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鹄《耆旧续闻》卷十载：“东坡论柳子厚诗，晚年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诗之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子厚南迁后诗，‘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清深徐纡，大率类此。”可见苏轼本人曾讨论过“以俗为雅”这个问题，而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所载《后山诗话》，梅尧臣在苏轼之前就已经提出了“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之后黄庭坚在写给杨明叔一首诗的诗题中又说：“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进一步将此方法发扬光大。此后如《韵语阳秋》《诗话总龟》亦多所讨论。南宋时，杨万里也作了探讨：“如‘成败萧何’等语，此不应收用。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曾经前辈取镕，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昔唐人寒食诗有不敢用‘饧’字，重九诗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郑花诗，以俗为雅，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列也。”（《答庐谊伯书》）杨万里批评庐谊伯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俗语用到诗句中，并指出“以俗为雅”需要经前人镕铸，讨论的是词汇方面。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诚斋论用事以俗为雅”条曰：“有用法家吏文语为诗句者，所谓以俗为雅。坡云：‘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如前卷僧显万‘探支’‘阑入’，亦此类也。”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前人所讨论的“俗”主要集中在“用事”上，也就是典故中的语典，包括两点：一是杨万里强调的经过前辈镕铸的俗语，二是类似于“法家吏文”语。但细究之下，这些对“俗”的讨论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一是俗语如果一定要镕铸后才能使用，那谁来做“前辈”就存在了问题，杜甫在使用时又经过哪位“前辈”镕铸呢？还是说杜甫则可，他人则不可？二是当时所认为的俗语，今天多不再为人习用，反而具有文雅的味道。三是以上材料很少讨论“以俗事入诗”这个主题。梅尧臣作为“以俗为雅”的提出者，同时也创作了很多此类题材的诗歌，这些原本就是“以俗为雅”一大主体，应该被广泛讨论，而苏诗在内容和写法上又有何开拓？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 遣词造句
苏诗的“以俗为雅”首先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这是最直接的观察点，但需要指出的是，苏诗有些诸如韵脚的地方，处理得略显草率。比如《石炭》曰“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虽然叙事质朴，也符合苏诗一贯的不疾不徐的风格，但“换”字究竟难有审美之感。再比如《曹既见和复次韵》“嗟我与曹君，衰老世不要”，竟不免有油滑儿戏之嫌。然而这类例子仅占很小的比例，总体而言苏诗还是成功地完成了在遣词造句上以俗为雅的实践，比如《将官雷胜得过字代作》曰“一双铁丝箭，未发手先唾”，一个“唾”字瞬间就把身为将官的雷胜不拘小节的性格刻画了出来。再比如《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惟有支头砖”，同样是在野外大醉，苏舜饮《独步游沧浪亭》“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追求的仍是唐诗风流蕴藉的一路，而被贬黄州的苏轼，用“砖”字更显其潇洒与超脱。为了更好地论述这一问题，下文先以苏诗中的家禽为例，略作阐释。
