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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发展结构之变:“共同富裕”的宏观论题

更新时间:2022-07-04 11:35:56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共同富裕作为国策,当下应围绕这一主题推动政策执行,而非拘执于学术探讨,但为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共同富裕问题,仍然有必要从学术视角分析共同富裕问题。需要在学术视角确立理解共同富裕问题的三个视点:一是它的出台背景;二是它的政策工具;三是它的实现措施。只有在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共同富裕问题是将中国发展结构之变推向台面的大问题。同时,在确立起更为广阔的比较框架基础上,分别从共同富裕的国内与国际两个视角更为全面地看待共同富裕问题,也才足以真正理解实现共同富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比之于不问究竟地赞许更有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关键词】:共同富裕;背景;政策;举措;目标

  

   2021年,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相继刻进史册: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经过努力,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10月1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发表文章,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3]。中国从脱贫、小康到共同富裕的炫目跨越,从地域范围讲,不仅可以说是中国奇迹,也是全球奇迹;从时间范围看,不仅是年度奇迹,也是现代奇迹。如果说脱贫、小康已经是正式宣布实现的目标,那么,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明确宣布需要大力推进的政策目标,则是需要深入理论探究的论题:作为国策,共同富裕是必须执行的政策;作为理论命题,共同富裕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进行阐释。

  

   一、双驱动力

  

   共同富裕是一个全球各国发展的一致目标。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国家的富裕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可以借助分配手段调剂财富的分配结果,让国民分享发展的成果,从而克制贫富分化,让国民走向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成为一个发展导向,依赖于三个条件:一是国家较高程度的发展;二是国家对贫富分化的调整;三是国民财富的均衡享有。从现代发展史来看,共同富裕对所有国家来讲,既是发展的共同目标指向,也是发展面对的共同难题。

  

   简而言之,共同富裕是一个发展必然指向的重要目标,但这个发展目标如何构成发展的价值导向、政策目标和社会现实,则是一个需要从国家发展具体处境来考察的问题。对中国是如此,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从一般角度讲,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都是有其背景条件的。这一背景条件既会体现出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也会表现出不同国家间的共性或普遍性。就共同富裕的国家特殊性来讲,它对于每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国度都呈现出难以挪移其他国家经验、甚或难以汲取相应教训的独特性。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都是由这个国家发展独特性所呈现出来的国家难题。就共同富裕的国家间共同性来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设定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这不仅是发展伦理所要求的,也是发展得以持续下去的必然动力,更是发展不至于夭折的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之必须选项。任何一个启动了现代发展的国度,都将面临“共同富裕”的发展挑战。

  

   对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历史进程之际,就设定了发展的共同富裕目标。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改革开放甫一启动之时,就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4]到1992年改革开放的转折关头,他再一次明确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国策是设定了共同富裕的大目标的,但实现这一目标,似乎有一个三步走的分期:第一步是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步是先富带动后富;第三步是实现共同富裕。由此,也凸显了共同富裕的三个基本含义:一是兜底性的共同富裕,也就是不让贫困者陷入彻底的穷困之中,对之予以适当的救济,让其站在寻求富裕的起跑线上;二是让人容易接受的共同富裕,也就是先富带动后富,让不富裕的群体站在获得财富的有利位置,不至于下沉到对财富无望的境地;三是堪称让人称心如意的共同富裕,也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公民个体都处在一种相对均富的状态中,不仅脱离了贫困状态,而且保有小康以上的相对富足生活。

  

   随着200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激增,部分人的先富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解决,随之而来的便是先富带动后富,寻求共同富裕。于是,三个阶段的演进不止于发展规划,而成为现实问题。对此,习近平对三个阶段的递进关系加以了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3]可以说,中国设定的共同富裕目标,经由脱贫、小康两个阶段的发展,到党的十八大时期开始进入共同富裕阶段。也很显然,这段话表明了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发展目标,否则“扎实推动”的动态表述就成为多余。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接续小康之后的努力目标,且这个目标显然高于且难于脱贫与小康两个目标。所谓高于,是因为共同富裕不仅是指其所提供的物质财富的丰裕程度远远高于脱贫与小康的发展阶段,它还关乎中国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所谓难于,是因为共同富裕不仅意味着不再是心无旁骛地寻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意味着必须告别唯GDP的粗放式发展,而进入国家精细化管理和发展的阶段。这对中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从官方到民间,人们熟稔于心的是全力追求数量增长的经济活动方式,而对于区分阶层、集团、组织与个体的精准行动相当陌生。因此可以说,共同富裕是一个设定的发展目标,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目标自身是绝对不够的。

