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彩礼既为“财”又为“礼”，以往彩礼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理论”和“礼物秩序”两个基本的框架下，较少将其作为生动的社会行动过程予以研究。本文聚焦于“议彩礼”的互动过程，表明彩礼议价的核心不在于结亲家庭对彼此家庭的认可是具有默契还是存在分歧，而在于具有道德基准意识的彩礼大行。结亲家庭的道德感受力是依据大行而展开的不得不“议”的行动过程。情理随行动过程而生发的特点使“议彩礼”成为道德意义网络之中衔接个人道德感受力与集体习惯的节点，这也正是彩礼道德嵌入性的根本要义。
关 键 词：议彩礼 大行 道德嵌入性 道德感受力 bridewealth baseline moral embeddedness moral sensibility
一、问题的提出
自古以来，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呈送彩礼是中国缔结婚姻的必行之礼，许多农村地区至今仍然延续了这一风俗。近年来，在华北、西北、中南等多个地区出现了“天价彩礼”现象，多地农村的彩礼攀升至十几万乃至二三十万，与之相应的是男性成婚压力激增，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批评。田丰(2016)对福建省大田县的调查表明，当时该县彩礼集中在6万-16万元，相当于当地普通农民十年左右的收入，具有高额化特征。陆春萍(2017)对甘肃省W村的个案调查也发现，该村彩礼普遍在13万左右，最高达到20万元，已远远超出当地普通农民家庭的正常的经济承受水平。将彩礼作为提高农村家庭成本的“陋俗”的观点在2019年2月19日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被特别强调。高彩礼的形成不仅成为结亲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也在结亲之后改变了当代中国家庭，特别是中国农村家庭的稳定性。①
无论是对高彩礼“社会成本”的认识还是政策治理，都需要对彩礼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彩礼既为“财”又为“礼”，高彩礼形成横跨了家庭的经济和道德这两个和中国人生活最有关系的领域，对其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因此就有了两个自然的入口。目前学界对高彩礼成因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理论”和“礼物秩序”两个基本的框架下。前者突出了乡村性别比例失衡对彩礼攀升的影响，尤其强调了改革开放后青年外出打工对本地婚姻市场的挤压。礼物秩序的分析框架则将彩礼分析的视角聚焦在姻亲与血亲之间的代际礼物流动，将彩礼视为代际之间互惠的一部分。两种对彩礼的分析框架各自指出了目前高彩礼存在的一些社会基础，但较少将其作为生动的社会行动过程予以研究，因此，结亲双方按照各自的“道理”对什么是合适的彩礼所进行的互动正是本文所研究的“议彩礼”过程。
对“议彩礼”的关注使得本文对农村彩礼的研究有了较为特别的经验关注点：在社区共同体中这种议价的依据何在?导致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议”的规矩有什么不同?在彩礼价格上达成妥协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依据和原因与乡土社会中的行为规则又有什么联系?上述研究问题是笔者搭建对充满过程性的“议彩礼”的分析框架的第一步。本文试图表明，对议彩礼的行动过程的分析超出了市场性和传统的互惠义务，或许可以为彩礼如何嵌入中国社会的经济与道德秩序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路径。
二、市场和礼物：既有研究回顾
彩礼起源于婚姻六礼中的“纳征”，指男方向女方送聘财，订立婚约(李霞，2008)。顾涛(2012)指出，“古代婚礼在本质上根植于人之情性，所设礼节处处紧扣于此”。彩礼首先是以礼的形式规范婚姻秩序，起到敦化男女之情、结两性之好的作用。充满人类学色彩的彩礼研究主要从偿付与资助的视角出发。“婚姻偿付理论”认为，新娘嫁到新郎家，将会使女方家族丧失了一个劳动力。男方为了向女方家补偿新娘的养育成本和劳动力损失，需要支付相当于新娘劳动价值的彩礼。女性的生育价值与劳动价值从原生家庭到婆家的传送，随着彩礼的流动而完成(弗里德曼，2000：38)。1949年以后，妇女解放运动凸显了女性的生产价值，彩礼补偿性支付的意涵因而更加显著(阎云翔，2000：191-192)。“婚姻资助理论”则转向纵向的代际财产转移，财产虽然初步经彩礼从男方家流入女方家，但其中一部分又以嫁妆的形式流入小家庭(Goody and Tambiah，1973)。阎云翔(2000：194)指出，下岬村的婚姻支付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越来越多地由偿付向资助转化，年轻人的自主权上升，作为小家庭发展资产，嫁妆的比例越来越高。近年来，由于各地彩礼价码不断攀升，一些学者还认为彩礼已逐渐成为代际剥削的手段(王德福，徐嘉鸿，2014；韦艳，姜全保，2017)，甚至伴随出现了家庭内兄弟之间“稀释型代内剥削”的现象(韦艳，姜全保，2017)。
因此，在人类学结构功能论的礼物分析框架下的婚姻支付研究，虽然强调了彩礼作为姻亲的互惠媒介以及代际之间的资产转移方式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及其面临的挑战，但由于缺乏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及变迁中探究彩礼问题的视野，而且始终忽略了更微观的彩礼议定过程，因而使得对彩礼的认识局限在其功能意义上，彩礼的道德意涵也由原初“礼”的最高点急剧降到“剥削”的最低点，对深入理解彩礼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尚缺乏有创见性的启发。
“婚姻圈”“婚姻市场理论”则从现代化进程对于婚姻与家庭的冲击这一维度着眼，考量彩礼在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扮演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打工”浪潮，从而引发了婚姻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邓智平，2004；李煜，2011)。农村传统婚姻圈被打破，青年男女的择偶空间得以扩展到更广阔的婚姻市场，形成层次更复杂的婚姻梯度。由于女性往往要求配偶的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收入高于自己，导致农村女性向外流动的比例增大，造成农村婚姻资源结构性失衡以及对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贾兆伟，2008)。在市场经济造就的婚姻挤压的背景之下，彩礼作为货币支付的手段愈加凸显，其补偿和资助功能开始向婚姻交换功能转变(余练，2013)。“婚姻市场要价理论”相应出现，农村大量的“男性剩余”使得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高。随着仪式的简化，婚姻中彩礼的经济性质更显著而文化意义被弱化，男方不得不答应女方家庭的要价，呈送高彩礼以弥补其劣势(魏国学等，2008；桂华，余练，2010)。现代化变迁导致“婚姻市场理论”的产生，虽然在更宏大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彩礼，却以“文化意义衰落”的说辞遮蔽了彩礼在经验社会中仍然具备的道德意涵，并全然以两个家庭的纯经济理性行为掩盖了彩礼议定过程中复杂的情理平衡与行动伦理。