诗人笔下的飞禽走兽比比皆是，苏诗又有何不同？这里我们不妨以常见的家禽如鸡鸭鹅等，先做一简单梳理。《诗经》有“鸡栖于埘”“羊牛下来”，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句子，但后人或是仅以“比兴”视之而不再讨论，或是将其解读为“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而没有从诗艺上对此字进一步拓展。梅尧臣《鲁山山行》“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将“鸡”字用在韵脚上，使其在读者心中有了较长时间的停留，但在写法上仍然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唐诗格调。苏轼则全然不同，比如《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二）曰：“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虽然没有前人特别加以表现的高尚之志、优雅之形，但准确地刻画出了诗人当时生死未卜、前途渺茫的心境。又比如《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一）：“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用“家鸡”的温驯比喻孔毅父集句诗的工稳，打破经典赋予的原有内涵，甚有新意。再比如晚年作于惠州的《两桥诗·西新桥》：“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诗写新桥落成后，父老朴素而动人的待客之情。身受贬谪，远离亲友的诗人，在岭南的荒凉之地仍能感受到人情之温存，这是多么可贵，配上“三日饮不散”之句，其意味之涵咏甚至要比陶渊明“只鸡招近局”，李白“黄鸡啄黍秋正肥”来得更加绵厚久远。
再说鹅鸭。大诗人中，杜甫对小动物的喜爱之情尤其明显，经常亲切地称之为“尔”“尔曹”“若”等，杜诗《花鸭》《舟前小鹅儿》等也算得上集中的上乘作品，但前者的“黑白太分明”一语仍没有离开言志寄托的传统，后者“引颈嗔船逼”极为生动，但这是诗人以赏物之心态极力摹写的，虽然品鉴角度不同，但是若论真率、洒脱，终究是苏诗略胜一筹。比如《岐亭五首》（其一）写友人陈慥盛情款待被贬黄州的诗人：“知我犯寒来，呼酒意颇急。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友人陈慥好客盛情之貌，简直呼之欲出。“呼酒”“抚掌”之举与杜诗“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已然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更妙者还在于“绕村捉鹅鸭”一语，虽然诗句不免俚俗，然而又何害其为真情至性之语？两相比较，杜诗仍不免为主人赞颂，而苏诗则更为真实可念。再比如同组第四首：“西邻推瓮盎，醉倒猪与鸭。”全诗苦中自嘲，谐傲十足，“醉倒猪与鸭”更是将魏晋诸阮之风流引入诗中，虽然所写为俗事，但典故的加持重新为全诗赋予了人文的气息，使得整首诗入俗而出雅。其他之例，无论是写在杭州督役运盐河时所见“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的场景，还是写在儋州所得吠狗“乌嘴”泅水时“拍浮似鹅鸭”的景象，抑或是在南返途中设想与友人李伯时共同观看“如云鹅鸭散平湖”的美好愿望，这些诗句中的“鹅鸭”都将其自身的朴素之美与诗人内心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自然的苏轼。
除家禽之外，我们再看一组苏轼写薪炭取暖的诗句。写于密州的《除夜病中赠段屯田》曰：“此生何所似，暗尽灰中炭。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炭火在最初并不是暗的，随着时间的消磨，诗人已由“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万丈豪情，转变为“袖手闲处看”的“優游”状态，变暗的不仅是炭火，还有的年少壮志。“炭火”为“除夜”守岁之物，苏轼信手拈来也显得非常自然。又比如《往在东武与人往反作粲字韵诗四首今黄鲁直亦次韵见寄复和答之》：“吾侪眷微禄，寒夜抱寸炭。”苏轼在此诗中大有与黄庭坚一较高下之意，“世岂无作者，于我如既盥”等诗句明显有瘦硬生新之感，但“寒夜抱寸炭”将生活场景融入诗句，便觉亲切可感，寒夜漫长，寸炭何能久温？微禄赚人白头，故有如此长叹。再比如《独觉》一诗：“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同样以薪炭为题材，白居易《卖炭翁》证明了其“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孟郊用“暖得曲身成直身”成功地将“寒”字的标签贴在了自己的身上。这些作品都有“以俗为雅”的倾向，但前者与自家较远，仍嫌不够深契痛快，后者窘寒过甚，缺乏温润之泽。苏诗将薪火作为审美的对象，虽然“红波”“春风”“心花”“桃李”与孟郊“吹霞弄日”大致仿佛，但如果考虑到这是年迈的诗人在被贬儋州时创作的，其“聊一快”的旷达与沉静就已然不是孟诗所具备的了。再比如写于儋州的另一首“夜烧松明火，照室红龙鸾”（《夜烧松明火》），以及写于黄州的“分我五更红一朵”（《徐使君分新火》）之类，都使俗事俗物具有了审美的价值。
二、 谋篇布局
除了具体物象如鹅鸭、薪炭上的以俗为雅之外，苏诗还写了世俗之事，常人之情，与字句上的以俗为雅不同，苏轼将此扩大到篇章结构上，使其进入到文章学或者诗法的范畴，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其文学形式上的意义。