  

   正是因为在共同富裕的前路上横亘着从粗放发展到精细发展再到精准分配的结构转变,人们必须认真对待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种种问题。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四十多年进程来看,共同富裕从目标到落实,意味着发展的根本性转变;从全球现代发展史来看,共同富裕不仅是发达国家一再尝试而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预先确立但在解决上遥不可及的宏大目标。可以说,共同富裕是一个远比实现经济总量增长要艰难得多的综合发展目标。一个国家只要追求发展,就注定要面对共同富裕问题,因为共同富裕是聚集民力、团结民众、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只有少数人的富裕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国家的危殆。任何一个国家在寻求发展的起始阶段都需要打破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因此需要给中坚力量以倾斜性刺激,让一部分人先行富裕起来。富裕阶层积累财富,其丰裕生活会对其他群体发挥激励作用,但如果分配机制不随之作出相应调整,先富者一直处在富裕的有利地位而后富者、未富者寻求富裕的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以先富者为仇视对象。当此之际,社会的分裂就会出现,国家的危机就会潜蛰其中。如果社会公众与国家权力对共同富裕保有最起码的感应力,那么就会呼应发展的结构之变,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以求造就一个平等致富、公平分配的共同富裕社会。就此可以肯定,一个国家确立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必需;一个国家真正走向共同富裕,则是其面对财富占有不均甚至严重倾斜的现实所必然出现的转变,这是一个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动力。故而也可以说,共同富裕问题凸显的实际背景不是发展的预设目标,而是分配不公的危机处境。如此,凸显共同富裕问题的背景便会呈现出两幅画面:一是积极的国家发展目标所推动的快速发展;二是消极的贫富分化现状所直接引出的发展转变。

  

   可见,共同富裕其实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快意的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讲,在现实性品格上审视共同富裕,其都是在遭遇危机的背景下才凸显并聚焦的问题。就今日的世界来看,英国是最早实施社会福利政策的国家,德国是一个较为公认的均富国家,因此可以被称为共同富裕的先行国度,但审视两个国家的历史可知,英国开启社会福利政策,也就是均富政策大门,是在英国现代发展引发的社会矛盾达到相当尖锐程度的时候。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在全球可谓一枝独秀,一方面,这让英国具有了称霸全球的硬实力;另一方面,也让英国的贫富不均矛盾空前尖锐。尽管英国自中世纪就有了济贫法,在17、18世纪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济贫经验,但在19世纪工业革命中仍然出现了措手不及、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利己主义的发财致富者和竞争落败的绝对贫困者,让英国社会成为天堂与地狱同在的突兀之地,促使英国成立了缓解社会对立的济贫机构,制定了新的济贫法。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才找到兜住共同富裕底线的济贫方略,即将济贫公共支出与财产纳税改革结合方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终确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险制度与财富分配制度,方才将共同富裕的中上线方案均落实下来[6]。德国确立起均富机制更是经历了三轮大的危机才尘埃落定。德意志第二帝国寻求国家强盛,魏玛共和尝试归于失败后,第三帝国更是一味追求抽象的国家崛起,直到二战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逐渐确立下来,那种国家主义甚嚣尘上,只求国家权力宰制、不问公民丰裕生活与贫富悬殊的畸形状态才得到遏制,相对均富才逐步落实[7]。

  

对中国来讲,共同富裕问题凸显而出的现实背景,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呈现出来: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状态,不能不加以改变。日本华人学者主导的研究表明,20世纪初年,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令人吃惊。“(1)城乡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最大,是产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2)地区差距虽然在2005年后略有改善,但消除地区差距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3)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度均在提高,但最近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正在加速。(4)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在上升,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扩大”[8]。仅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公布数据,2010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61[9]。学者岳希明认为这个数据有所夸大,并不可靠[10],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基尼系数应大致维持在0.47左右[11],但即便如此也超出了贫富差距的预警线,如果按照西南财大的统计数据则已经达到高危状态。无论如何,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二是中国贫困人口的收入之低,令人惊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为1,000元,其中,546万人没有任何收入,2.2亿人的月收入在500元以下,4.2亿人的月收入低于800元,有5.5亿人的月收入低于1,000元[12]。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谈道:“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3]这一数据看似难以置信,却是不争事实。三是中国社会财富的集中度已经达到了一个非矫正不可的地步。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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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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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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