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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然:将阶级带回“发展型国家”

更新时间:2022-06-29 23:42:26
作者: 张跃然  

   然而,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短板也非常明显。用“相对自主性”来解释国家决策和行为模式的思路,实则是高度功能主义的。其内在逻辑是:作为一个整体社会系统的生产关系要想存在下去、不断完成自身的再生产,就势必要求国家实现某种功能,这种功能成了推导国家行为的基础——国家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事,是因为要满足系统所要求的功能(Miliband,1969;Poulantzas,1969)。相应地,资本主义具体形态的变化,也会导致国家形态的转型,因为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所要求的功能变了(Jessop,2002)。但这种功能主义的思路无法解释,即使生产关系再生产自身的要求的确为国家施加了某种压力(阿尔都塞,2019),这种压力究竟是如何具体作用于国家执政者并影响国家行为的。这一思路也无法解释,国家执政者自身是如何权衡统治阶级的特定、短期利益和整体、长期利益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则是,国家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解释成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长期利益服务。这一分析困境,暴露了功能主义的最根本弱点,也一直困扰着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Piven & Cloword,1993[1971];Therborn,1978)。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和它在战后北美社会学的主要论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功能主义的解释思路,是以宏观层面社会结构自我再生产的需求为出发点的。这就意味着,相对于抽象的、无法直接可见的“结构性力量”来说,可见的、具体的行动者变得不那么重要。同时,这一分析思路是静态的,其根本的关切是社会结构的稳定从何而来,很难处理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变迁。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当中虽然有“阶级”,但却没有作为政治冲突的、动态的“阶级斗争”。这方面,可能安德森(2001)对欧洲封建主义下的绝对王权专制国家的分析是仅有的例外。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安德森沿袭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思路,将某些国家机器所具有的高度自主性理解为阶级斗争的产物: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身地位的稳固镇压底层民众的反抗,不得不将垄断暴力的权力上交给高度集权的国家,国家的镇压能力得以大大增强,也具有了反噬统治阶级的能力。但或许是因为安德森关注的分析对象(封建主义下的专制国家)不同于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主要关注的对象(资本主义国家),安德森的思路并未在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内部引起足够重视,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整体上依然未能挣脱功能主义的束缚和“阶级斗争缺位”的困境。

  

   布洛克可能是最严肃地尝试过在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内部超越功能主义的学者。他认为,要解释“相对自主性”的来源,需要从国家内部的行动者出发,去分析这些行动者的利益与关切,而不是从生产方式或阶级出发(Block,1977)。换言之,不应假设国家内部的行动者是被生产方式的再生产需求所推着行动的木偶,而应看到这些行动者自己具有独特的利益诉求:对巩固和维持自身政治权力的诉求——这体现为国家执政者对财政收入的渴求,以及在民主选举中赢得更多选票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国家执政者必须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维持生产关系的整体稳定、巩固资本家和投资者的信心。布洛克认为,这才是国家机器服务于统治阶级整体、长期利益的根本原因。同时,国家执政者之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抑制某些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短期利益,往往是因为底层抗争逼迫国家让步,这样才能重新实现社会稳定。换句话说,国家所具有的“自主性”是底层斗争逼迫的结果,而这种自主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国家内部的行动者在自身利益驱使下,不得不扮演“生产关系的维护者”这一角色。也就是说,在布洛克的分析框架中,国家之所以拥有“相对自主性”,不是因为作为一种系统的生产关系在抽象层面上驱使着国家发挥某种功能,而是因为国家内部的行动者为维护自身利益所做出的最优策略选择。

  

   布洛克的这一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但同时也需要指出,在当时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讨论语境中,布洛克最富有新意的一点,实际上是分析出发点的转换——分析国家行为时的出发点不再是生产关系或统治阶级的系统性需求,而是国家内部行动者自身的、相对独立的诉求和关切。这一新的分析出发点,实际上带有强烈的韦伯主义色彩。此处及下文中所说的“韦伯主义”,指的是学者从韦伯的著述中所发掘出的这样一种分析方式:将国家内部行动者作为分析出发点,不将其视作其他社会力量的附庸或衍生物,而是作为有独立的行动逻辑和组织实体的对象来看待。这其中似乎也还是蕴含着些许讽刺:当新马克思主义试图解决自身的功能主义困境时,不得不从外部引入韦伯主义的思想资源。在不久之后,“国家中心主义”路径恰恰是以这种方式向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出挑战的。布洛克的分析框架,实际上已经内含了“国家中心主义”的雏形。

  

