授，提问人：北京师范大学代海强助理教授
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形而上学遭遇最为严重的危机。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目标都是对世界做出非常概括的描述，但形而上学的扶手椅方法不能与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与测量方法相竞争，这促使一些哲学家对哲学的传统目标和方法进行反思和修正。二十世纪初，哲学内部发生“语言转向”，许多哲学家开始将哲学的目标视为对语言或思想的澄清、而非对现实的认识，哲学家的工作涉及概念分析、追踪概念联系以及概念工程。所谓“概念澄清”可以为哲学家摆脱无休止的争论提供一条出路，然而，其所依赖的“分析—综合”的区分遭到蒯因的猛烈批评。威廉姆森考虑了蒯因的批评并得出，同义性对于解释分析性而言是不必要的，因此蒯因通过拒绝同义性来拒绝分析性的论证是不成功的。但是威廉姆森认同蒯因的结论，上述“分析—综合”区分以及“概念”相关术语并没有合理的理论支持，因此，应当放弃作为澄清的哲学。最后，威廉姆森回到哲学的目标。“澄清概念”的目标与“获取知识”的目标形成对比，通常都说澄清概念是为了提供理解而非知识，但威廉姆森认为，理解和知识在日常语言用法上的差异并不足以解释它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同时，澄清也不是哲学所特有的。当澄清不是回应理论建构中的具体困难时，就会变得毫无生气，而最具启发性的澄清本身就涉及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归根结蒂，真正的澄清需要对现实的新认识。威廉姆森的结论是，哲学在原则上与其他科学一样都是理论建构的学科，其终极目标在于寻求知识。
四川大学徐召清副教授首先对本次讲演内容做了简短的总结，然后提出以下四个问题：对所谓哲学危机的最后看法，如何刻画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差异，分析—综合的其他区分方式，实在的知识是否需要理论构造。威廉姆森的回应是，他不认为哲学有危机，但由于哲学家对其所做的事缺乏自我理解，错误地将哲学看作澄清，导致哲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真正的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价值，而其他学科研究事实”是一种极不准确的说法，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并不存在清晰明确的分界。哲学显然关注高度普遍和抽象的理论问题，但这不是对哲学的定义。有信息性和无信息性的差异无助于对分析—综合的区分，不存在有信息的语句和无信息的语句的自然区分，它们的区分仅取决于说话者环境和认知状态。许多常识性知识并不依赖于理论构造，但要从抽象、普遍的哲学问题中获得知识，只能选择某种理论构造。
北京师范大学代海强助理教授围绕理解与知识的区分以及元哲学的出发点等提出了看法和疑问。威廉姆森的回应是，理解与知识之间以各种方式关联，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理解一个问题就是知道这个问题意味什么，这是一种命题知识；理解一个问题为何值得追问，就是在获取这个问题为何值得追问的知识；通过理解一个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关联，就是在获取问题之间关联的知识。对于一个无意义的问题而言，即使无法理解这个问题本身，也可以理解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东西，比如把它理解为无意义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知道它是无意义的问题。所以，理解与知识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关系。不存在完全中立的哲学法官，为了理解不同哲学观点的分歧，我们必须接受哲学训练，训练本身包含了某种观点的偏见。因此，更合适的做法是，让各种哲学观点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观点、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做哲学。哲学的这种情况与自然科学非常相似。
第四讲：哲学与思想实验（Philosophy and Thought Experiments），2020年9月24日，与谈人：北京大学李麒麟助理教授，提问人：北京大学王洪光博士
