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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然:将阶级带回“发展型国家”

更新时间:2022-06-29 23:42:26
作者: 张跃然  
换言之,在这些学者看来,是阶级政治的过程与结果决定了国家是否表现出“嵌入的自主性”。本文着重介绍这一讨论的三个代表性案例:齐博尔(Vivek Chibber)对于印度中央政府为何未能展现出“发展型国家”特征的讨论,海勒(Patrick Heller)对于印度喀拉拉邦为何展现出了具有民主特色的“发展型国家”特征的讨论,戴维斯(Diane Davis)对于韩国、阿根廷、墨西哥等经济体中政府行为模式为何不同的讨论。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讨论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取向,是由历史社会学奠定的。这些学者进行的研究,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考察为何在众多构建“发展型国家”的尝试中,有些获得成功,另一些则遭遇失败。“‘发展型国家’从何而来”的问题,是埃文斯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未能涉及的;而恰恰是在后续学者对“发展型国家”的“追根溯源”当中,阶级政治的重要性得以彰显。这提示我们:仅仅停留在去历史化的组织构造和制度设计层面而不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和过程,是无法理解“发展型国家”的,更遑论理解各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与后果。在这一讨论中,我们明确看到了研究主题(“发展型国家”)、理论取向(马克思主义)、方法路径(历史社会学)三者的有机统一。

  

   (一)齐博尔: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与“发展型国家”

  

   2003年,在纽约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齐博尔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锁在原地:印度的国家建构与滞后工业化》(Locked in Place: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在书中,齐博尔承接了埃文斯在《嵌入的自主性》中留下的一个论题:为什么印度在中央政府层面没能出现“发展型国家”特征?但与埃文斯不同的是,齐博尔认为印度中央政府之所以未能展现出“发展型国家”的特征,不是因为其缺乏嵌入性,而是因为其缺乏自主性。印度中央政府看起来符合理性官僚制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在各个官僚部门之间缺少协调与统一的机制,导致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目标分散,无法将各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围绕同一个目标行动。齐博尔据此提出,国家机器若想拥有自主性,其在组织层面必须存在一个统合机构(nodal agency)——这是齐博尔对埃文斯理论的第一个修正。

  

   但到此为止,齐博尔的讨论没有突破埃文斯的框架:看起来,国家机器是否有自主性,依然是一个关于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的问题,只要采取了正确的组织形式,国家自主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齐博尔更大的突破在于,他注意到印度中央政府在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构建“统合机构”的尝试。恰恰相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政府多次试图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协调机制,使国家机器有能力执行集中、统一、完善的产业政策。但这些尝试均告失败。在齐博尔看来,若想理解为什么印度在中央政府层面没能展现出“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就必须追溯这些尝试失败的历史过程。

  

   通过分析印度政府建立产业政策协调机制的种种努力是如何失败的,齐博尔发现:印度本国产业资产阶级的阻挠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每当印度政府试图进行内部整合、强化国家对产业部门的干预能力时,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便进行迅速而广泛的阶级动员,通过游说、公开抗议、在媒体间制造舆论乃至威胁停工停产来阻止政府的计划。几次三番下来导致的结果是,在所谓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框架下,印度的产业资本一方面享受政府的关税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拒绝接受政府的干预和规训,一直徘徊在技术落后、生产能力低下的状态中,凭借市场垄断地位轻松盈利。换句话说,印度的产业资本一方面享受政府政策的红利,另一方面拒绝承担接受政府协调、为国家整体产业政策服务的责任。

  

   齐博尔进一步引入韩国的案例进行反事实分析。在齐博尔看来,韩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成功构建统合机构、获得干预产业资本的强大能力,并不是因为韩国资产阶级天生多么有担当,自然而然地愿意接受政府的规训和干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提供了宝贵机会。日本和美国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大力扶持韩国制造业,并愿意为“韩国制造”提供市场。韩国的产业资本家们看到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有利可图,但同时也意识到,出口导向意味着产业资本无法在本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之上“躺着赚钱”,而必须在国际市场上参与高强度的竞争。而韩国产业资本进一步意识到,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提高竞争力,就必须接受政府的干预和规训,“倒逼”自身提高技术水平、压低成本。因此,在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为韩国制造业提供了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机会时,与政府紧密合作、适度地接受政府干预就成了韩国产业资本的理性选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型国家”的构建在韩国才成为可能。

  