莫斯的《礼物》作为一部注重考查礼物之伦理意涵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将彩礼的“财”与“礼”的双重意义联系起来进行整全理解的启发。莫斯描述礼物互惠的义务的手法是将礼物中给予、接受和回报的三种义务在太平洋和美洲地方的部落生活的节庆中展开，用莫斯自己的话讲，是在社会形态学中进行的。因此，寻找礼物秩序坐落在集体道德中的微观行为和过程，是考察礼物背后某种道德力的基础。无论是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礼物视角还是“婚姻市场理论”，虽然都部分揭示了当前高彩礼的社会基础与影响，却普遍忽视了彩礼生产的真正起点，即结亲双方的议价过程。彩礼的缔结是随着结亲双方各自秉持道理的往来展开的，双方对彩礼的预期，无论是合意还是有分歧，都不能化约“议彩礼”的行动。彩礼的议价在怀有默契或分歧的家庭之间充分展开的特点，预示着“议彩礼”不是行动者通过妥协而消除分歧的过程。
从社会行动考量彩礼的生产，意味着要从行动伦理的角度重新理解彩礼嵌入社会道德这一经典框架。无论是市场视角还是礼物视角，都不会否认彩礼的高度嵌入性，但嵌入性如果只是意味着限制纯粹的“成本—收益”的理性文化传统(Polanyi，1971)，或者一种干扰或改变市场结果的关系网络(Granovetter，1974；Uzzi，1996，1999)，那么所谓嵌入性就仍然只是意味着一种附加的行动指南，而不是行为本身。②
弗雷格斯坦与泽利泽等人在对这一点提出批判的基础上对“嵌入”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两人将社会背景的视角带入研究，考察其对于经济行为发挥的根本性影响。弗雷格斯坦指出，国家是市场秩序积极的参与者，它通过各种方式改变着市场中的博弈秩序，强调市场经济对于政治的嵌入性(Fligstein，1990；弗雷格斯坦，2008)。泽利泽(Zelizer，1989)则强调市场中多元的价值与规范的作用，将市场视为文化、结构和经济因素的互动。泽利泽从文化潮流和社会变迁的视角考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家内金钱的使用、分配方式以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观念，她看到现实中的性别权力结构以及社会阶层中的身份地位促使已婚妇女为金钱建构出独特含义，从而约束金钱的自主性与流动性。金钱并非是纯粹工具化和理性化的等价物，也非全然同质化与市场化的交换媒介，渗入其中的价值和情感会为其注入道德、社会、宗教性意涵。在之后对美国早期保险业的研究(Zelizer，2005)和对儿童的研究(泽利泽，2008)中，泽利泽通过探讨人们对于原本神圣的生命、儿童定价的反感态度，揭示出理性化与商品化的局限性，看到了价值观念对于市场行为的反作用。基于此，她提出了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认为交换和消费的经济过程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个范畴，它们与意义和结构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系统相互依存。
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的历史考察揭示出“嵌入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嵌入程度，而是不同社会分化形式下各有何不同嵌入形式的问题(汤志平，2009)。要能正确迈出这一步，需要从彻底时间化了的元素的观点重新思考“结构—行动”这一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格兰诺维特一派所关注的网络分析实际上仍然采取了结构论进路，忽略了能动性问题。皮奥雷(Piore，1996)将人类行动的“内在模糊性”视为新建社会学理论的四个知识传统的共同点，因此，必须透过交谈与诠释来解决沟通的模糊性问题。
也就是说，从行动伦理的角度，而不是从此前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或者礼物视角研究彩礼，关键在于分析彩礼对结亲的家庭及其所在的道德社区构成了有意义的网络(Geertz，1973；Swidler，1986)或戈夫曼意义上的“框架”(Goffman，1974；Mclean，1998)。在这个意义流动的网络中，礼价的商讨与议定的过程与结亲双方在村庄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在特定情境中的诉求密切相关，礼价的升降背后因而也就具有更加明确的道德感受力(moral sensibility)。③彩礼正是衔接个人的道德感受力和集体习惯④的节点：结亲的双方不仅获得了对自己的“体面身份”确切的理解，而且也在非常具体的情境中确认和回应了道德社区对彩礼的集体期待。
彩礼在社会行动上因此有着更为基础的意义。对行动过程本身的探究构成了笔者理解彩礼的一个核心关注，也是我们对针对彩礼的田野工作的入手点。⑤笔者通过“议彩礼”这一议价过程的考察正是希望能接续泽利泽等人对市场嵌入文化体系的研究，挖掘议价这一看似是纯粹的经济行为背后所蕴涵着的文化价值和道德意涵，从而在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中带回“结构—行动”问题中价值与意义的维度(费孝通，2003)，以期在“议彩礼”这一特殊情境中拓展和细化对于“关系社会”中人们的行动伦理和道德观念(周飞舟，2018)的理解。
三、彩礼与合意：基本的研究背景
笔者的调研在甘肃省B市L县⑥展开，主要聚焦于T镇周边。L县位于陇东黄土高原南缘，下辖五镇八乡。虽然L县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T镇地处L县中部的交通要道，是重要的商品交易和物资集散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与相邻的乡镇比相对较好。T镇的中心为六条纵横交错的街道，居民隔天在主街道赶集，邮局门口时常汇聚着相亲的“人市”。医院、学校、政府等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位于其他几条街道，中心街道周边分布着T镇下辖的26个村庄，共占地176平方公里。L县处于黄土高原上的农耕地带，历史悠久，传统婚丧嫁娶之礼俗底蕴较为浓厚。⑦虽然近年来许多婚姻的实际流程仪式有所简化，但多数家庭仍基本遵照传统习俗来安排婚事。
甘肃L县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该县当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5.7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066.4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06元。而2016年该县城彩礼最高已达20万元，是农民人均收入的20倍左右。到2019年，彩礼已达18万元至26万元不等，远远超过了城乡居民的正常经济承受水平。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大多数为子成婚的家庭都要通过借贷完成对孩子的婚姻义务。当地的性别结构的确对高额彩礼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表1呈现了T镇1995-2018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与计算得到的性别比。