如果哲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那么实验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根据第一讲，所有科学知识都构成了哲学的证据基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理论受到实验证据的支持，哲学理论由此获得实验证据的间接支持。不过，哲学家自己也做实验，与自然科学家相比，哲学家更多的是做思想实验，而非真实实验。哲学家自古以来就做思想实验，这在古代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中很重要。在当代分析哲学中，思想实验更是一种对概括性陈述提出反例的标准方法。但是，威廉姆森认为哲学思想实验远不如许多捍卫者和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具有独特之处。首先，从思想实验的认识论考虑。思想实验包括考虑假设性例子以及通过想象得出初始假设的后承。这种对想象的认知运用并不是哲学所特有的：通过可能的情境思考是人类最基本的思考方法，是日常决策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其次，从实验哲学考虑。实验哲学中曾经占主流的“消极计划”倾向于用一种神秘的直觉能力来描述思想实验，由此得出对所谓“扶手椅哲学”的拒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心理学意义上不经有意识反思而做出的直觉判断存在于所有人类认知中，也就是说，依靠直觉判断并不是一种独特的方法。同时，“消极计划”有可能滑向对未经反思的判断的一般批评，而反思性判断的个别步骤依赖于未经反思的判断，因此，“消极计划”有可能间接成为对所有判断的批评，从而变成怀疑主义。普遍的怀疑论者对科学构成威胁，这使得出身于自然主义的实验哲学是自我挫败的。威廉姆森认为，失败了的“消极计划”却可能包含了真正的见解，即哲学上对思想实验的使用涉及一种素朴的证伪主义，具有错误脆弱性（error-fragility）。不过对思想实验而言，最严重的错误是由于人类普遍认知能力或多或少存在缺陷而引起的，该缺陷可能导致对思想实验的错误判断达成共识。
北京大学李麒麟助理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哲学中思想实验的典型案例，然后通过物理学中的迈克耳孙—莫雷实验（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例示说明威廉姆森关于思想实验的理论作为一种统合性理论所具有的优势，最后提了两组问题：对讲演中实验哲学相关论述的澄清；思想实验在哲学和科学的理论建构中扮演的理论角色。威廉姆森首先肯定了对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的讨论，他认为想象力在大量真实的科学实验中评估条件句时也发挥了作用，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普通人都支持某个理论，也不意味这个理论是成立的。无论在道德哲学领域，还是认识论、行动哲学、因果等领域，都有这样的问题，虽然实验哲学家通常是自然主义者，但自然主义者更容易把普遍接受的信念看作真的，因此他们很难取消真理与共识之间的差异。思想实验数据库对认识论语境主义的支持只是对反例的另一种运用。
北京大学王洪光博士提问，为何不在“发现语境”中评价想象及思想实验的作用，以及如何区分思想实验和纯粹的想象型推理。威廉姆森的回应是，把发现语境看作心理学的，而把证成语境看作逻辑的，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证成语境也有心理学维度，所有的推理过程都会在心理学范围内得到例示。我们经常在一个思想过程中获得一个想法，这本身也是理性的。因此，心理与理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类的理性不得不以心理学方式得到实现。威廉姆森并没有在思想实验和假设性思维之间做出重要区分，他认为两者只是复杂程度的区分，与思想实验相关的只是对条件句后件的判断。
第五讲：哲学与理论比较（Philosophy and Theory Comparison），2020年9月28日，与谈人：北京大学亚瑟·施佩尔（Arthur Schipper）助理教授，提问人：华东师范大学徐竹副教授
第四讲谈到对思想实验的错误判断可能来自于无意识的、人类天生固有的启发法，这是一种做出判断的快捷方法，它在正常条件下是可靠的，但是并非百分百可靠。一个领域内公认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该领域启发法中的错误，因此哲学中公认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哲学中启发法的错误。那么，如何检验与评估一个哲学理论呢？在第一讲中，威廉姆森谈到哲学家需要用理论来回答好奇心驱使的基本问题。因此，要检验与评估一个理论，最自然的方法是将其与同一问题的其他回答进行比较。理论比较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信息强度、其与证据的一致性和解释证据的能力以及审美标准：简单性和优雅性。威廉姆森将溯因方法看作具有上述优点的最佳组合。尽管溯因是一种非演绎推论，但它是自然科学中通常推导理论的方式。溯因还被用于在逻辑和数学中选择合适的公理或第一原理，对逻辑和数学而言，最相关的证据不是经验性的。因此，威廉姆森认为，在哲学中使用溯因与在科学中使用溯因一样合法，并且哲学也不必被迫成为一门实验科学，不必使用实验、观察、测量等经验方法为溯因推理提供证据基础。任何先前的知识都可以成为证据来源，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收集的证据，也包括非经验探究（比如思想实验）所获得的任何知识。
