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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把哲学当作动词——敬答“做中国哲学”工作坊上的朋友们

更新时间:2022-07-04 23:35:00
作者: 陈少明 (进入专栏)  

   在《“做中国哲学”再思考》(《哲学动态》2019年第9期)一文中,我尝试对论题的由来及我本人的思考,作一个初步的概述。感谢这个工作坊,在得到朋友们的鼓励之余,让我有缘直接面对更具体的问题。虽然这些提问不完全是针对我本人,而且很多重要问题,朋友们也没有期待我能够解决。但是,这给我进一步反思问题的机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讨论的延续。感谢大家花时间帮我改进工作。下面的问题取自会议纪要、听会笔记,还有大家的书面发言稿。为了使论述略有整体感,下面的回答采取综合讨论而非按程序具体答辩的方式,在提及发言人时直接使用姓名,略去敬称。

  

   一、定位

  

   定位是个大问题,也是我的一种概括。哲学的定位通常相对于其它知识领域(如科学或者史学)而言。“中国哲学”的定位则涉及它的文化价值取向,大而化之的说法,就是在古今中西坐标中找位置的问题。关于它的最通俗的说法,就是酒与瓶的关系。这本是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对冯的评论,意指冯氏用现代哲学(新实在论)的形式,表达传统(宋明理学)的思想内容,且有“宜系统而多新解”的效果。这与冯本身“旧瓶装新酒”的说法刚好相反。有意思的是,针对这个问题,这次的评论刚好呈现类似的对比。一种是陈立胜提出的:“旧瓶装新酒,将传统中国哲学中的命题如心外无物、吾丧我等等予以重新解释,这种‘老命题,新意义’的做法,既照顾到传统中国哲学已有的解释,同时又对相关的西方哲学解决此类问题的路径了如指掌。‘新意义’的创发是建立在对中西深厚传统底蕴通透理解的基础上,能够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与前人思想不同之所在。”而吴飞认为,以“‘旧瓶装新酒’和‘新瓶装旧酒’而言,陈少明教授可能更近于后者”。我以为,这是比喻的角度不同,如果把传统命题当思想传达的形式而把意义引伸到当代问题上来,立胜的说法合乎逻辑。但是,如果把中国哲学当作一个整体,则哲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一种形式,而其表达的文化经验或精神取向,便是思想内容。我也接受吴飞的评论。这个对比涉及两个并行不悖的问题,一个是在知识表述上更哲学,一个是在精神视野上更中国。但陈建洪就此追问:“如果说即便古代中国学术没有哲学,我们仍然可以以哲学的方式创作它,这就意味着要创作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哲学方式?”这是以“如果”开头的让步状语,针对否认中国学术有哲学者而言。但是,不管承认者还是否认者,都应当接受“中国文化和中国生活方式”的存在。而且与西方文化一样,不一定存在纯粹的哲学文本中,其内容同样是哲学反思的对象。这个“哲学”是在当代学术常规意义使用的。其实,即使承认古代中国哲学的现代学者,其哲学表述方式,也不可能是古代中国的。问题依然是酒与瓶的关系。工作坊上周展安、陈壁生还有宫志翀的论述,也都关注中国性的问题。它应是几代现代中国哲学家共同面对的考题。

  

   与定位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什么样的“做”哲学?朱承和张曦不约而同地提到“做哲学”的不同含义。朱承指出,它存在维特根斯坦式的“做哲学”与中国传统知行合一意义上的道德践履,以及思想实验或者一般哲学创作等多种意思。而张曦将其概括为两个类型,即维特根斯坦式与阿多式的。我的理解是,维氏的“做哲学”,主要指区别于哲学史研究的哲学创作,他后期哲学中的语言分析以及一般教科书提及的思想实验都在此范围;而阿多的“做哲学”指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虽然阿多也重视维特根斯坦(好象是其法文译者),但他的哲学来自哲学史,只是焦点不在哲学史上的学理成果,而是哲学家的生活经验。所以他把做哲学理解为过有哲学品质的生活本身,其哲学工作就是描述这种生活图景。(参《什么是古代哲学?》)我的“做哲学”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承续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即哲学创作可以区别于哲学史研究。然而,在这个前提下,我也接纳阿多的思路。哲学面对生活经验,而做中国哲学必须同时面对经典文献所记载的古典生活经验,否则其“中国性”会是无源之水。在《论语》《庄子》《世说新语》《传习录》等经典文献中,我们有大量的类似资料可资运用。因此,阿多式的方法同样有用武之地。当然,如果把它理解为我们要在现实生活中,像古代圣贤那样从事修身或教化的工夫,则不是作为学术的哲学可以规定的任务。