由表1可知，该镇的性别比在1995-2005年经历了下降过程之后，2005-2018年再度攀升。在人口统计学上，性别比的一般正常范围在102-107，而T镇的性别比显然又逐渐超越了这一范围。虽然本地通婚圈不局限于该镇之内，但L县各个乡镇的性别比普遍失衡，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步入婚姻，外出读书、打工的青年也有许多人找到外地配偶。相比于男性，女性外嫁的比例更高。所以，相亲市场上男女比例更加不均。⑧这意味着，长相不佳的或来自山区最穷苦的适婚男性丧失了同期成婚的可能性。
表1：L县T镇1995-2018年底人口数据统计表
注：1.资料来源：L县T镇政府2018年统计报告。
2.2005年G乡合并到T镇8620人，表中为合并后的统计数据。
我们了解到，该县彩礼市场价，即人们口中的“彩礼大行”，⑨主要依据男方家庭的房产区位形成梯度分布，离街道越远，彩礼越高。这一点对自由恋爱和相亲的家庭而言没有差别，只要双方父母都在本地，他们大致都会遵循这套规范说彩礼，根据传统婚俗办婚事。因此，总体上呈现男方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彩礼越高的景象，并且，即使婚事越出本地通婚圈，这种规矩也依然发挥着效力。对于女儿外嫁到其他县区乃至东部、中部省份的家庭而言，他们向亲家索要的彩礼往往相对较低，不会执着于本地的彩礼大行，主要原因在于外地的亲家往往条件优于本地，多数家庭的女儿通过婚姻实现了向上流动，所以这些针对外地亲家的“低彩礼”同样是本地彩礼逻辑的延伸。⑩
在L县，由一个个相互熟识的媒人搭建起通婚圈内的婚姻介绍系统，因此，一桩婚事可能不止有一个媒人。职业媒人从婚事中收取的“谢媒钱”(11)在亲事说成以后均由男方家庭支付。除了匹配合适的男女“遇面”，媒人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在双方表示有结婚意愿后从中协调帮两家人“说彩礼”。“说彩礼”是指两家人在一起商议并说定彩礼，也即我们通常说的“议彩礼”，一般是由女方父母提价，男方父母或中间人一步步向下说和。在自由恋爱的婚事中，一些家庭也会叫上亲戚作为“中间人”，将两家人难以直接张口表达的意愿由中间人传达给对方。
以往我们认为，彩礼是相亲成败的关键，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媒人芸香称，相亲“议彩礼”的过程即使比较胶着，最后也往往能说成，男方因接受不了女方的高额彩礼放弃这门亲事的情形比较少见。要理解其中的差异，关键在于相亲过程中“议彩礼”之前“看家”这一环节的意义。芸香称，“看了家以后‘完’(指亲事没说成——笔者注)的多，有的家庭不好看完就不愿意提了”。(12)“看家”其实是在男女青年互相愿意结成婚姻的基础上，女方家庭对男方家庭经济水平预估的重要环节。需要指出的是，相亲之后是否结成婚姻很大程度上以年轻人的意愿为准。尤其在“看家”后，当女方父母对男方家庭条件没有异议时，无论孩子是自由恋爱还是感情基础相对薄弱的相亲，到“议彩礼”阶段，双方家庭都对未来婚事的美满与长久抱有很高的期待。从而使得“议彩礼”这一过程极具“合意”的色彩。一旦进入“议彩礼”的环节，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年轻人不但要回避“议彩礼”的场合，还不能随便参与长辈的决议。(13)“议彩礼”是长辈表达各种结亲考量最重要的环节，即便年轻人可能不完全认同父母的决策，但如果他们在彩礼一事上过度参与，则可能会被议论为不明事理，而父母也往往不会为孩子的三言两语所动。从田野工作的角度来看，“议彩礼”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行动环节。
因此，“议彩礼”基本取决于双方父母的意图与考量，而其“合意”的基础又意味着，“议彩礼”并不仅仅是双方达成经济预期平衡的博弈过程。那么，结亲双方在彩礼上各持的“道理”从何而来?各自道理的交锋是否只关系到彩礼涨落?彩礼的缔结是不是只关系到结亲双方?更重要的是，如果结亲双方在看家之后彼此都满意乃至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那是不是意味着“议彩礼”仅仅是一个形式?我们将通过展现彩礼议定过程的三个案例来思考彩礼在行动中生成的情理面向。
四、“以礼顺情”：迂回过程的情理呈现
如前文所说，L县的彩礼大行根据男方房产离街道远近差异形成了由高到低的梯度分布。在一桩“上嫁”婚事里，男方家的条件和名声本身就使女方家庭在这份姻亲关系中赚足面子，亲戚朋友都会称赞女孩“嫁了个好人家”，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预料未来可能需要更多依靠亲家的地位与关系，为了照顾男方家的脸面而同意降低彩礼。由此，逐渐形成了“上嫁”礼低，“下嫁”礼高的共同规范。
但“大行”作为彩礼基准的含义，却又远超出结亲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象征。这意味着，接受高彩礼在街邻看来意味着男方家庭或是经济地位不高，或者不是一个被公认的体面家庭。在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两方面的象征对男方家庭的道德感受力就有了微妙的含义。道德感受力的变化直接影响“议彩礼”的进程。
开卫生所的老白是村镇周边公认的厚道人。20年来，他在村卫生所小到治疗感冒，大到为孕妇接生，还曾挨家挨户给老人测血压体检，将电子数据归档记录，工作一向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老白成为当地众望所归的“医者仁心”的代表，乡邻平日里十分敬重他，这意味着他在社区的道德评价里面处于当仁不让的顶端位置。老白的家境虽然不像生意人那样富裕，但他家在街道边的房子无疑是小康生活水平的象征。无论是名誉还是家底，老白家都算得上是理想人家。
但这样的理想人家在2016年儿子结婚时却遇到不理想的状况。儿子与儿媳相亲结识，心心相印，很快就定下了亲事。老白虽未遭遇“天价彩礼”，当邻乡的亲家提出符合周边大行的18万元彩礼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尴尬，因为这并非是因为他出不起这钱：
18万不行，我说18万块钱我倒是有呢，就是不想出这么个价。我也算是这边有名气的人。不能出这个价，出这么个价别人还嘲笑我呢。
(访谈录音180908BSS)
老白的为难之处在于，他并非不满意未来的儿媳，也没有抱怨亲家提出的彩礼价高，在村庄里，处于细致社会分层(14)中的人们在行动时，诸事都要向上或向下比较一下。老白比较的结果就是对自己为人的口碑有十足自信。更关键的是，自己数十年“医者仁心”的口碑在他看来完全应该体现在儿子的终身大事上：自家以低于大行的彩礼缔结亲事，用比乡邻花更少的钱娶到贤惠勤劳的媳妇，是与他被高度承认的道德、经济地位相吻合的。他可以预料，如果按大行给彩礼，一定会被乡邻大肆议论，在充满道德评价的“彩礼”观念里面，他这样条件好的人家娶亲竟然都和其他人一样花18万元之多，估计女方也并没有对老白家特别满意。这种评价比起过高的彩礼是相信自己品行无缺的老白不能接受的，而这种自信是彩礼嵌入集体性的道德评价最直接的证明。