比如“痒”这个主题，虽然是生活常见之事、常见之情，如何将其用文学手段表达出来却非易事。我们能回想起的大致是王猛的“扪虱而谈”，嵇康“七不堪”中的“性复多虱，把搔无已”。二者都由“虱”而起，但这个“虱”字同样不容易写得好，梅尧臣《师厚云虱古未有诗邀予赋之》《秀叔头虱》《扪虱得蚤》诸诗曾对其进行了专门的吟咏，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其他如“头面忘洗梳，危坐恣搔虱”（《拟王维偶然作》）、“懒性真嵇康，闲坐喜扪虱”（《次韵永叔试诸葛高笔戏书》）等，都不能算是成功之作。“虱”字或许只能用来作寓言，而不宜入诗。苏轼舍弃了“虱”而选择了“痒”，便取得可喜的成绩。但作为“宋诗开山祖”的梅尧臣对题材的开拓可谓前无古人，“痒”这个主题也略有提及，如《表臣斋中阅画而饮》：“尝观韩干马，人物亦如生。君收四病骨，无肉只峥嵘。二匹痒磨树，二匹纵其情。”马因为止痒而磨树，这是画家观物的天真之处，梅尧臣特意将其摘出，已是不凡。但如果和苏诗略作对比，便会发现梁启超用“天骨开张”（《王安石传》）形容苏诗并非过誉。苏诗《与胡祠部游法华山》曰：“长松搀天龙起立，苍藤倒谷云崩坏。……嗟予少小慕真隐，白发青衫天所械。忽逢佳士与名山，何异枯杨便马疥。”诗的前半写法华山道人清幽不俗与山中风景，接着引入“长松”和“苍藤”，这既是山中实有之景，也为下文张本。苏诗提及身世之时，用到了“械”这一比喻，本无甚妙处，不过写“名缰利锁”而已，接下来的一句突然将“佳士”与“名山”挽合，用“何异枯杨便马疥”收束，实乃妙不可言。首先，这句本身就是个绝妙的比喻，马疥需枯杨止痒，正如诗人需要佳士与名山来抒发幽愤，亦即王安石“解玩山川消积愤”（《宝应二三进士见送乞诗》）之意;其次，“枯杨”与“械”“长松”“苍藤”共同组成一个语义场，使前文的“长松”“苍藤”不再落单，同时将后者的“械”“枯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苏诗在不依靠传统比兴和叙事的情况下能做到如此，实为少见。又比如《谪居三适·旦起理发》：“安眠海自运，浩浩朝黄宫。日出露未晞，郁郁蒙霜松。……少年苦嗜睡，朝谒常匆匆。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异服辕马，沙尘满风鬃。雕鞍响珂月，实与杻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按照类似的分析，末句“枯柳”与前文“杻械”“霜松”仍然可以组成一个语议场。即便如注释所言，此比喻来源于禅宗语录，但诗中语辞、结构都是经过苏轼重组的，而且《与胡祠部游法华山》作于湖州元丰二年（1079），《谪居三适》作于儋州绍圣四年（1097），前后相距近二十年，苏诗仍然选择相似的比喻、相似的结构，这其中不无得意之举，更何况苏诗在“痒”字上还有另外的开拓。《孙莘老寄墨四首》（其四）曰：“吾穷本坐诗，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闭口洗残债。今来复稍稍，快痒如爬疥。先生不讥诃，又复寄诗械。幽光发奇思，点黮出荒怪。诗成自一笑，故疾逢虾蟹。”诗意谓：吾本不欲作诗，而友人复寄墨以发吾作诗之兴也。全诗所用比喻亦较为密集，“快痒如爬疥”将一时技痒形容得恰到好处，但考虑到杜牧已有“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读韩杜集》）之句，苏诗最多只能说更加痛快淋漓，而非有首创之功，但末句“故疾逢蝦蟹”再一次将主题拉回到“痒”字上，冯应榴注此句引旧王注曰“虾蟹善发疼痒之疾”，也证明了这一点。于是“虾蟹”与相隔了四句的“爬疥”又组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语义单元，结构与上例相似，都是一种似断而续的连属方式。虽然苏诗也写过“故应好语如爬痒”（《次韵答刘景文左藏》），但上文“枯杨”“枯柳”“虾蟹”等，在“杜诗韩笔”典雅庄重的“好语”之外，又将以俗为雅推进了一大步。
苏诗表现在章法结构上的以俗为雅，绝不是只有写“痒”一方面，其他诸如农具、农事等亦多有体现。《次韵子由病酒肺疾发》曰：“寸田可治生，谁劝耕黄糯。探怀得真药，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积，渐作樱桃大。隔墙闻三咽，隐隐如转磨。自兹失故疾，阳唱阴辄和。神仙多历试，中路或坎坷。平生不尽器，痛饮知无奈。旧人眼看尽，老伴余几个。残年一斗粟，待子同舂簸。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结梨枣，世味等糠莝。耕耘当待获，愿子勤自课。相将赋《远游》，仙语不用些。”诗中的“寸田”“黄糯”源于道家学说，而“转磨”“斗粟”“舂簸”“糠莝”为农事常见之词，二者看似无关，其实大有联系：有“寸田”则有“黄糯”“斗粟”之收获，有此收获则须“转磨”“舂簸”之，“糠莝”亦由之而生;有“寸田”则“梨枣”可植，有“梨枣”则“樱桃”可为同类。这种时而起伏、时断时续的比喻不但使诗歌富有跳跃性，而且用同一语义场（意象群）将其糅合成相对独立的语义单元，再次证明了这是苏轼一种有意识的创作尝试，而非一时偶然。再比如《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仙人与道士，自养岂在繁。但使荆棘除，不忧梨枣愆。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岁暮似有得，稍觉散亡还。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诗中的“荆棘”“梨枣”为道家典故，“松”“蔓”“寒枝”多用于古诗之起兴，两组间各自的比喻本无甚新颖，但荆、梨、松、蔓、枝可以在字面上组成语义场，前后连属贯穿。这种章法结构俨然成了东坡家法，其他诸如《滕县时同年西园》《吊徐德占》《生日王郎以诗见庆次其韵并寄茶二十一片》《送程建用》《次韵送程六表弟》等皆是如此。苏轼这种不依赖于古诗的叙事性而将俗事常情归结一处的写法，为诗歌章法或者说诗法学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具有较明显的新意。