  

   以上两种做哲学外,我们还可以把“做”当作一个过程,即不是以构成某种概念知识为目的,而是展示思考、探讨意义的过程。这样做时,还可以不启用或者尽量少用任何现成的哲学概念。我在探讨《兰亭序》的问题时,除了“临摹的现象学”有点“标题党”外,几乎不使用专业哲学词汇。其实,当代哲学的很多重要作品,也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它在我们时下的哲学教育中,很难成为主流。不过,它可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做哲学的队伍,或者提高文化的哲学含量。

  

   二、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

  

   做中国哲学离不开西方哲学的参照,中国哲学史学科就是通过中国思想传统资料与西方哲学比较而建立起来的。虽然这个学科在中西文化价值或抽象思想方式之间,建立起可以沟通的学问途径,但囿于某些思想框架,中国传统思想价值传达仍不充分,同时也没有促进中国哲学创作的繁荣。由此而引发的关于中国哲学正当性的讨论中,出现一种排除学习西学的倾向。我期待的做中国哲学,则需要对西方哲学有更深入的学习。这一努力荣幸得到包括做西哲的朋友的注意,同时还对我利用的西学资源有所分析。让我感兴趣的问题是,究竟是现象学还是分析哲学塑造了我的哲学认知?朱刚、张伟、张曦、雷思温等的发言都触及这个问题。

  

   朱刚是做现象学专业的,他认为我以人、事、物为研究对象的选择,对某些道德情感经验的分析,以及“道器不二”本质不离现象的认知,均体现了一种至少与现象学暗合的思路。张伟的观点也一致。他们都是中大现象学“团伙”的,我在他们的边缘游荡。雷思温则有不同的看法,他除了追溯我早期习作中的维特根斯坦因素及疏离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外,还注意到我对经验的处理与经典现象学的不同:“胡塞尔对于意识经验的描述和显现,恰恰继承了笛卡尔主体性哲学革命的遗产,亦即它是从对日常经验、自然态度的悬置而出发的。所谓现象学还原,正是要从这一人伦日用的、朴素的前反思自然经验中回撤入纯粹意识的明见性中。相反,陈少明先生对于经验的强调,乃是立足于这一经验世界的日常性、生活性。这种经验具有更为平面的结构,而非深度反思性的哲学经验。”这种“从日常经验入手出发展开哲学思考,也包含着对这一现代哲学基本立场的修复和纠正,亦即重新夺回被主体性哲学所怀疑的经验日常性”。

  

   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更专业,我没有足够的资格作回应。然而,其问题启发我的思考。我的确学习并力图把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到做中国哲学上来。举几个例,我写过《关于羞耻的现象学分析》,描述相关的现象结构及其与中国文化、儒家人格理想的关系。当然,还有《解惑》《问乐》《释忧》等类似文章。这是公然的标榜。同时,我也写如《广“小大之辩”》这种由日常语言入手,分析经验生活中的价值结构的文章。此外,还作过两种方法并用的尝试,例如《从“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直接引用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的观点,疏解这则寓言中“知”的多重含义,解释其扭曲的原因和修辞效果;同时,又仿现象学手法,描述万物有情这种观念的一般心理感受,认知的尽头通向生命意义的体验。张伟的评论也注意到这一点。

  

