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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辉:从不在地主到不在农民:农民居住格局的转变与城乡互惠关系中的乡村振兴

更新时间:2022-07-04 23:50:52
作者: 黄志辉  

   【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由于不在地主群体的出现和农村地权的外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之间的金融危机。这一历史经验为当下解决不在农民问题提供了镜鉴。近年来,我国县城商品房销售面积的普遍性增长与不在农民群体的不断涌现,是两个同步的社会经济现象,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城乡居住格局的变迁,表现出在地化、乡镇化、县市化、多栖化等四种居住特征。不在农民面临的房产金融压力与正在形成的新型社会结构,要求建立具有“城乡间性”的产业体系、就业体系与治理体系,将以城市消极汲取为特征的房地产金融关系,转变为具有积极互惠意义的城乡金融关系。如果城乡发展是一种具有互惠意义的发展,那么不在农民群体的居住多样性,就容易转化为城乡间的开放性与主动性,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积极因素。

   【关键词】 不在地主,不在农民,多栖农民,城乡金融关系,乡村振兴

  

   一、 引言

  

   在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的同时,农民大规模离村,空心空巢村落大量出现。一些研究者产生了“谁来振兴乡村”“没有人如何振兴乡村”“振兴什么样的乡村”的忧虑 ,并列出了一系列呼唤农民主体回归乡村的方案。①然而,乡村并非孤立的乡村,社会体系变迁、农村人口流动的缘由以及居住体系的分布形态极为多样。如果只是一头扎进村落,而不从具体的城乡关系转型新语境中寻找症结,就容易陷入“头痛医头”的窘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均十分强调“城乡融合”的总体性愿景,因此“城乡关系”不失为这两大战略共同推进的“棋眼”。我们只有在城乡一体的视野之下,去审视农民的具体生活、居住、就业特性,才能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视野下理出乡村振兴的具体思路。在笔者看来,城乡金融关系与农民居住体系是这一“棋眼”的关键着力点。

  

   城乡间以土地、商品、房产、劳动力以及支付体系为媒介而形成的各种关系,构成了城乡金融关系的具体社会经济维度。所谓城乡金融关系,是指围绕资本投入、资金支付转移、劳动力与商品流动等要素,形成的金融资金分配、汲取、投放或依存等类型的城乡关系。一直以来,城市在城乡金融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针对乡村形成了投放或汲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金融关系。对乡村振兴来说,城市对乡村的金融投放是一种积极举措,体现为通过银行贷款、就业扶助、小额放款等金融财政工具来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而金融汲取体现为通过房产按揭、电子支付、电商消费等现代金融经营手段来汲取农民收入的经济行为。经济学者一般从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规模出发,考察城乡金融关系是否均衡,但较少通过社会人口分布、衣食住行的日常转变与城乡金融之间的具体关系来考察。近代城乡发展的经验表明,当土地、房屋这样的市场化要素成为金融媒介并具备金融属性以后,城市对乡村的金融汲取方式会发生巨变。

  

   不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都需要关注隐藏在各种振兴方案背后的城乡金融支配关系。本文从房屋、土地等与金融有关的具体市场元素出发,讨论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主群体和当下的流动性农民群体,如何在城乡金融关系的变迁中发生“在”与“不在”的居住体系的转变。本文尤其关注当代城乡金融关系视野下“不在农民”的居住格局,这是实现乡村振兴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在八十多年前的乡村建设运动时期,农村面临的不是农民是否“在”村落居住的问题,而是地主是否“在”的问题。借用农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术语,那时的城乡之间普遍出现了“不在地主”的现象。所谓不在地主,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乡村地区大量迁往城镇居住的地主。不在地主云集城镇,他们没有了以往乡村道德的束缚,形成对乡村地权的远距离控制,导致农村地权不断外流。不在地主群体坐收土地金融租利,从而形成单向度的城乡汲取关系。总之,城乡间以土地为核心的金融关系是不在地主时期城乡关系的轴心。乡建学派的知识分子在实践过程中多少忽略了城乡金融关系,以孤悬乡村的方式推进乡村建设运动,从而只是将乡村本身问题化,不易在乡村之外找到症结。本文将展示经典文献对不在地主的分析,并借鉴那些重视城乡金融关系的乡村重建方案,尝试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面对数以亿计的不在农民群体,其背后同样存在城乡金融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不断地从乡村社会出来,到城镇务工、居住,或外出返乡后就近在城镇购房或置地建房,形成大规模不在农民群体。不在农民即长期不在家乡工作和生活的农民,他们离土离乡,导致乡村社会空心化、空巢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的候鸟式迁移不同,不在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城镇购置房产,逐渐成为背负房产借贷压力的“多栖农民”(即在村落、乡镇、县城以及其他地方拥有两处及以上的居住地)。关键的是,新时期的农民在乡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必须外出工作获得收入,以缓解城镇中的房产借贷压力,所以他们难以全面返回农村。

  

   不在地主与不在农民在不同时代的出现,提醒我们应该超越就乡村而谈乡村,并搁置城乡一体化的泛谈与空论,在历史与现实的具体情境中去追问,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城乡金融关系以两次截然不同的方式支配了农民群体?如何消弭这种单向度的支配?笔者力求通过梳理与不在地主相关的文献及其发生学过程,为当下的乡村振兴实践提供镜鉴。本文借助统计年鉴数据,从宏观上比较近年来全国不同区域或城市的商品房销售大潮及其背后不在农民现象的意涵;同时,在微观层面以我国中部地区的一村、一镇、一县城为例,分析目前城镇房产借贷压力下的不在农民群体及其城乡居住特性。