更有意思的是，当初提出18万元彩礼的亲家并没有通过“要求”表达不满，或准备“挑”老白家的理的意思。让我们非常意外的是，老白的亲家本是对这门亲事十分满意的，他们不仅对老白家的经济与为人的口碑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认可老白的道德感受力：以老白对在村庄分层中的位置，彩礼理应低于村庄大行。在这种双重同意的基础上，可以说两家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为什么要一开始提出一个不像是心同此理的两家会认可的彩礼要求呢?也就是说，女方家的彩礼要求是不是高于本地彩礼的一般价位，并不是产生两家“议价”最根本的动机。
正是这个问题使我们重新将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议彩礼”之上。在老白的亲家看来，即使有这样的默契，恰当合理的议礼过程也应当是，自家一开始提出一个大行价，待老白开口向下说和，他们再顺势同意下降，而不能是从明显低于大行价开始议。在女方家看来，从不低于大行的价开始“议彩礼”是和老白家异曲同工的道德感受力：女方家也同样以微妙方式表达了自家是体面人家的立场。更重要的是，顺势而降也顾全了老白家的口碑，而与老白家结亲则表明了女方家对嫁入什么样的人家有着明智的判断力。看上去不必要的迂回，变成了成全两家道德感受力的必要曲折。
老白和他的亲家对彩礼的道德感受力和他们对自家在当地的声望与口碑的判断息息相关。议价的过程性与纳亲之家对更大范围内的道德风气的顾忌因此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种顾忌之心是此过程性的情理更为微妙的一环。我们田野中遇到的家泽的婚事正是这种顾忌的一个案例。
家泽只有一个儿子，从本省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一直在东部省份打工，是其女友的亲戚为他安排了工作。儿子与女友是高中同学，感情基础深厚。2016年腊月，孩子们回家过年时，两家人将说婚事“议彩礼”提上日程。腊月廿六，家泽前去拜访亲家，原本他觉得相对于女方家庭在山里的条件，自家在镇上情况也算不错，彩礼顶多十二三万元，但女孩母亲开口就要了20万元，他和中间人磨破嘴皮也只讲到16.6万元，由于还比T镇大行高出3万元，他没法立即答应，便搁置下来。
第二天，亲家母打来电话称，虽然女儿因为彩礼太高和她闹了矛盾，但彩礼仍旧不会再少了，希望他考虑清楚。那几天儿子也时不时地劝父亲应下彩礼。而家泽迟迟不愿答应，经济压力只是一方面的考量。虽然自己的积蓄仅有10万元，算上婚事的一切开销还需要十多万元才能渡过这道坎，但家泽内心觉得，女孩家人帮儿子解决了工作问题，好媳妇本身也是可遇不可求，多花两三万把这样一个明理懂事的媳妇娶进家门，可以排除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儿子日后的家庭生活亦能有一个稳定的预期。那么，为什么家泽却仍然没有当即接受亲家母的彩礼价呢?
你说太多了，你作为咱们这个地方来说，以后儿子娃娃都比较多，对不对……哎，其他家给儿子找媳妇要经过了解的，那你们家给娃娃找媳妇给了多少钱的彩礼，人就都知道了。
(访谈录音180204WLC)
家泽如果贸然答应高彩礼，他真正顾忌的是自家高彩礼会抬高这个区域的“大行”，给周边儿子还没成婚的家庭造成压力。如果自己为了得到一个顺心的儿媳而使乡邻们的利益受到损害，那就很有可能伤及邻里之间多年来亲密的人情联结，甚至可能招来自私自利的骂名。
以往，家泽恪守道义，为人通情达理，正如他谈起“借钱”一事时，表现出他对自己信誉的明确自觉：
现在朋友之间借钱，只有讲信誉度的这一种人可以借钱。就像我，我经济上跟人打交道信誉度比较高。我说是你这个钱我借一个月，一个月满了以后我要是自己没有，我宁肯在别人跟前借了都要给你还，这是言而有信的人。
(访谈录音180204WLC)
他平日为人厚道、讲义气，已经构筑了他在社区道德分层(15)中较高的位置，他也以此为豪。极强的道德感受力也使他更难破坏整个村庄社区的道德风气，不能因高彩礼就这样得罪了乡邻。但是，他也不能因为怕自己的名声受损而耽误儿子一生的婚姻幸福，这使家泽陷入两难的境地。
因此，家泽需要在二者之间寻得某种平衡，要给加在自己身上巨大的道德压力找到一个突破口。适逢过年，邻人亲朋不免会问起孩子的事，听到家泽因为彩礼的问题犹豫，他们纷纷训劝家泽：
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娃娃的感情用金钱来衡量，你高掏就高掏了，咱们有人了还怕没钱吗?
(访谈录音180204WLC)
家泽和盘托出他的为难，让邻居看到他舍己为人的义气，他的为难自然就得到大家的同情。经过他人劝勉再做出接受高彩礼的决定，便不至于在道义上得罪亲邻，更能取得社区舆论的理解和宽容，这是家泽在“两难”的情境中权衡之下找到的变通之道。
老白的亲家和家泽对彩礼本身及对方关于彩礼的“理”都没有大的意见，但这种几乎不费周折的合意却没有“一锤定音”，“议彩礼”也完全没有变成例行公事，恰恰因此变得更加不可或缺。他们都要经历看似不必要的议价，通过人为的“台阶”才顺势而下，接受本已同意的彩礼。
议价最大的情理在于不能不议，这看上去有些悖谬的说法恰恰体现了情理具备一个可持续的，或者说高度互动性的基础。这是本文所谓情理的过程性意义。因此，情理，或者说道德感，并不能被一种“反经济理性”的简单逻辑所概括。而这种情理随过程而生发的特点，也恰恰是目前被泛用的“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16)等概念所不能充分考察的。换言之，也就是说，不能认为最符合情理的“议价”即意味着在双方心心相通的情形中“无须议价”。本节所展示的两个个案都是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迂回”，“议彩礼”中的情理并不能化约为双方合意程度的高低，越是符合情理，“议彩礼”越不可少。正是在“议”的过程中顺势而为，顺应对方的道德感受力，才使得情理得到充分的生发，从而推动“合意”的达成，这即是“以礼顺情”的经验含义。
五、“以礼明心”：议价过程的道德确证意义
上节的案例指出，双方的理解和共识并不体现在彩礼的“一口价”上，而恰恰要在看似不必要的“议价”过程中展现出来。但并不是所有结亲家庭都像上文中老白和他的亲家那般，从一开始就有着对彼此道德感受力及彩礼数额的明确共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双方就进入抬价和压价之间的博弈呢?本节所要展示的田野案例表明，即使没有很强的同理心，纳亲之家随着缔结婚事而展开的一系列“议彩礼”的也并不是双方的互相妥协，相反，这个行动过程影响着两家人及整个社区对行动者的道德评价。最终也正是需要通过“议价”的过程来确认这一道德共同体的共识。
在镇上经营超市生意的老严，靠着自己的辛勤劳作小有积蓄。而他的儿子凭自己的能力考学走出农村，在省城落了脚。老严一直觉得自家人也算是镇上的体面家庭。可是，他的亲家母因为大女儿嫁给了镇上一户做生意的人家后受到了苛刻对待，令她极为不满，因而一开始极力反对让二女儿也嫁给一个“小气”的商人家庭，这使得老严平生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生意人这一身份的巨大道德压力。
不过，两家的孩子自高中起就开始恋爱，亲家母也不忍拆散他们。尽管对二女儿再次嫁入商人家庭有不满，但老严的亲家最终还是答应了这门亲事。2018年腊月办婚宴前一周，亲家母从外地归来，老严和妻子赶往对方家中，迅速商定了一切事情：
老严：回来以后嘛，下午五点钟，我和你姨在家里吃过饭之后就赶紧下去，下去以后嘛用了半小时时间就把彩礼给说清了。包括这结婚该准备的一切就在这半小时以内就说清楚了。
访员：怎么做到的?
