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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续添 秦汉元:当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经验论析

更新时间:2022-06-30 00:18:29
作者: 王续添   秦汉元  

   因60年代末以来苏联对华威胁上升,中国转而以灵活态度对待美苏霸权主义,现实主义在与意识形态碰撞中显现优势,为70年代中国正式打出“反对霸权主义”旗帜提供了可能,建立针对苏联的反霸统一战线成为重要目标。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声明:“双方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任何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22)1973年8月,党的十大报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23)这是中国正式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标志。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最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他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24)。这是中国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反对霸权主义”。自1973年党的十大起至今,“反对霸权主义”在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国际部分中都会出现。1975年宪法写入“霸权主义的危害”,“反对霸权主义”一直在宪法中被保留至今(25),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一条。作为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重要一环,而与日本和众多欧洲国家建交,也是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方式。1978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重申了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中反对霸权这一点。(26)这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历史性成就,迫使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做出了不谋求霸权的外交承诺。

  

   以中央级媒体刊发的公开稿件为观察对象,不难发现涉及“霸权主义”信息的分布特征。以“霸权主义”为关键词,在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中对中央媒体已电子化的刊发稿件进行检索,自1960年至2021年10月共有相关报道21 333篇,以每十年为标准衡量,70年代共计5 622篇,超过其他时代居于首位;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自1960年至2021年10月共1 291篇,其中70年代共895篇,数量也远超过其他时代(27)。可见,7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已成为中国的外交宣示。

  

   在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张力日渐扩大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理念难以兼容现实主义,突破只是时间问题。基于国际关系变化和反对霸权主义的现实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正式将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且内涵明确的“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团结潜在联合对象、抵抗霸权国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之末,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已不再仅仅聚焦于两个超级大国,地区霸权主义也纳入了反对的视线。1979年2月,中共中央在相关文件中明确将越南定义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28),并决定予以军事上的“自卫反击”。

  

   从霸权、反霸权到霸权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当代中国在历经2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后,在“霸权”和“反对霸权”加上“主义”一词,不仅使“其语义进一步升级了”(29),而且表明对这一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实现了规律性的把握,也显现了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基本点的正式确立。

  

   (三)接续和回归现实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以国家安全与利益为依归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接续和回归现实阶段。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反对霸权主义政策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一方面,接续和坚持了既有的反霸基本理念;另一方面,褪去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归依现实主义。

  

   从接续方面看,1985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30)而“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政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31)表明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之际,依旧延续了对外基本政策。为此,邓小平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32)

  

   就回归现实来说,本阶段之初,中国仍将反对霸权主义矛头直指苏联。1979年中国废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邓小平强调要从两个层次定义苏联“霸权主义”,即苏联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和主要的世界战争策源地。随后将反霸解释为“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仍然以构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战略目标。(33)但随着中美关系波动与中苏谈判开启,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对反对霸权主义仅作一般性表述,指出:“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34)不难看出,8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突出体现为从国际关系格局出发的灵活性与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性。回归现实意味着灵活性扩大,“指名道姓”地反对美国或苏联霸权主义的做法逐渐淡化,中国领导人公开提及反对霸权主义也趋于减少。有学者统计发现,“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这样的话,1987年后邓小平一次也没有再说过。(35)

  

   (四)坚持和重塑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改革和建设者角色的凸显

  

   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10年代是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外部则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经“9·11”事件和反恐战争到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与美苏(俄)的关系虽有波折但总体平稳。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理念与实践的发展进入第四阶段,其特征表现为坚持与重塑。坚持意味着继续秉持这一对外基本战略方针,重塑则意味着对其在新历史条件下加以结构性创新发展,凸显了国际秩序改革和建设者的角色。

  

   所谓坚持,即这一阶段中国仍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1990年,邓小平就此强调:“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36)1993年12月,江泽民重申了这一基本对外方针,指出:“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37)2001年“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中国领导人认为“要处理好反对恐怖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关系,不能因为反霸就放弃反恐,也不能因为反恐就忘记反霸”(38)。

  

   所谓重塑,主要体现在突破之前的反对霸权主义范畴,从强调政治军事博弈扩展到经济乃至非传统领域,开启了积极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历史进程。1988年,邓小平提出“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39),以此“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这一阶段反对霸权主义重塑的主要标志。1990年,邓小平强调的对外政策两条中的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40)。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突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反对霸权主义的表述,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是行不通的”(41)。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理念和目标概括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42)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43)则是为和谐世界这个大目标服务的。

  

   应当说,新中国虽然贡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根本准则,但长期以来,主要扮演的却是国际秩序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革命者的角色,而从这一阶段开始,则又彰显出国际秩序改革和建设者的角色,提出和推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这是所谓重塑的主要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变化虽然褪去了之前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仍争取把握国际道义制高点。

  

   (五)强化和新发展阶段(2012年以来):新时代的“全面深化”

  

   如果说坚持和重塑阶段确定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发展方向,那么近十年来,沿着这一方向,反对霸权主义呈现出进一步强化和新发展的特征,不仅立场及表达强化,而且涉及领域涵盖范围更广、包容性更强,走向“全面深化”。

  

   一方面,随着美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对全球战略布局的调整,中国被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霸权主义又以新面貌出现,对中国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上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的判断是“有所上升”。(44)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45)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愈加升级,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也愈加强化。2020年10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直言:“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行径,任何搞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46)2021年10月,习近平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47)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48)据此,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及表达也有强化趋势。

  

   另一方面,提出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和主张则体现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新发展。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49)这一思想适应了抵制美国霸权主义的现实需要,以“合作共赢”取代单边垄断的霸权主义行径,以“义利兼顾”争取国际道义高点话语优势。而这一阶段反对霸权主义新发展的突出标志则是习近平2015年全面阐释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习近平提出,“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50)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建设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被一道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20年9月,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1)

  

总体观之,当代中国70多年反对霸权主义历程可谓是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一以贯之,始终坚持,又因时因势,多有变化,呈现出历史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一方面,因为70多年来霸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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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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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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