北京大学亚瑟·施佩尔助理教授围绕四个论题给出了一系列评论和提问：威廉姆森的“理论”概念及其如何看待非解释性理论；如何看待所谓的“反理论”；威廉姆森的“溯因范式”；审美标准的最终依据以及归纳法。威廉姆森对以上做了选择性回答。他首先以真理减缩论和唯名论为例，说明这些所谓的“非解释性理论”实际上都有在做解释性的工作，它们明显具有溯因的优点：解释性和简单性。哲学和自然科学中有很多实际遵循溯因方法行事，但没有声称自己在使用溯因的情况。最后关于归纳和溯因的关系，威廉姆森认为，我们不是基于归纳的理由而接受溯因，但归纳证据会对溯因有利。溯因很可能是我们固有的东西，但这一点不会被用作溯因的证成。
华东师范大学徐竹副教授提了两个问题：（1）一个解释了证据的理论是否更有可能被证据所证成。似乎证据对理论的证成应该以真理为目标，理论对证据的解释力则通过理解评估。（2）溯因的审美标准是否可以理解为与探究的真理目标有关。威廉姆森的回应是，第一个问题关于真理与理解之间的对比，但他不认同有些探究的目标在于理解而非真理。真理和理解之间不存在对立，没有不关心真理的理解。关于第二个问题，威廉姆森不认为他的溯因与彼得·利普顿的最佳解释推理有实质的分歧，他在讲演中没有像利普顿那样阐述可爱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认为审美标准与真理目标无关，只是因为讲演的时间所限。他最后提示了范·弗拉森等人的概率方法论与溯因方法论的某种可能的结合。
第六讲：哲学与逻辑（Philosophy and Logic），2020年10月12日，与谈人：华东师范大学张留华教授，提问人：华中科技大学徐敏副教授
关于哲学论证的描述往往建议一种演绎的方法论，然而这种描述毫无用处，因为它既没有告诉我们演绎的前提是如何得到的，也没有告诉我们推论的演绎规则是如何获得的。本讲中，威廉姆森解释了演绎逻辑如何适用于一个整体上的溯因方法论。为了解决无穷后退问题，威廉姆森提出一个演绎的哲学论证的前提受到其溯因论证的支持。溯因是一种非演绎的论证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需要演绎，因为一个哲学理论的后承往往通过演绎的手段得出，这些后承对于其理论而言，必须通过溯因评估。威廉姆森考虑了对溯因的几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怀疑溯因面临与演绎同样的无穷后退问题，即溯因论证的前提如何获得非溯因的支持？威廉姆森的答复是，实际上，对于相同结论而言，溯因论证的前提比演绎论证的弱得多，因此很容易找到其目标听众接受的前提。另一个挑战是，如果论证的对手拒绝溯因方法怎么办？威廉姆森分析了几种“拒绝”的情况。一些拒绝溯因的哲学家通过以其他方式（如贝叶斯概率）合理化特定的溯因论证，最终接受这些论证。而那些系统地拒绝溯因论证却又不提供任何非演绎论证的替代选项的人，可能几乎是拒绝理性论证了，不值得与之争论。还有人原则上声称接受理性的非演绎论证，但实际上通常拒绝所遭遇的特定理性论证，那么仍然不值得与其争论。最后一些人可能把自己置于无可救药的境地，他们拒绝接受回答哲学问题所需要的那种认知。对溯因的拒斥使一些人不但远离哲学，还远离了自然科学。最后，威廉姆森考虑了演绎在哲学中受到的另一个挑战。许多逻辑原则在哲学上是有争议的，逻辑在哲学上并不中立，这与人们认为逻辑作为实质分歧的中立裁判者的假设相反。事实上，几乎每个重要的逻辑原则都受到哲学家基于形而上学、认识论或科学理由的挑战。威廉姆森的结论是，逻辑是哲学的一部分，它构成了形而上学理论的核心，而一整套理论方案的逻辑部分最好通过溯因来评估。
华东师范大学张留华教授比较了威廉姆森和皮尔士关于常识和溯因这两个主题的相似和差异，围绕逻辑与溯因的关系、溯因和演绎的对比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疑问。威廉姆森的回应是，形式系统的逻辑与自然语言的逻辑之间并没有很大不同，或许形式语言比自然语言的表达更适合系统的理论化工作，但自然语言足以胜任了，他不反对用形式语言给逻辑理论一个典范的表达，比如刻画某种“溯因逻辑”，但目前还没有足够有趣的相关形式结构。演绎中的前提被当作假设，而溯因中的前提被当作已经认可的信念或证据，以上对比不是演绎和溯因的根本区别。演绎和溯因中都可以做出哈曼式的推论和论证的区分。“反思均衡”与内在融贯性有关，与必须为真的证据无关，因此不可以用“反思均衡”来描述溯因。
华中科技大学徐敏副教授关于演绎证成的无穷倒退、“溯因+演绎”的混合模型、最佳解释推理与溯因的关系等论题提问。威廉姆森认为，演绎的无穷后退原则上不一定是恶性的。哲学争论中用演绎的方式争辩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争论没有共同的前提，因此更有成效的是用更接近于为有争议的哲学立场实际提供支持的方式来论证，这种支持通常不被认为是演绎，而更像是溯因。威廉姆森并不提倡“溯因+演绎”的观点，他首选完全的溯因概念，而归纳可以纳入溯因。有些皮尔士学者想要强调最佳解释推理与溯因不同，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有说服力的说明。