老严：因为她要了十七万八，我就答应了20万嘛，人家不要这么多，就要十七万八，我说那行嘛，这就不费口舌。
(访谈录音180905YSS)
在亲家母看来，老严一家作为生意人原是不够体面的，这门亲事并不完全合其心意。根据当地要彩礼的规矩，她完全可以索要一个高价彩礼而不落人口实。可是真正到“议彩礼”时，她却仅仅提出一个位于T镇彩礼大行下游的礼价，难道她是一反彩礼的道德内涵而行之吗?
其实，说定婚事的前前后后，老严为了争得对方的同意，早已付出了许多心血。2016年儿媳研究生毕业时，老严就同亲家母商量过一次孩子的婚事：
当时也就是2016年我们两个提亲去了。就是同意就谈，不同意两个娃娃岁数大了也不要耽误了，就问这个话呢，她就说是同意。这就是我们两个提着四色礼，两个人问了一下，问了之后就是害怕这个丫头工作找不到省城，他们两个也走不到一块儿，因为儿子在省城的话，媳妇也肯定要在省城。最后找的工作都离省城中心城区比较远，那些高职院校啊，可以应聘去当教师。但是地方比较远，两个人也没办法共同生活，他们那阵子已经把户口登到A区了嘛，已经登上了，这没办法最后我就找人，找关系给弄到这个药厂，弄到药厂以后，两个娃娃已经把相都照好了，啥都弄好了。
(访谈录音180905YSS)
老严为了儿子的婚事，花大力气将儿媳的工作安排到省城的药厂，投入的精力、财力都有目共睹。不仅如此，在省城买房一事上，他更是展现出其他人家没有的气派——直接花了55万元付了60％的首付，剩下40％由儿子、儿媳按揭。如此一来，通过在孩子婚事上的种种慷慨行动，老严向亲家母，以及社区里的所有熟人展现了自己的宽厚与大方，表明自己是个重情义轻利益的人。这既是为了保障儿子婚事的顺利进展，也是他提升自己在村镇社区内道德地位的一个重要策略。
老严此举的目的再明显不过，而亲家母表面上的确再没有了阻拦婚事的理由，自那以后，孩子的婚礼开始被提上日程。两家人见面“议彩礼”之前，因为亲家母迟迟在外地不回来，心急如焚的老严已在电话中表明，无论要多少他都愿意接受，只要不耽误孩子领证。但亲家母似乎没有接这个话，也没有借此“狮子大开口”要个“天价彩礼”，而是坚持不能在电话上“议彩礼”，一定要等她回来当面说。见面那天，亲家母直接提出了自己心仪的数字——17.8万元，其实已经意味着亲家母认可了老严的种种付出。原本作为高彩礼基础的男方家庭的“不体面”，在双方围绕婚事展开的多重互动中已经逐渐被消解了。
反观老严，他的确对彩礼表现出不计较的态度，甚至提出更高的礼价。这是他进一步展示自己慷慨的举措吗?表面上看可能如此。但实际上，由于彩礼蕴含着强烈的道德评价意味，它同两家人的道德实践及道德感受力密切相关，还将影响未来两家人的名声，因而老严提价的建议事实上包含他向女方家庭进一步确证的试探。
其实，亲家母通过彩礼体现出的对老严的认可，也不只源于个人观念的转变，也考虑到了整个社区对其树立的新口碑的认可。假如亲家母提出17.8万元的礼金只是客气，而真的同意了老严的提议，决定收取20万元的彩礼，那么她将面对的是在乡村社区的舆论里被议论为“蹬鼻子上脸”和“利欲熏心”，最终落个“贪财”的名声，在老严面前反而会抬不起头。所以亲家母也是洞悉了他人对老严道德实践的肯定，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地位，才继续坚持了17.8万元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礼金。而老严也正是通过和亲家母“议”的这一过程，确证了自己道德实践的成果与收效已被亲家和整个社区共同认可。
本节的案例表明，处于社区道德分层中的人在人生的关键大事上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改善自身在分层中的位置，以弥合共同体评价与自身道德期望之间的张力。而这些策略最终是否取得了社区的认可，自身的道德地位是否因此而提高，这些答案均会在“议价”的过程中获得确证。可见，“议价”之“不能不议”的意义在于，唯有在这一过程当中，原本处于模糊状态的、不确定的社会评价会随着你一言我一语的互动交流，显现较为明确的含义，所以，“以礼明心”也正意味着以“议礼”的方式来澄清结亲家庭此前可能存在的误解，明确双方或一方相应付出的努力，其在村庄社区中地位的变化也最终在此得到证明。这使得“议价”这一过程充满了道德确证的意义。
六、“以礼争气”：道德地位浮现与道德行动策略
在上一节的讨论中，“议价”给予纳亲之家道德地位变化的最终确证，“议”的过程就是原本模糊的道德共识逐渐呈现的过程。还有一类亲事就是结亲家庭共识的缺乏的确导致抬价和压价的博弈。那么，博弈过程中结亲家庭彼此的妥协和坚持究竟有何意义?是否在具有明显分歧的状况中，“议”的过程就会丧失了“礼”的要求?彩礼的情理意义从而也被削弱?从下文艳云的故事我们会看到，“议彩礼”时双方的一举一动在此情形中反而沾染了更强烈的道德色彩，体现了行动者更复杂的道德感受力及与之相应的行动策略。
艳云的女儿和对象小谭都在B市工作，经人介绍谈了4个月后，于2019年春节前后来家拜访了两次。虽然他在B市行政单位工作稳定，有车有房，但说话轻浮，不懂礼貌，而且在女儿面前显得有些强势，令艳云不满。但女儿一心愿意，她和丈夫便只好不再阻拦。
两家人开始“议彩礼”时，T镇街道的彩礼已涨到20万-24万元，艳云和一向会拿事的大姐爱云商量，提出两种方案：彩礼22万元，陪嫁6万元；彩礼20万元，陪嫁4万元。可是同县不同乡的亲家老谭却迟迟不愿接受，反而提出了一些考虑不周的新方案，意图压低彩礼价格。看到情况僵持不下，老谭便说：“哎呀，主要是这个20万彩礼高得我在庄里人面前丢人，抬不起头啊!”
