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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士绅的溃灭

更新时间:2022-07-02 10:08:52
作者: 杨念群 (进入专栏)  
教育普及的目标在农村根本无法兑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湖北麻城一个叫余晋芳的士绅只能通过编修县志,在书面上怀旧式地记述乡贤中那些礼义廉耻和忠孝节烈的史迹,摆摆响应新生活运动的样子。

  

   国民党在乡间恢复士绅秩序的失败,标志着科举崩溃后遗症的持续发酵。从清中叶起,经过太平军、捻党、红巾军、红枪会、各式军阀、国共党争等各派势力的反复裹胁冲击,“士绅”最终沦为人见人欺的弱势群体。毛泽东当年就浪漫地宣告:“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美梦。”接着即有如下挖宗族墙脚的名言:正因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所以“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列举出农民运动要举办的十四件大事,其中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这与他年轻时想法很不一样。毛泽东念书时十分崇拜曾国藩,说过“独服曾文正”这样的话,曾氏作为湖南乡贤绅士,几乎靠一人之力阻击太平军北上,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成为“曾粉”再正常不过。可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农村严厉打击的对象正是“曾国藩”这样的士绅大户。在毛泽东的眼中,曾国藩完全不是保境安民的道德偶像,而是虐杀民众的“曾剃头”,只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面对太平“邪教”,曾国藩坚守儒教立场的英雄形象瞬间泯灭消失。

  

   “五四”青年的转向与启蒙思想的崩解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哪些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农民战争,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有一点不为人注意的事实是,原来萧条贫穷、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黑暗农村被涂抹上了一层动人的玫瑰色调,而在西化现代化思想的长期熏陶下,那时的读书人早已慢慢习惯把乡村看作与现代城市无法相提并论的肮脏场所,必须彻底加以改造。

  

   把农村生活诗意化浪漫化,在城市小资云集的场所是相当困难的,必须有一个机智的设计,方能达于釜底抽薪的目的。把士绅这类乡村里的关键人物妖魔化是颠覆习惯思维的关键步骤,“五四”愤青们一直嚷嚷着要掀翻孔家店,同时必须打倒孔夫子在乡村的代理人,打倒那些掌控家族命脉的士绅土豪,把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彻底解救出来。这场被称之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教育背景不是学堂宠儿就是海归牛人,这批“后科举时代”的新生牛犊,个个觉得舍我其谁,一路打打杀杀下来,哪里把科举出身的年迈耆老放在眼里,“五四”期间不断展开的“家庭”与“职业”选择势不两立的讨论,都与这帮“五四”青年欺师灭祖霸气外露的狂放风格不无关系。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攻击目标与乡村共产主义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主张是相互呼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激进青年很容易转向左翼,大批城市青年投奔延安并非有人驱赶而是出于自愿,正说明乡村的左翼运动拥有城市激进青年做基础。

  

   但是,表面的一致无法遮掩毛泽东与“五四”青年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即使双方在清除乡村传统家族势力的观点上相互支持,在如何看待乡村和城市的地位方面也最终难以相互妥协,这几乎成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最重要理由。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二十年后,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新评价,他认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储存了干部队伍,还说五四运动是青年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表面上这更像是个标准官样的党史说辞。一个背后的真相却是,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城市中流行的对“五四”启蒙的定义。“五四”的大多数青年都认为农村是现代化城市的改造对象,这一点毫不奇怪,自古以来,城市和乡村似乎永远处于对峙的两极,最早的城镇一般是行政中枢、粮库储备和文化中心所在地,与之对立,广大的乡村神秘、危险,充满不确定不安全的气氛。每当乡村出现叛乱,城镇为了自保往往都会采取坚壁清野的手段,甚至残忍地烧毁城市周围的房屋,把大批粮食运往城内储藏,以防留给城外的敌人。

  

   共产党当年主要在乡村活动,但最终还是和历史上一般的农民造反团伙区分了开来,其秘诀何在?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自觉地把“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设定。贺照田说过,黄仁宇认为国民党改造了上层,共产党改造了底层,这种说法给人感觉国共两党好像有了默契分工,说好了一党管上层改革,另一党管下层改革,这种二元对立的切割思维太有问题,我很同意。国共两党思想差异的关键在于对

  

   “士绅”存留的态度,国民党想通过新老士绅的合作重建社会秩序,共产党则力求彻底消灭士绅,无论新旧,以便从底层翻转上来,实现乡村的再造。共产党理解的造反绝非限于一般农民对城市精英的仇视,否则与普通农民暴动进城一窝蜂地打砸抢没什么差别,共产党恰恰把城市精英的视角整合进了乡村革命的进程之中,形成了“城市”、“乡村”关系的全新解释。

  

   乡村被浪漫地涂上玫瑰色是从毛泽东的这段话开始的,他语重心长地教导从国统区跑来的青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根据地”无疑已变成了广大乡村蓬勃复兴的隐喻,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已经扭转了“五四”在城市青年头脑里原先具有的涵义,给青年的价值和奋斗方向重新定了位。青年实现理想的唯一正确方向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话外之音就是专指城市青年应该与农民联合摧毁盘踞农村的士绅阶层(封建主义),当时常被挥舞的另一个民族主义式的抗日旗号却更像是个外表的装饰。

  

   通过整风运动,“五四”青年身上的小资意识与农民阶级的朴质观念被摆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加以评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两者的位置悄悄发生了倒转。“五四”青年的批判初衷是反孔和摆脱家族束缚,毛泽东深刻地把青年们的反传统狂想引向了士绅阶层这个具体目标,“士绅“在根据地话语系统里被彻底矮化为“地主劣绅”的丑陋形象,使得革命斗争的对象更加具体鲜明和生动,当年“五四”知识青年有些虚化模糊的奋斗理想与农民斗“地主”的利益诉求通过这个渠道完全结合了起来。

  

   经过如此操作,“五四”反传统的启蒙观只是在打倒“士绅”这一点上被吸收进了整风的思路之中,其城市人的自尊和优越感却被当作垃圾坚决地摒弃掉了。“五四”青年对乡村的鄙视心理荡然无存,农村中对士绅阶层施加的各种暴力,由于打着摧毁封建主义的招牌,统统获得了极高的合法性。此时,由城市知识青年写出的讴歌农村暴力镇压士绅的作品层出不穷,也证明在西方思想支配下传播开来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已经失灵,曾经作为乡村主体支柱的士绅阶层同时也随之宣告彻底覆灭。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罗威廉著,李里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裴宜理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来源:《读书》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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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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