第七讲：哲学与哲学史（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2020年10月15日，与谈人：北京大学南星助理教授，提问人：上海大学刘小涛教授
尽管在第一讲中提到，许多哲学问题受好奇心的驱动，但是大多数问题都不是关于历史的。但在黑格尔的启发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在威廉姆森看来，这种观点与过去许多伟大哲学家的工作不符，与今天的许多哲学活动也不相称。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与自然科学家提出的问题一样，通常是非历史性的。然而，哲学家确实通常比自然科学家更多地与其前辈互动，不仅与其直接前辈互动，而且还与许多个世纪以前的前辈互动。在所有哲学传统中，哲学史拓宽了我们对可能的哲学观点的认识，它还为我们提供对这些观点的追踪记录：遇到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哲学史有助于我们评估哲学观点和问题的前景。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伟大的哲学作品当作人类成就的丰碑去欣赏。威廉姆森将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关系特别放进以下两个问题：（a）哲学对哲学史有何贡献？（b）哲学史对哲学有何贡献？而它们通过如下两个问题得到澄清：（a*）要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史家，必须成为一个多好的哲学家？（b*）要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必须成为一个多好的哲学史家？最后的结论是，研究哲学史本身是有价值的，但它不是最优先考虑的，因为不同的哲学分支已经发展出各自的独特技能和智力资源。当我们觉得哲学的某个部分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时，可能会转向哲学史，我们需要回到过去，然后才能前进。然而，在推动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进行与直接前辈和同时代人的工作互动，而且这也是应该做的。
北京大学南星助理教授解释了哲学史在中国、欧洲乃至当今的学术体系中的重要性，辩护了哲学史对哲学本身的文化功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批判性的哲学史研究可以对原创的哲学研究作出实质贡献。威廉姆森认为，人文学科涵盖了很多方面，以语言学为例，它主要并不涉及语言学史，而是涉及对当代语法学、语义学、语音学等理论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将哲学与语言学比较，也可以得出哲学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人文学科。而将哲学与文学比较，最大的差别在于哲学求真。哲学的文化功能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同，比如应用伦理学对各种现实决策的伦理问题的评估，涉及哲学的文化功能，但它与哲学史无关。通过对很久之前的哲学家的批判性研究来研究哲学，并不是思考哲学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人们都倾向于从自身立场上最能理解的方式探讨问题，但回到哲学史并不是普遍认为正确的做法。
上海大学刘小涛教授提问，主张哲学史对哲学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弱历史主义立场是否有可疑之处，以及如何回应针对分析哲学家忘记观念和原则的历史源头与历史语境的指责。威廉姆森的回应是，弱历史主义未必在比如数学中受到真正的冲击，要成为一个有专业能力的数学家，也必须了解数学史，目前为止有哪些被证明的东西。在这点上，哲学与数学没有什么不同，哲学逻辑可能是哲学中最接近数学的部分，一个在这方面做了很多重要工作但对哲学史一无所知的人，会让人觉得他的视野中缺失了一些东西。分析哲学的非历史特征主要是一个程度问题，因为不了解它的历史就无法很好地研究它。当我们思考哲学的源头时，并不是指分析哲学从何处来，是指任何一种哲学从何处来。我认为哲学来自好奇，它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特征。如果淡化元哲学与方法论主张中所要求的哲学史内容，那么弱历史主义就是真的，因为任何形式的研究从根本上都涉及关于研究进展的知识。对过去的纯粹无知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第八讲：哲学及其相邻学科（Philosophy and Its Neighbours），2020年10月19日，与谈人：首都师范大学叶峰教授，提问人：山西大学梅剑华教授