三、 知人论世
苏轼曾自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当然是自嘲的话，但如果以之评论苏轼的文学业绩，却又非常符合。《曲洧旧闻》卷九曰：“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可见宋人早已按人生经历对苏诗的创作水准进行了大致上的划分。通过“知人论世”的分析法，可以发现以俗为雅在苏轼的贬谪生涯中得到了更为集中鲜明的体现，而“酒食”“洗脚”等便是绝佳的论述材料。
先论“酒食”中的“酒”。比如作于黄州的《岐亭五首》（其四）曰：“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饮湿”表现出苏轼一贯的谐傲之气，但如果仅从苏诗本身去解读，大致不过“谐傲”的范围。我们不妨与白居易对读。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其七）曰：“且喜樽不燥，安问少与多。”《首夏》曰：“浔阳多美酒，可使杯不燥。”“不燥”也就是“湿”的意思，但其语言还是略有转折，不如苏诗径以“湿”字写出更为到位，而且白诗中的“且”“安”“可”等亦不如苏诗“但”字直接，苏诗显然更加彻底。从孔融的“（樽中酒）不空”到白居易的“不燥”，再到苏诗的“湿”，也是一次以俗为雅的缩影。再比如白居易晚年诗《家酿新熟每尝辄醉妻侄等劝令少饮因成长句以谕之》曰：“身上幸无疼痛处，瓮头正是撇尝时。”白居易酒户同样很低，其醉酒不是“饮如长鲸吸百川”式的酩酊大醉，而是“撇尝”以醉，这和苏诗《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简直如出一辙，但苏诗还是比白诗更具审美意义：一是因为“且漉且尝”的延续性更好，画面感更强，读者的参与程度也更高，“撇尝”则略为短促;二是因为白居易虽然也经历了宦海风波，但其晚年毕竟较为圆满，而苏轼则大为不同，诗中“拥裘睡觉知何处”中的“知何处”将身世漂泊之感，世事无常之痛全表现了出来，看似轻拿轻放，实则力过千钧。
再说“酒食”之“食”。苏轼在黄州时生计已极窘迫，“我廪何时高”（《东坡八首》其一）的盼望无疑是发自内心的，但到了惠州、儋州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纵笔三首》（其三）曰：“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祀灶，只鸡斗酒定膰吾。”前两句陈述食物贫乏的事实，后两句表现出诗人“对荒唐现实的一种反讽或冷嘲。”（见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苏轼用“定”字彻底放下身份，作出如此之设想，与陶渊明《乞食》一诗真可谓声息相通。当诗人们高吟“一饱觉易谋”（王安石《过杨德逢庄》）、“一饱今知本易谋”（陆游《遣怀》）的时候，其实对苏轼而言，“一饱”却并非“易谋”之事，“只鸡斗酒”既然如此珍贵而不易得，苏轼自然要退而求其次。《和陶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曰：“黄菘养土羔，老楮生树鸡。未忍便烹煮，绕观日百回。”“树鸡”就是木耳，苏轼发现之后，竟然欣喜到“绕观日百回”的地步，谐傲固然不假，欣喜也应是实。如果拿苏诗的“绕观百回”与欧阳修《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而今得酒复何为，爱花绕之空百匝”相比，区别便一目了然：同样是“百回（匝）”，欧诗以雅为雅，苏诗则以俗为雅，具有更强之渗透力。再比如同样写于儋州的《闻子由瘦》：“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从来此腹负将军，今者固宜安脱粟。人言天下无正味，蝍蛆未遽贤麋鹿。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童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因为苏轼有“十年京國厌肥羜”的经历，因此在写此类题材时，便有强烈之反差。全诗皆由食物而发，自嘲之意一览便知，开篇的“五日”“十日”便极尽诙谐之能事，末句“还乡定可骑黄鹄”甚至令人忍俊不禁，和“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韵语阳秋》卷十三）相比甚至有些玩世不恭之感，但这是苏轼傲视苦难的激愤之辞，生在俗世，便用世俗之题材，又有何不可？