   齐博尔进而指出,在资产阶级顽强阻挠、抵制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印度的国家机器也不一定必然屈从于资产阶级。他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保有强大的政治力量,能够有效动员起来的话,那么印度政府完全可以倚仗工人阶级的力量,逼迫资产阶级就范。因此,问题的另一个关键侧面是,印度的工人阶级为何不具备制衡资产阶级的能力。为解答这一问题,齐博尔将历史视野进一步向前推,瞄准20世纪40年代印度独立前后。在印度正式取得独立之前,反对英国殖民者、追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其实已经带有强烈的阶级正义色彩,工人阶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印度独立后,执政党国大党内部的左翼势力日渐式微,政治精英认为当务之急是建构民族凝聚力、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不应该在民族内部继续制造阶级对立和分裂。因此,国大党对工人抗争运动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压制,最终扑灭了工人阶级的动员能量。其中的讽刺之处在于,国家执政者认为抑制工人动员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实际上,在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动员作为倚仗之后,国家无法向被“宠坏了”的民族资本家们“开炮”,无法有效对产业部门进行干预,长期来看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通过这一系列分析,齐博尔实则是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对“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进行了非常彻底的重构。在齐博尔看来,决定“发展型国家”得以构建的根本因素,来自阶级斗争的动力。在印度的案例中,资产阶级的负隅顽抗阻碍了构建“发展型国家”的努力。而“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构建,要么依靠地缘政治提供的出口导向发展机会让资本家们心甘情愿接受国家干预,要么有赖于工人阶级动员的能量冲破资产阶级的阻力。换言之,齐博尔认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核心不应是国家机器本身,而是国家机器处于什么样的阶级关系当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齐博尔在书中的分析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一种“倒叙”的叙事手法,从年代由近及远地往历史深处回溯:先对年代较近时期的国家行为模式和产业政策进行描述,然后在“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驱动下,倒退回历史较远时期的关键时点;在对关键时点进行梳理时,继续指出尚未解决的问题,在新的“为什么”驱动下,倒退回历史更加久远的关键时点。这样一种分析和叙事思路,其实对于历史社会学中长久以来围绕“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概念的方法论讨论有重要意义(Collier & Collier,1991;Soifer,2012)。传统的关键时点分析,往往采取按历史时序从前向后的方式进行推演,先锁定关键时点,再探讨关键时点在后续历史中造成的后果。这一分析方式实际上是“定因求果”,其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研究者对于“关键时点”的选择可能是随机、武断的,无法充分论证其为何“关键”。而齐博尔的分析思路,则是“定果求因”:先确定年代较近时期的某种现象作为需要被解释的“结果”,再依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的问题意识,倒退回先前的历史中确定关键时点。齐博尔的研究或许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作为历史社会学的一种因果分析工具,关键时点分析似乎更加适用于探求“果的因”,而非用来分析“因的果”。

  

   (二)海勒:共产党、工农动员与“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齐博尔承接了埃文斯在《嵌入的自主性》中遗留的论题,那么海勒则是拾起了埃文斯遗失的论题,在《嵌入的自主性》中,埃文斯没有重视一个关键事实:被他奉为“发展型国家”之典范的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韩国政府,当时正处于威权体制之中。而恰恰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民主化之后,国家机器展现出的“发展型国家”色彩反倒越来越淡。那么,“发展型国家”和政治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发展型国家”可以是民主的吗?这正是海勒在1999年出版的专著《发展的劳动:工人和印度喀拉拉邦资本主义的转型》(The Labor of Development:Work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pitalism in Kerala,India)中试图回答的问题。海勒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拉美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意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如何与特定的政治体制相互作用(Collier,1979),并将这一问题意识引入对“发展型国家”的讨论当中。

  

   海勒给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下的国家机器也可以表现出“发展型国家”的特征,但这需要非常特殊的前提条件——国家的建构过程必须伴随着政党领导的大规模底层工农阶级动员。这一结论基于海勒对于印度喀拉拉邦地方政府的研究。在海勒看来,喀拉拉邦地方政府层面的国家行为表现出了强烈的“发展型国家”特征:一方面,政府可以有效地实施产业政策干预;另一方面,政府能够调和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资本对工人一定程度上的让利,通过劳资之间的合作来稳定资本积累体制。这些特征在以印度共产党为首的左翼政党联盟执政时表现得更加明晰。

  

   海勒认为,要理解印度喀拉拉邦地方政府层面的国家行为的“发展型国家”特征从何而来,就要回溯20世纪初喀拉拉邦的阶级斗争历史。20世纪初,整个印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但喀拉拉邦的不同之处在于,运动中的阶级话语和底层动员占据核心地位,共产党扮演了领导角色。当时的喀拉拉邦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农民与手工业从业者处于各种纷繁复杂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利益十分碎片化,且被各种身份区隔所割裂,难以形成阶级团结。而恰恰是印度共产党使用的一系列动员策略,赋予了各种底层工农群体阶级认同,在支离破碎的身份图景中构建出统一的阶级阵线。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实际上扮演了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角色(葛兰西,1983)。喀拉拉邦走出殖民统治、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便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大范围底层动员和斗争实现的。底层工农动员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它剥夺了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地方精英集团——尤其是地主精英——的权力,使得建构韦伯意义上能够垄断合法暴力的国家机器成为可能;第二,它让共产党深深地扎根在底层工农阶级当中,大大增强了其对民众的领导力和号召力,也使得在民主化之后,左翼政党上台执政时国家机器具有深层次渗透社会的能力。这些条件,都是印度其他地区不具备的。

  

海勒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条件下建构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一方面具备规训、统御精英阶级的能力;另一方面,当若干年后左翼执政党转换思路、认定必须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谋求经济发展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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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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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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