本次系列讲演中，威廉姆森提出一种观点：哲学没有清晰的边界，在目标和方法上与其他科学类似。在“哲学是否有进步”的问题上，威廉姆森也与前面保持一致。他认为，哲学以与科学相似的方式取得进步。强调这个结论的一种方法是理解哲学如何与其他领域接壤、重叠和互动。在自然科学中，理论科学家在某些方面更像哲学家，而非实验科学家。物理学哲学与理论物理学汇合，生物学哲学与理论生物学汇合，心灵哲学与理论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汇合，语言哲学与理论语言学汇合；物理学和形而上学都研究空间和时间的本质，决策理论是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混合体，历史是政治哲学理论的天然试验场。哲学可以从哪些领域取得证据，原则上并没有限制。哲学对其他领域也做出很多贡献。例如，哲学家将伦理学反思带入社会科学的争论中；语义学和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其理论框架大多来自语言哲学家的工作。但是，只有当哲学家保留其独特的哲学技能，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其他学科工作时，他们的贡献才是最大的。
首都师范大学叶峰教授认同哲学和科学在最重要方面的相似性，进而提出将其推向极端的三个问题，即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心灵的某些方面是否会抗拒科学的方法，以及是否应该承认哲学家只是在做科学。威廉姆森的回应是，哲学是科学的一部分，但不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数学也是一门科学，但它也不是自然科学，因此，有必要澄清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至于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哲学能回答，那么在“哲学是科学的一部分”的意义上，哲学问题科学也能回答。但哲学中有自然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哲学逻辑、物理主义、各种语义理论中的问题。认知科学等自然科学可能不是最好的探索心智的某些方面的方法，认知科学通常更感兴趣“心智有何独特之处”这样的问题，但不关心像“如何才能拥有心智”这样的更普遍的问题。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回答认识论问题，但并不是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哲学与数学一样更多地依赖思考，而不是实验。
山西大学梅剑华教授提问：如何理解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认知科学对形而上学的贡献，心理学家能从心灵哲学中学到什么。威廉姆森认为，认知科学能告诉我们的主要是所谓的“大众形而上学”（folk metaphysics），即最普通的世界观，是心理上的思维框架。必须区分形而上学与大众形而上学，就如必须区分物理学与大众物理学。形而上学与世界的本质有关，认知科学可以给我们更大的自我理解，它与处理形而上学问题有关，但其本身不能给我们形而上学问题的答案。长远来看，哲学对于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会有很大贡献，但哲学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北京大学陈波教授追问，如何评价发生在十九世纪以致延续到当代的逻辑学和哲学中的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之争。威廉姆森表示他很同情弗雷格和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将逻辑和数学问题与心理学问题混淆是非常糟糕的错误。即使哲学与心理学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心理主义仍然是一种谬误。
第九讲：哲学与模型建构（Philosophy and Models），2020年10月22日，与谈人：北京大学王彦晶副教授，提问人：厦门大学郑伟平教授
第八讲中，威廉姆森介绍了哲学与许多进步学科的接壤、重叠和互动情况，使得“哲学也在进步”的观点相当合理。然而，在许多科学中仍有未被充分认识的进步形式，而这也是哲学中未被充分认识的进步形式。当代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建立所研究现象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往往通过把握一些关键性特征来阐明现象，同时又忽略很多相关变量来达到极大的简化。这些模型与纷乱复杂的现象本身不同，可以对它们进行严格的数学研究。威廉姆森认为，虽然模型建构很少被认为是哲学的方法，但它非常适合哲学所关注的人类现象的复杂性。事实上，哲学的一些分支，例如，认识论、语言哲学、道德和政治哲学中比较形式的那部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模型建构的方法。