除“酒食”之外，日常起居也是苏诗以俗为雅的重要表现，比如“洗脚”一事。苏轼《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其二）：“披榛觅路冲泥入，洗足关门听雨眠。”两组动宾结构的词汇密集地排列在一起，非但没有堆垛之嫌，反而让人感到苏轼的随性与疏朗。“洗足”是洗掉脚上的泥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首诗虽然不是贬谪中写的，但苏轼却一直延续着这种写法直到晚年。南返途中所作《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曰：“当门洌碧井，洗我两足泥。”在写法上完全没有修饰、顾盼，而是直书其事。如果再将其与白居易的诗歌对读，便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点。白诗《携诸山客同上香炉峰遇雨而还沾濡狼藉互相笑谑题此解嘲》曰：“莫欺泥土脚，曾踏玉阶来。”此诗作于白居易被贬江州期间，虽然是“互相笑谑”，但诗中还是表现了其“泥土脚曾踏玉阶”的官宦经历，多少还有一些矜持的味道，而从世人流传的“东坡笠屐图”及上诗来看，在同样的情景中，苏轼已是全然解脱。再比如写于儋州的《谪居三适·夜卧濯足》曰：“瓦盎深及膝，时复冷暖投。明灯一爪剪，快若鹰辞鞲。”及膝的“瓦盎”无疑是俗物，“明灯剪爪”无疑是俗事，但“投荒万死鬓毛斑”（此借用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语）的诗人于此时穷究天人性命之道，渐入从心所欲之境，切实体味原始而本真的“快”与“适”，便使“洗脚”这一俗事得到了极纯净、极高妙的升华。苏轼“不择地而皆可出”的创作风格，将以俗为雅在贬谪时期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结
以俗为雅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丧失诗歌的审美性，从而变成彻底的“俗”。戴复古《昭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辈一两家诗及晚唐诗因有论诗十绝子文见之谓无甚高论亦可作诗家小学须知》（其三）曰：“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雕锼太过伤于巧，朴拙唯宜怕近村。”戴复古提倡以“朴拙”抗衡“雕锼”的同时又担心滑入“村”的弊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梅尧臣选取大量俗物俗事入诗，虽有“朴拙”，但成功较少。《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末句“物灵必自洁，可以推始终”大有曲终奏雅之意，但这并未能挽回全诗的失败，关键在于它既偏离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传统，又未能将自我投射到所写对象中去，而是以一个旁观的学者身份进行吟咏和批判，其感染力无疑是要打折扣的。
自《诗经》“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始，诗歌经典中就不缺乏此类主题，但随着创作上的踵事增华，这种对俗事的书写逐渐被舍弃，至陶渊明时再一次将其拾起，故而在以俗为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中唐之时，韩愈、白居易都以俗事为中心进行了创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持续影响，比如所写落齿、俸禄等，但这些创作基本都是在生活无虞，悠然自得的环境中写的，与苏轼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环境并不相同。韩、白以俗为雅还不是很成功，后人（包括苏轼）称白居易为“嗫嚅翁”也是这个原因。宋代的杨万里以“镕铸”的口语入诗，形成了天真活泼的“诚斋体”，也可以看作是以俗为雅的一部分，但杨万里是一个不太愿意将自己的生活，尤其是苦难生活写入诗歌的人，只肯写活泼有趣的“即景”式的诗篇，所以钱锺书说“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但“不能沁入心灵”（《宋诗选注》）。
苏轼“但寻牛矢觅归路”“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等，或许是受到了道家、禅宗语录的影响（可参看莫砺锋《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背景》），但综合其全部诗作来看，这只是其中较少的部分，根本原因或许在于苏轼“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超然台记》）的审美思想。苏诗的以俗为雅，在其被贬黄州及之后的时间里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拓展，即使文字略显诙谐但并不影响其厚重与苍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而且在诗歌遣词造句的新颖方面、在谋篇布局的连属与承接方面，都为诗歌文本的形式美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都是迥异前人的地方，应给予特别观照。
（作者单位：泰州学院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