(访谈录音190303WFQ)
老谭的考虑是自家在街道边，儿子在市里又有车有房，工作也体面，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低于大行的彩礼完成婚事才是符合道理的。艳云一家对这个道理心知肚明，那么，她们的“高价”是不是意味着对艳云家来说，彩礼的“财”重于“礼”呢?
在艳云家看来，恰恰由于对彩礼道德评价意义有充分的重视，因而才未能就彩礼数额与老谭达成共识。在“议彩礼”前前后后的交往中，男方家总是摆出一种优越的姿态：饭桌上只有艳云的丈夫给老谭不断敬酒，小谭却未给艳云一家人敬过一杯酒，老谭说话的腔调更是底气十足，诸多细节令他们十分不满。在艳云家看来，自家和孩子的经济条件都不比对方差太多，本来就“门当户对”，并不算攀了“高亲”，不该得到这么轻蔑的对待。更关键的是，在“议彩礼”的过程中老谭父子的一系列行为表现出这家人不够通情达理还自视甚高的做派，艳云更是没看上小谭的为人。在这种时候让彩礼，艳云一家咽不下这口气。爱云于是礼貌地回敬老谭称：
你们儿子确实优秀，不过我们姑娘在市里的工作也不差，这在国企单位上班刚一年，拿将近6000块钱的工资也不低吧?而且不论是长相、体态，仪表、我们姑娘样样都上得了台面。不过你既然说了这个话，那咱们也两家都相互体谅一下，就在20万彩礼的基础上再返4000元，19.6万吧。
(访谈录音190303WFQ)
老谭并未立刻接受这个彩礼，但艳云家人也已打定主意不会再让步了。难道艳云夫妻只是为了坚守自己的“脸面”，从而让亲事如此悬置着吗?他们难道不曾考虑女儿在这门婚事中的焦虑心情?不曾设想说彩礼僵持不下的状况会让女儿嫁到婆家后难处关系吗?
对当地嫁女儿的父母来说，外人的这些疑虑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们的心思正如媒人雷南所言：
哪怕你一个馍掰开分成两个吃呢，你还把我女子看成个人，你不疼我女子你还疼你的钱呢。人家也有道理。就算是你家穷得很，人家卖20万，我给你卖了10万块钱，你去把我的女子不当人。
(访谈录音180907MR)
如今，在L县的相亲市场上，已不可能有女性愿意下嫁到山区人家，只有自由恋爱的女性才会不顾经济条件限制而自愿嫁给来自山区的男性，女方父母往往极力反对，反对无效后才勉强同意并索要高额彩礼。在他们看来，“下嫁”的婚姻秩序本来就更为脆弱，如果只考虑婆家的经济负担，而索要同那些“门当户对”或“上嫁”亲事一般高的彩礼，就会使得女儿在未来婆家的地位没有保障。
在艳云一家人所处的“议彩礼”情境中，他们的考虑其实十分类似。在他们看来，彩礼多一万少一万，并不会给老谭家增添多大的经济压力。关键是他们意识到，小谭看起来是个“厉害”人，婆家人也不够通情达理——这些对亲家道德地位的判断与担忧令他们力求在“议彩礼”时彰显自己的地位。如果在“议彩礼”时败下阵来，不断退让，一定会让老谭感到儿媳妇的娘家人其实就是好说话的“软柿子”。如此一来，婚后小家庭若产生了矛盾，对方想到女方家庭在“议彩礼”过程中的软弱可欺，就更不会给儿媳好脸色看。艳云和爱云对彩礼数额的极力坚持，其实是在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告诉亲家——儿媳未来是有强硬的娘家人撑腰的，他们得看在姻亲的分上善待儿媳。
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迂回的余地。两家人围绕彩礼价格“缠斗”了两周之久，艳云本已将彩礼降到18.8万元，除此之外再付1.2万元的离娘费和针工钱，如此一来合起来还是20万元。这样既保证了自己在实质的谈判中处于不败之地，也保住了两家人的脸面，是基于情理的智慧举动。但老谭仍不想直截了当地接受，还想试探更多回旋的余地。艳云的女儿看到彩礼商议僵持不下，心中也很焦虑，但她又觉得自己没有立场要求母亲降低礼价，更何况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自己。爱云也不忍将婚事如此拖延下去，看外甥女焦心，最后索性在电话中直言：
其实一开始我妹妹想着这个说彩礼总要有往下的一个过程，所以打算要22万、24万这么个数，但是我想着既然娃娃愿意，干脆一开始就给你说了20万，把这个数说到位了，省了咱们大人的工夫。
(访谈录音190303WFQ)
老谭一听这话，顿时不好意思起来，并且觉得女方家已经给了台阶下，如果再不松口，更要背上一个不近人情的“骂名”，于是他也顺势答应：“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明白了!那这我心里一下子松活了!”(访谈录音190303WFQ)爱云见他松口接受，出于礼节考虑，又将离娘费减去了2000元，以示诚意。
这次“议彩礼”的过程表明，尽管双方都有所“争”，却也都是奔着为了孩子婚姻幸福的目标去的。通过一段时间的坚持以表明立场以后，双方都做出相应的退让是保全两家人脸面，成全孩子婚姻的恰当举措。
其实，艳云一家最初并未像爱云所说的那样，盘算好了不降彩礼，只是在“议彩礼”的过程中察觉到男方家人不够厚道，才决定紧咬价格不放，以不甘示弱的态度为女儿“撑腰”。他们对高彩礼的坚持，并非是为了“争利”，而是为了“争气”。应星(2010)对于“气”这一具有乡土本色的概念的研究指出，“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既不是纯生理的冲动，也不是纯利益的反应，它是一种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在艳云的故事中，他们一家正是从亲家的言行间感到自身受了轻视，郁积了不平之“气”。但是，其后他们坚决不轻易降价的行为又并非是单纯的“赌气”，因为他们并不只着眼于此刻的“受气”。他们“以气立人”，是为了表现出对男方道德感受力的质疑和对自身地位的坚守，也正是应星所谓的“追求社会尊严、实现道德人格”。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以此塑造平等的姻亲关系，并影响即将结成的小家庭的秩序，为女儿“撑腰”。
可见，彩礼“不能不议”，还因为随着“议价”的过程而展开的是双方对彼此品性、道德地位的判断，充满分歧的彩礼博弈中无论是坚持还是妥协，都是基于结亲家庭充分的道德感受力而建构起的道德策略。恰恰是“议”的过程最体现两家人的态度与情感，也正是在这一以“争气”为核心考量的互动过程中，小家庭的秩序在结亲家庭乃至村镇社区的范围内，经过调适和形塑而达到平衡，而且最终同“礼”的规范相适应。