在一个以模型建构为方法的科学中，进步并不在于发现新的普遍自然规律，而在于为所研究的现象建立更好的模型。之所以哲学给人的印象是“没有进步”（威廉姆森在第八讲中所反驳的观点），或者与自然科学相比进步不大，原因之一是所谓的“进步”曾被误认为是发现普遍规律。而当哲学一旦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关于模型建构的探究，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最后，威廉姆森建议，在哲学中正确使用模型是一项技能，它需要关于此方法丰富的经验以及对当下案例的良好判断，不能仅仅通过机械地运用公式来实现。而且，真正的科学就是这样，哲学家不必以严谨的名义对模型建构的方法感到不安。
北京大学王彦晶副教授首先表明对模型建构作为哲学进步的一个进路的认同，随后对本场讲演的主要内容做了简要的说明与总结，最后就以下几个主题提了可供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模型的评估、模型的形式性、理论与模型的关系，以及模型建构方法与实验哲学和其他做哲学方法的对比等。威廉姆森的回应是，他最近思考如何令模型建构方法更为稳健、轻微的变化不会使其预测失效，他发现与研究个别模型相比，在模型上加以约束条件、证明任何满足条件的模型都具有想要的特征的策略更令人满意。尽管有些模型不是形式化的，但形式性对模型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它赋予模型独立性。很多哲学理论都没有受到形式性的约束。一个表述足够精确、主张足够有力，可以用逻辑或数学的方式从中推导后承的理论可以看作一个模型。实验哲学是用科学方法处理心理学问题或者社会学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哲学问题。模型建构是比实验哲学更加科学的方法，而实验哲学与科学之间只有十分间接的关系。并非所有哲学领域都可以进行模型建构，不过要经过更努力的尝试才能更自信地说出这一点。
厦门大学郑伟平教授围绕模型的评价提出各种角度的考虑和疑问，涉及模型的复杂性、审美侵入、模型评价的语境、模型建构方法与波普尔的猜想—反驳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模型相对于诗歌等理解方式的优点等。威廉姆森认为，并非模型越复杂越好，事实上应该让模型尽可能简单。审美侵入与审美标准的作用有关，后者在认知中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对同一个模型而言，不同的建模对象和评价时间都会对其评价产生影响。在模型建构方法中，更好的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真理，这与波普尔的逼真性思想类似，但是在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方法和逼真性思想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紧张关系。相比于诗歌，模型的优点在于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自由探索，并且比诗歌等艺术作品能更检验现实。
第十讲：哲学及其未来（Philosophy and Its Future），2020年10月29日，与谈人：山西大学江怡教授，提问人：浙江大学李忠伟教授
哲学的发展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力导致的内部发展不可预测。威廉姆森通过回顾分析哲学的历史和殖民主义对全球哲学的影响，说明了外力对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随着不同传统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哲学的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国际化。由于科学具有高度的国际性、分析哲学的科学性和部分领域的形式特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哲学最明显的趋势之一就是分析哲学的传播。但哲学也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危险。比如，分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以及应用伦理学在许多国家有蓬勃发展的机会，因为它们具有独特的能力和意愿，可以清晰、直接地谈论价值问题，但是该特征也使其更具争议性，容易受到宗教或政治压力的影响。反分析的流行哲学也会继续存在，给人们更容易、更便宜的满足，只告诉人们他们想听的东西；那些对方法论的严格要求不耐烦的哲学家，构成了对哲学的内部威胁。此外，在全球化的、科学的哲学（通常是用英语写作）和本土化的哲学（通常是用当地语言写作）之间很容易产生张力，后者可能会更偏向历史或文学的风格并且很可能将分析哲学视作一种威胁。对于西方哲学中最近对“他者”哲学兴趣越来越大的趋势，威廉姆森认为，这在文化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并不奇怪，但有时结果是这些哲学的异域性和“他者”性远不如学者所介绍的那样。因此，我们不应该事先假定其内容与分析哲学格格不入，它们最终可能都植根于人类天生共有的认知能力。面对各种知识界的潮流，威廉姆森更偏向一种保守的态度。他认为我们不应期望哲学变化太快，所有知识传统中都存在着强大的惯性力量。他建议我们，对于哲学面临的各种内外考验，长远来看最佳策略是不降低做哲学的高标准。最后，作为本场讲演及系列讲演的结束语，威廉姆森谈到哲学在中国的未来：“从长远来看，中国有能力成为思想的净输出国。这就需要在年轻人中鼓励创新和创造力。长江后浪推前浪！”