   问题在于,这两种看起来格格不入的哲学如何能够协调工作?我的理解是,哲学是对象不确定的学科,因此,没有固定的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成功或有重大成就的学派或方法,只是相对于其中重要部分而言,如分析哲学相对于语言经验、现象学相对于意识现象。同时,二者都属于现代哲学,其共同点是对思辨哲学中形而上学的拒绝或疏离。因此,借鉴这些方法时,我们没有负担,不需要先讨论中国有没有西式形而上学之类所谓奠基性的问题。甚至于,这两种哲学某些的观点,我也不准备承受,例如思温提及的现象学还原,或者以为哲学问题就是语言问题之类。因此,李长春说我不接受任何排他性的哲学定义。从西方哲学的观点看,我的工作肯定不正宗,这与我知识不专精有关。但是,这样做比不这样做,对显示中国哲学的丰富性更有价值,而且,还有助于避免把做中国哲学重新变成寻找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例证。

  

   当然,西方的哲学资源即使从现代讲也不限于上述两大学派。例如上文提及的阿多就很难归入哪个阵营。还有福柯也很难把他定位为哲学家,然而其知识考古学,对揭示文明深处的哲学问题,也很有助益。总体上,我更喜欢现代哲学,这是个人的偏好,但没有把它作为拒拆古典哲学的理由。

  

   三、经验、概念与描述

  

   为了与哲学史研究拉开距离,做哲学强调对象首先不是哲学理论或概念,而是经验。这种经验范围广泛,内容复杂。它既包括外在的行为操作经验,也包括内在的意识经验。它可以是现代生活经验,也可以是记载在经典文献中的古典文化经验。不同的经验之间,可以寻求在理解上能够通约的内容。这是做哲学的对象或依据。这一强调带来贬低甚至抛弃哲学概念的误解,需要适当的澄清。所有经验的处理,都在意识中进行,它需要借助某种记号。这种记号的抽象形态就是概念,在语言中用词汇表示。因此,所有的知识,都需要概念来形成。不同的学科知识,实质就是不同的概念系统。从哲学史看,无论从何经验入手,哲学往往试图形成超越具体经验限制的概念,这就导致其既有普遍性又带抽象性的特征,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我对经验的强调导出两个问题:一是把传统重要的概念如道、玄、理等,还原为具体的经验起源后,其先验性何在?二是面对当下的经验时,不使用通行的哲学概念,如何谈论其哲学意义?

  

关于第一个问题,与思温的评论有关。我的理解是,道、玄或理之类大号哲学概念或者范畴,其意义不像自然科学的基本定律。后者只要具备应用的条件,在工程学上就能实现其意义。至于它是如何推导出来的,不是运用者都非掌握不可的问题。哲学的大概念,无论是形而上学说存在还是本体,都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其意义在于理解在其概念覆盖下的各种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不过,事物在逻辑上也是分层次的。如果越过分层,用大概念直接解释具体事物,那无异于指着一个苹果或者茶杯,告诉人家这叫做“存在”。抽象是哲学的一般特征,而抽象的理解离不开具象。还是借用毕加索《牛的变形图》的例子:一只牛的套图,从一匹高度写实的牛开始,连续画很多幅,每一幅是前一幅图像的逐步简化,最后变成一个矩形的线圈。如果孤立截取最后一幅矩形图,不知道简化的过程者,是绝无可能理解它的原初意义的。你可能臆想成羊,也可以当成房子,或者就只是个几何图形。把哲学理解为思想的结果(概念或理论),还是思想的过程(展示思维的程序),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两者在逻辑上是兼容的,但强调后者,可以把做哲学的“做”展示出来。应该把哲学当作动词。我甚至觉得,学哲学的学生基本不做哲学,与对这个环节的忽视有关。基于这一认识或者偏好,我也花一定的功夫研究某些重要观念的起源及转化,如追溯道器、无有到理气观念的演变,分析中国形上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又如,把儒家伦理的“亲亲为仁”,从亲情、亲属及双亲,还原到作为身体之亲上,揭示它的人性论根据及道德实践品格。对于那些涉及人类社会根源性经验的观念,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可以通过经验的溯源来解决,更不能把哲学问题还原为经验现象。经验是充实概念意义的基本途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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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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