七、结论
本文的三则案例都向我们展现了结亲家庭在彩礼一事上所遵行的行动伦理。“彩礼大行”因地而变，因时而改，它在人们心中却有着恒定的道德意义，它既是一个价格基准，更是所有乡邻共同遵奉的道德基准。一般来说，女方家庭的预期礼价不太会逾越大行，但也唯有在“上嫁”的亲事中，当女方父母对男方非常满意时，彩礼才会低于大行。所以，彩礼蕴含着双方家庭相对的评价，而且该评价不仅基于其经济或政治条件，更涵括了道德地位，是对亲家的一次全面的评价。
“议彩礼”过程中的道德感受力并非结亲双方对彼此的感受和判断，而是以大行为基准，判断自家情势的感受力。大行就是行动者构筑并衡量自己与亲家道德感受力的参照点。道德基准的存在也使得被商议的“财”不可能只是两个家庭之间的经济博弈。正如当老严已经展现出他在道德地位上的努力，而其经济地位又相当可观时，亲家母必然要考虑到整个社区对于双方的评价，所以不能承担要高于大行的彩礼的道德风险。而对男方来说，接受高于大行的礼价也需要承担抬高社区大行的道德风险，所以家泽才需要通过变通之道化解危机。而且，在“议彩礼”过程中，“道德感受力”的作用其实也适用于处在村庄分层中各个位置上的家庭，家底丰厚的家庭不会因为经济条件尚可而接受一个道德上存在劣势的高价彩礼。同样，经济状况不佳的家庭即便通过借贷出彩礼，也不会轻易杀价，因为明确自身在村庄分层当中的位置，不顾彩礼的大行的标准而一味要求大幅降价，反而是非常有损脸面的事情。总之，彩礼关乎一个家庭在村庄中的身份、尊严与道德形象，并成为行动者的核心考量。
一旦对方的道德感受力和自己存在差异的时候，“气”就会应运而生。“气”常常贯穿于商议彩礼的情形之中，只是在本文艳云的案例中最为突显。由此可见，“气”的牵动并非源于对亲家的家庭境况和道德品格的孤立判断——正如，即使老白对亲家十分满意，面对18万元的彩礼他也会有“气”，唯有当亲家顺势而降，成全了他的道德感受力时，“气”才被化解。所以，彼此的道德感受力是否能互为“感通”和协调一致，才是“气”是否生发的条件，也是彩礼协商能否顺利达成合意的关键。
关注彩礼的议定过程使我们了解到，结亲家庭之间无论是高度合意还是有所分歧，“议彩礼”都是一个必要的社会交往过程。结亲双方在“议”的过程中达成的不单单是彼此经济预期的平衡与妥协，还掺杂着对于姻亲关系以及小家庭的诸多情理考量。在双方高度合意的情形中，我们看到情理本身其实具备高度互动性的基础，“议彩礼”的迂回之势恰恰使得情理随过程而生发，因而能够“以礼顺情”。当结亲家庭对彼此的道德感受力及彩礼数额尚未有明确共识之时，彩礼所关乎的两家人及整个社区对行动者的道德评价，以及整个道德共同体的共识，都需要在“议彩礼”这一过程中获得确证，此之谓“以礼明心”。在两家因分歧所进行抬价与压价的博弈中，“议”的过程令双方家庭的道德品性地位自然流露，从而使得两家人能够即时针对对方做出道德判断，也使结亲家庭可通过坚持与妥协的行动表达自身对塑造姻亲关系的道德诉求，并最终着眼于影响即将结成的小家庭的秩序，展现了“以礼争气”的道德过程。所以，“顺情”“明心”“争气”展现了“议彩礼”的三种典型的情境，也是结亲家庭的三类互动模式。诚然，三种互动逻辑并不都是彼此割裂而独立的，但在此类型化的分析中，我们更能把握彩礼之道德嵌入性的多层次的要义。
本文对议价机制的分析表明，“议”的核心不在于两个家庭是不是从一个符合情理的价格开始，或最后是否能在一个符合情理的价格上形成默契，“议”的过程本身才是最体现情理或情理出现的过程。这种情理也是“礼”的精神在现代语境下的实践诠释。无论在何种情形下，行动者的策略都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双方的道德感受力，有认可也有质疑，有顺意也有确证，有成全也有改变，这也促成了“气”在议彩礼过程中的蕴藉变化。所以，彩礼不只是在互动双方之间形成的观照，还建立在两家人对更大范围农村社区道德风气的体察与顾忌之上。因此，我们认为，彩礼既非仅由供需比所导致的价格，也非单纯功能性的礼物交换，“议彩礼”正是在社区构筑的意义网络之中，衔接个人道德感受力与集体习惯的节点。这也正是情理随议价的过程而生发的深刻基础，也是彩礼的道德嵌入性在过程中所展现的要义。
注释：
①田野经验事实表明，婆家对高彩礼的媳妇通常不敢怠慢，新一代媳妇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并且，当地高额的彩礼市场价使得男性几乎丧失了离婚后“再婚”的可能性，因而媳妇在婆家有更为充分的“任性”的条件；反之，婆婆“伺候”媳妇，对媳妇言听计从，成为当地农村家庭中十分常见的现象，如媒人所言：“现在的媳妇叫个啥，礼钱高了，到每家去婆婆都是老妈子。一句话就是老妈子，你就是给我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都是你”(访谈录音20180907MR)。由此我们认为，高彩礼影响到结亲之后农村家庭的稳定性。
②因此，以格氏一派的研究仅仅通过强调经济生活的非经济因素“纠正”了纯粹的经济学模型的局限(Zelizer，1988)，而没有实现以社会学视角取代市场的经济学范畴(符平，2009)。
③克雷曼(Kleinman，1999)在对于生物伦理的考察中提出，将伦理准则视为个体性的选择，认为其应该建立在哲学性与心理性的反思之上的观念并不能解释道德生活的社会过程。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各种面向，他们在经济、文化、亲友关系、工作活动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道德视野，也形塑了人们的道德感受力。在任何文化语境之下，人们都共享这一能力，而这一普适性的特质是许多主观性共识达成的基础。只要将行动者的经验生活自然化，不同情境下行动者的伦理就是可以被预测和把握的。