山西大学江怡教授强调内因是哲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哲学来源于中国学者试图区分传统儒学与西方哲学的自我意识，西方哲学是在中国学者积极主动的努力下引入中国，此外还介绍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汉语哲学。威廉姆森表示，内外因的区分在实践中很难做出，文化背景对哲学的干预有时很明显，因此需要更微妙的方式来讨论内外因的特征。他完全认同西方哲学引入中国是中国哲学家积极行动的结果。分析哲学与英语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原则上，用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做分析哲学；仅仅从技术上讲，任何语言也都需要做出某些调整以适应分析哲学。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修辞传统，而其中一些传统更适合分析哲学。
浙江大学李忠伟教授的提问涉及实验哲学在未来哲学中的作用、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对哲学方法和哲学教育方法的影响、对哲学的未来及下次哲学革命的预测等。威廉姆森的回答是，实验哲学并没有提供哲学问题的答案，因此不能成为哲学的主要趋势，但人们并不会停止做所谓的实验哲学，它将成为哲学家与心理学家共同合作的认知科学的一部分。像哲学中的“缸中之脑”等例子，其实完全通过想象力就可以参与，虚拟现实技术未必会带来额外的哲学价值。威廉姆森认为，在哲学中更有潜力的技术是计算机模拟，它与模型建构方法论相关。最后，哲学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因此必须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在第十场讲演之后，陈波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感谢威廉姆森教授以及各位与谈人和提问人对系列讲演所做出的贡献，感谢所有听众在这两个月以来的关注和参与，还特别诚挚感谢学术志网站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在当下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系列讲演的所有参与者无疑共同达成了一次重要的哲学事件。最后，陈波教授强调了两个区分。他首先区分了高校作为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双重属性，分别对应了其“传承知识与文明”以及“生产知识与思想”的双重任务。借着这个思路，哲学也有“学哲学”和“做哲学”之分，前者主要与阅读经典文本、分析、阐释、理解、重构和哲学史等关键词相联，而后者与直面当下的社会及其情境、提出新问题或对旧问题的新探索、独立且具创意的思考、论证、对话、争论、分歧、挑战、想象、给出新观念和新理论等关键词相联。显然，做哲学必须要学哲学，但是学哲学并不自动意味着做哲学。陈波教授希望所有听众能够对如何做哲学有自己的思考，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偏好，尽其所能对哲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威廉姆森教授之前应陈波教授邀请，曾于2009年和2016年两度访问中国，先后在北京、太原、重庆、上海、广州等地高校讲学；2016年10月16日和17日，北京大学召开了“威廉姆森：逻辑与哲学”国际研讨会，这两次访问均对国内哲学界产生了重要且积极的影响。相信本次系列讲演有助于中国哲学学者，乃至对哲学有兴趣的公众提升对元哲学与哲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认识，尤其对哲学学生和青年哲学家产生更为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哲学的方法”系列讲演的全部文稿，包括评论、提问和答复，会被整理和翻译为中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书名为《哲学的方法：蒂莫西·威廉姆森北大讲演录》。威廉姆森教授和陈波教授分别为此书撰写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