  

   二、 不在地主时代的土地金融与乡土重建

  

   城镇不在地主现象既是深入分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金融关系的前提,也是理解乡村建设运动为何身陷囹圄,整体上难以推进的关键。在中国城镇史中,不在地主群体并不鲜见,到了民国中后期开始显著增加。

  

   傅衣凌发现,明朝中后期,由于自发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南地区城镇的繁荣,乡村地主开始迁往城镇;不过在明清之际,中国城市中的主要地主群体还不是这种迁移性地主,仍以皇族、缙绅、商人等身份性地主为多。②但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是经济相对封闭的区域,地主从乡村迁往城市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③珀金斯(Dwight Perkins)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推算出在北方八省37个村的乡村地权中,有过半的地权不在当地村庄之内 。④1935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鄂、皖、赣三省41个县的农村调查显示,不在地主所占地权的比例高达80%。⑤黄宗智根据“满铁”调查数据以及费孝通的民族志资料,发现华北平原和长三角地区的一些村庄根本没有地主,地主主要居住在城镇。⑥在华南地区,不在地主现象更为常见。陈翰笙发现广东省番禺县超过75%的耕地是租地,城乡间地权分配的差异非常大。⑦迁往城镇居住的不在地主群体掌握了农村的地骨即土地所有权,意味着与土地有关的使用权收益汇集成土地资金流向城镇。

  

   不在地主现象,几乎同步于梁漱溟、晏阳初、董时进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土地金融现象,实际上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它意味着土地所在地与地权所有者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直接体现为乡村地权向城镇快速流动,并导致城镇对乡村的地权控制,传统的城乡关系进入地权金融的新型支配时代。更为关键的是,当不在地主交易、典当、质押农村地权时,原先较为具体的村内土地租佃关系,就转变为极为抽象的村外土地金融关系。也就是说,具有实体道义的农业社会经济转变为形式主义的理性计算经济。城镇地主集团的食利本性导致了一系列乡村危机,他们通过控制城乡金融、工商与借贷系统,间接控制地权,抽空乡村的相对独立性,间接导致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被破坏,农民的命脉卷入更大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从而使乡村被外部金融体系所控制。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多少是因为忽略了这种具有支配性意味的城乡土地金融关系,而将乡村建设独立于城镇与世界经济体系,单单针对农民群体展开孤立性建设。

  

   费孝通、托尼(R. H. Tawney)等人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稍有不同。他们立足于对不在地主集团的系统考察,希望从整体上认识城乡关系。托尼发现中国的城镇地主偏好对城郊土地进行金融投资,从而使得地主与农民的传统租佃关系转化为冷冰的金融关系。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一书中,托尼指出:“中国的资本却并不拿来用之于农业改良,反而是在上海转用于土地价格投机。”⑧因此,农村与农业的发展比以往更面临资金投入与金融短缺的问题。不在地主的土地投机行为使得小农更为直接地暴露在资本面前,成为资本渔猎利息的对象。在许多临近城市的乡村中,农民的生存道义被破坏,20世纪初的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1940年前后,费孝通在托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乡村重建方案。《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与《乡土重建》三本书,回应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托尼关心的不在地主现象⑨。费孝通在开弦弓村收集的调查资料显示,该村约有三分之二的田底权被城镇地主所占有。“田底所有权仅仅表明对地租的一种权利,这种所有权可以像买卖债券和股票那样在市场上出售……由于城里土地(即田底)市场的交易自由,地主和他们占有的土地之间的个人关系缩减到最小的程度。大多数不在地主对于土地的位置、土地上种的庄稼,甚至对于交租的人都一无所知。他们的唯一兴趣就是租金本身。”⑩传统乡村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可视关系,变成了不在地主群体与农民阶层之间远距离的“不可视关系”11或“无相支配”12,实体的道义关系迈向了形式主义的支配逻辑。这意味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全面进入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社会的土地经济阀门被打开,从而让小农面向更广大的资本市场。

  

   在这样的城乡土地金融关系背景下,费孝通提出了他的乡土重建方案。费孝通认为要重建中国的乡土社会,首先应该重建城镇,规避以往不在地主靠地租生活的方式,使他们“从消费集团成为生产社区,使市镇的居民能在地租和利息之外找到更合理,更稳定的收入”。13也就是说,要改变不在地主对农民的抽象汲取关系,并将此种单向汲取关系导向更为具象的、积极的互惠金融关系,以城带乡,促进乡村就业与生产。与此同时,在乡土社会中建立能够组织资金借贷、农工生产、消费分配等重建工作的合作社。这些倡导不仅是为了筹措资金开展农业生产,而且是希望建立分散的乡土工业,重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全面互助关系。此外,国家必须推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鼓励知识分子和乡绅贤能重返乡土,恢复传统“双轨政治”的良性机能。总之,转变城乡间的金融支配关系,恢复乡村与农民的主体性,是费孝通、托尼等人推动乡土重建的关键一招。

  

   三、不在农民时代的城居趋势与房产金融

  

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了土地革命与集体化的乡村,已无不在地主。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结构逐渐松动。随着改革逐步深化,农民大规模涌向都市与城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统计公报,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农民工总量为2925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7172万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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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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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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