   概言之,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似乎是自己为自己埋下了衰落的线索:围绕着“相对自主性”的讨论,难以避免地陷入功能主义的困境,并试图以引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方式来克服这一困境。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斯考切波、蒂利、埃文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高举着“国家中心主义”的大旗,以韦伯的国家论述为基础,向新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其中,新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主义困境,尤其成为“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攻击的对象。对于后者来说,国家内部的行动者应该被视作有独立关切和诉求的能动主体,国家不是哪些群体或系统的附庸,不是为了实现某些功能而存在的,国家就是国家本身——其存在的意义,是自身权力的维持、巩固与扩大,这应是分析国家时的起点(Skocpol,1980)。这才是“将国家带回来”(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真正含义:不是说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出现之前政治社会学不关心国家,而是说“国家中心主义”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实并没有把国家当成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分析对象,仅仅作为功能性存在的国家并非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的“中心”(Evans et al.,198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中心主义”一方面是在与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论战中诞生的,另一方面在问题意识和概念工具上和后者依然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国家中心主义”所强调的“国家自主性”这一核心概念,恰恰脱胎于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相对自主性”,只不过“相对”这一定语,被“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以一种韦伯主义的方式消解了。而这恰恰是布洛克已经探索过的路径,“国家中心主义”只不过是走得更远。除此之外,早期的“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依然看重阶级这一概念:虽然国家行动者是由自身利益驱动的独立、能动个体,但国家在扩张自身的时候,还是不得不面对阶级力量的阻挠与掣肘(尤其是在国家试图汲取财政资源时),因此对国家与阶级之间的互动、协商、斗争进行分析,对“国家中心主义”路径来说就变得尤为重要。“国家中心主义”的代表作品,如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和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核心关切均是国家—阶级关系。换句话说,“国家中心主义”所带有的马克思主义胎记依然是明显的。

  

   到20世纪9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本已经退场,“国家中心主义”在北美政治社会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其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胎记也进一步被洗刷。一方面,国家作为一种独立的分析单位被进一步巩固。政治社会学家更加强调,在分析国家时,首先要进入国家内部,去理解国家行动者自身的行动逻辑——而在这一过程中,韦伯关于官僚制与国家组织形式的论述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导学者将国家看作一系列组织系统,去探讨系统的运作逻辑和系统中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周雪光,2017)。另一方面,与早期“国家中心主义”依然强调阶级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家理论越来越淡化阶级概念,开始习惯将“阶级”混入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之中(即一个外在于国家的、拥有自我组织与管理能力的“社会”场域)。国家的内部有其自身的行动逻辑,而作为国家外部的社会依然有其自身的行动逻辑。将国家与社会并置,考察这一对在概念上相互独立的分析对象在经验现实中有怎样的互动关系,就成了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北美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被确立了。在这一范式的背后,是韦伯、托克维尔的理论资源取代马克思的过程。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并非坚持认为国家与社会在经验现实中永远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恰恰相反,“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许多后续发展指出,国家与社会往往边界不明、你中有我,存在复杂的相互渗透关系(Migdal,2001)。但是,在概念层面上,国家和社会确实变成了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恰恰是因为学者们在概念层面假设国家和社会是互相对立的不同主体,研究这两者在经验现实中如何互动、融合、相互渗透才变得有意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成了绝大多数政治社会学者进行理论与经验研究时的基本假设,而国家与社会之外的其他概念——比如“阶级”——则淡出了北美政治社会学的图景。

  

   埃文斯的《嵌入的自主性》一书,实际上充分体现了北美政治社会学被“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统治后的问题意识——其贡献与局限,都可以在此中得到解释。书中“自主性”这一核心概念,背后是一条从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到“国家中心主义”路径再到“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传承线,而埃文斯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用韦伯主义思想资源重构“自主性”概念的例子:在埃文斯看来,国家的“自主性”是其内部组织结构——理性官僚制——的结果,这与新马克思主义对“自主性”的理解大相径庭。而“嵌入性”则指明了埃文斯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强调:国家与社会,必须以一定的制度安排紧密联系起来。但有趣而又吊诡的是,虽然埃文斯在理论层面将“嵌入性”表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在实证分析中,埃文斯展示的其实是国家如何嵌入在私人企业与资本家网络当中——这实则体现着他所分析的国家对象具有阶级性!实证层面的“阶级”,在理论框架中被替换成概念层面的“社会”。这一脱节,恰恰是“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用“社会”模糊“阶级”所带来的问题。

  

   更进一步说,《嵌入的自主性》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使用方式,有将经济发展问题去政治化、将政治问题变为技术问题的危险。似乎只要在国家内部建立正确的组织结构、在政府与资本之间建立正确的制度联系,任何国家都可以变成“发展型国家”——对国家行为的讨论,变成了一个组织与制度设计的问题。这种去政治化的危险在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被无穷放大,因为这一领域的许多学者倾向于寻找可被移植和复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成功秘诀”与“最佳实践”。但事实上,塑造国家行为的力量,归根结底是政治的;一个国家是否在行为中表现出“发展型国家”的特征,是由一系列政治斗争决定的,而阶级斗争在其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后续一些政治社会学者便是从这一方向来反思与推进“发展型国家”理论的。

  

   二、“发展型国家”背后的阶级斗争:将马克思主义带回来

  

如前文所述,埃文斯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实际牵引着一条北美政治社会学中的国家理论从新马克思主义向“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转型的脉络。而在《嵌入的自主性》出版之后,一些学者走上了一条“反向运动”的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洞见,重新带回到“发展型国家”理论当中。与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功能主义色彩不同,这一波新的讨论尤为强调动态的阶级互动对于塑造国家行为的重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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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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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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