④汤普森(2002)看到，当自由市场、资本的力量侵入传统社区，危及居民的基本生存时，社区固有的习俗与惯例中所包含的责任、规范与义务，构成了居民反抗资本主义的道德力量。斯科特(2001)在道义经济视角下对于东南亚小农抗争政治的考察中，发现在地方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存在一种反经济理性的集体行动机制，违背了农民对于基本生存权利与朴素正义观念的国家行为将会引发反叛。受到这一思想脉络的启发，关注道德经济的学者对于集体习惯的讨论大多局限于面临生存危机的小农群体，并且将其视为极端状态之下反理性的道德实践。本文在此基础上延伸对于“集体习惯”的反思与探讨，我们对于此概念的使用糅合了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当地约定俗成的彩礼价格，即“大行价”；另一方面则是价格背后难以被标价的习惯，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系列道德性的考量，比如对自身道德声望的锚定与感知，以及对于结亲家庭行为的道德判断。不过，这一系列道德的期待与判断，仍旧要通过行动者理性的“议价”的过程，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可见，“集体习惯”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于市场、国家权力的反抗，也不仅仅需要符合集体的道德期待。议彩礼过程中、经济理性的原则同样对个体构成约束，行动者对“集体习惯”的遵循和顾忌混杂着理性的考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看到了“集体习惯”这一概念如何超出了汤普森与斯科特等人的使用所指涉的意义范围。“集体习惯”不仅可以作为人们在危机状态下借以反抗外部力量的道德武器，而且可以具有日常性的、高度互动性的意义。
⑤社会行动的过程性，不仅构成了对个体道德意识的重新理解(Abbott，2005，2016：16-32)，也是构成关系性研究的关键(Emirbayer，1997)，严格来说，过程性的行动，并不等同于机制(mechanism)本身，但本文所使用的机制之说，重视的是关系的延续性(Stinchcombe，1991；Tilly，1995)。
⑥根据学术规范要求，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⑦在L县的婚俗中，婚礼之前大致有遇面、看家、说彩礼、订婚、送绢几个步骤，每一步都有特殊的讲究。这套婚俗基于当地相亲的传统，例如，“遇面”就是由媒人或亲戚介绍让年轻男女双方初次见面。“看家”是女方在亲人的陪同下来到男方家中做客，了解男方的家庭情况。订婚之前，两家人会携媒人或近亲作为中间人一同商量彩礼，说定的彩礼由男方家庭在隆重的订婚仪式中呈送女方父母。有时订婚时先送一部分，其余彩礼在“送绢”环节中随男方家庭给女孩准备的三金、衣服等礼物一同送到女方家中。婚礼当天，女孩的手工活和娘家的陪嫁会同男方送给女方的礼物一同摆放在女方家中，以展现两家人对女孩的充分重视，以及媳妇的能干。“遇面”之后的环节对自由恋爱的婚事而言同样适用。
⑧2018年春节前后，媒婆芸香的联系网络里有二三十个急于相亲的男性，却只有十个左右的女性，印证了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后对底层农村男性造成的婚姻挤压状况。
⑨“大行”一词在当地的方言中即指“市场价”，除了称彩礼大行外，所有可定价议价的事物都可以用“大行”来形容其一段时期内的普遍和平均价格。用访谈对象的话来说，“大行”就是指“大家都出这个价，我也不出这个圈圈外”(访谈录音190216WY)。
⑩本地男性与外地女性结成的婚事，彩礼同样不高。这主要是因为索要彩礼的女方家庭，往往更看重他们所处地域的“彩礼大行”，而多数地区的彩礼皆低于L县，所以本地男性娶外地媳妇的彩礼往往较低。当然，本地的高彩礼状况同样也影响到了一部分非本地婚姻的彩礼，例如，在我们调研的一户人家，其大儿子娶本地媳妇花了20万元彩礼，小儿子在娶河南媳妇时亲家原本不要彩礼，却考虑到女儿妯娌的高礼金，而最终决定索要8万元彩礼。不过明确的是，不论是“外嫁”还是“外娶”，其彩礼金额几乎一定是低于本地同期“大行”的。
(11)“谢媒钱”与成交彩礼金额无直接关系；职业媒人的职业声望与成交彩礼金额也无关，而是通常建立在说媒成功的个数基础上。
(12)访谈录音(180208MP)，括号内序号由访谈日期与被访者姓名拼音缩写构成，下同。
(13)也有特殊情况，例如，一家之中儿子非常能干，而父母的权威很小，则由儿子本人掌握婚事的全部决议。但田野中尚未见到有女性本人可全权参与彩礼商议的情形。
(14)此处的“社会分层”与后文中的“村庄分层”，都指的是村庄中涵盖各个方面的整全的分层体系，包括家庭或个人的经济条件、政治地位、道德口碑、职业声望等。后文所使用的“道德分层”的概念应当包含在其范畴之中，属于村庄社会分层的其中一个面向。
(15)陈文玲(2009)看到，村庄舆论不仅能够传递信息、表达个人与公共的利益诉求，也呈现了共同体所认可的种种规范，并根据每位村民对于规范的遵守状况排出序列，从而沉淀成为村庄的道德分层。道德分层可以引导他们对于共同体规范的严格遵守，以避免在道德分层中堕入不利地位。不过，笔者认为，这一“道德分层”仍然是较为静态的呈现，如果进入行动者的视角，分层就会呈现流动性的图景。处于分层中的人们在特定的事务上采取一定的行动策略，将影响他们在其中的位置。尤其有关“为儿娶媳”——人生三件大事之一——这件事的行动，将更具重塑分层的重要意义。
(16)斯科特(2001)从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处借用并扩展了“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的概念，他看到，农民出于“安全第一”与“生存伦理”的考虑会放弃最大利润原则，体现出一种有限理性，在特定的共同体范围内部产生一种集体性的互惠，呈现为道义性的再分配机制。道义经济的安排与实践镶嵌于地方传统的文化体系之中，而不符合农民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与互惠观念的剥削则会引发农民的反叛。但是斯科特对于道义经济的讨论范围过于狭隘地限制在了面对生存危机的小农群体身上，并且被认为其是在极端状态之下完全反经济理性的实践，而缺乏对于道义背后文化传统的深刻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