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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刚 罗煜: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与构建现代信用体系

更新时间:2022-06-28 20:55:21
作者: 王国刚   罗煜  

  

   摘要:马克思在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信用经济理论,揭示了现代信用体系的内在机理。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主要由商业信用理论、货币经营资本理论、信用货币理论、银行理论、利率理论、股份经济理论等构成;强调商业信用是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信用货币、银行体系、股份公司等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对于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通过补足商业信用短板构建现代信用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信用经济  现代信用体系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宏观经济方面的经济增长、价格变动、商品均衡和国际收支平衡,还是微观经济方面的各类经济主体的交易、收入、支出、盈亏、储蓄和投资,都与信用机制紧密相连,因此,信用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经济现象。信用经济具体通过商业信用、信用货币、银行信用等机制表现出来。马克思以毕生心血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信用经济体系的内在结构、运行机理、表现形式和各类效应,批判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图克、诺曼和富拉顿等人在信用经济认识上的错误,不仅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理的认识,而且大大丰富了货币理论、资本拜物教理论、银行理论、利率理论、危机理论和对未来社会设想的理论,对构建中国现代信用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大致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初露端倪,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信用体系加速形成。一是自13世纪以后内生于企业间商品(包括劳务)交易的商业信用机制发展趋于成熟,各种商业信用形式日趋活跃并步入成熟;二是在商业信用基础上,银行的存款业务与贷款业务相连接推进了创造信用货币的现代银行制度产生,同时,在商业汇票的基础上,以银行券和记账货币为代表的信用货币突破了贵金属货币数量的限制;三是各种利率初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利率体系,推进了由资本化机制引致的虚拟资本的发展;四是信用制度的发展,推进了股份公司的形成。面对这一系列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论著中做了系列论述。

   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已有一些研究。日本学者伊藤·诚和希腊学者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在《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2001)一书中分章论及了马克思的生息资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资本市场等理论,但忽视了商业信用在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未能从信用经济体系中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对商业信用的认识。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6)中,以三章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论及利息、信用、金融、信用制度和银行系统等论题,但没有论及马克思的商业信用理论,未能揭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信用经济理论中基础性地位。曾康霖和罗晶(2017)从积累的角度研究了马克思的货币、生息资本、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等理论,但为研究角度所限,并未系统地阐述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也未突出商业信用在其中的基础性地位。此外,洪银兴(2002)、巴于茜和任先行(2012)等从各自研究角度运用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中一些论述对中国实践中的问题展开研讨,但均未着眼于系统地梳理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此外,在《金融学》教科书(如黄达、张杰,2020;李健,2018)中,虽然阐述了信用机制、信用形式和信用体系,但将商业信用、银行信用、政府信用和消费信用等并列为“信用形式”,未能明示商业信用的基础性地位,也未能揭示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之间的机理性关系。

   二、现代信用经济体系的内在机理

   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一致性是马克思方法论的重要特点。马克思的信用经济理论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

   (一)商业信用是现代信用体系的基础

   马克思明确指出:“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相互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商业信用的金融工具载体由商业本票、商业期票和商业承兑汇票等构成,简称为“汇票”。“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

   商业信用之所以成为信用体系的基础性构成部分,主要成因在于商品销售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在商品供不应求的场合,买方时常以预付款方式购买商品,卖方较容易实现货款回流和再生产的循环;在商品供过于求的场合,买方具有较强的选择权,卖方常常赊卖商品,由此,在商品“期卖”中,“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实体企业之间的批发性商品交易难以实现钱货同时两讫,赊销成为常态现象。在赊销期间,商品的卖方面临着货款未回流所引致的资金价值损失和资金流断裂等风险。一旦买方不能如期支付货款,卖方就将陷入难以维持再生产循环的困境。为了克服这些风险,以商业信用为特征的金融信用机制应运而生,企业间建立在供应链基础上的信用关系随之形成。“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证概括为票据这个总的范畴。这种票据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票据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相互抵销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在商业信用条件下,“钱货同时两讫”转变为“票货同时两讫”,保障了卖方的资金循环和再生产循环。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商业信用机制的形成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存在着以高利贷为代表的生息资本,它的制度特征主要有三。一是债权债务关系成为不同阶层矛盾的主要经济机制。二是以高利贷为代表的生息资本(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与商人资本的发展紧密相连,但它并不建立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商业支配着产业”。这一时期,商人资本并非属于产业资本发展中的一个分支,只是处于商品流通领域的独立资本。马克思明确说道:“最荒唐的看法莫过于把商人资本——不管它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形式出现——看作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种类,就像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从而是产业资本的特殊投资领域一样”。其内在机理是,“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实现的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三是高利贷在向富裕地主和小生产者提供资金的同时,“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使得“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结果是在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力过程中,“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由此,表现出它的“革命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业资本为了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自己而使用的真正方式,是创造一种产业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信用制度”,即商业信用制度。这种“信用制度本身是产业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开始于工场手工业,随着大工业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美国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说道:“汇票是13世纪意大利人的一个影响很大的创新”,“就像集市上商人们互相冲账一样,汇票是一种货币替代物”。商业信用内容丰富,深入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投资等各个环节,是产业资本摆脱此前的生息资本盘剥并制约生息资本的主要信用机制。

   (二)信用货币以商业信用为基础

   金属货币磨损会引致其面值标价与实际价值分离,这从商品零售领域中为信用货币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批发交易过程中企业间通常不会相互搬动沉重的贵金属货币作为交易媒介,使用的主要是商业票据。马克思明确指出:“就像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相互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

   信用货币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汇票持有人在需要货币资金时,可以将汇票在票据市场卖出,也可以贴现方式卖给银行,获得对应数额的银行券(纸币)。购买汇票是以银行券为代表的信用货币进入经济金融运行的重要路径。马克思指出:“签发汇票是使商品转化为一种形式的信用货币,而汇票贴现是使这种信用货币转化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即银行券。”因此,商业信用在推进货币支付功能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信用货币还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的生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大规模的出售为前提”,“这就为发展不同形式的信用制度和信用货币形成了自然的基础”。

   对不同类型和不同条件的商业交易而言,汇票与银行券的功能各有优劣。在批发商业、大宗交易中,汇票是比银行券重要得多的流通手段。商品交易中所需汇票和银行券的数量由市场机制决定,但从统计数据看,“汇票流通的规模对银行券流通的规模没有影响,并且,它也只是在货币短缺的时候,才受到银行券流通的规模的影响,那时,汇票的数量将会增加,汇票的质量却会下降。最后,在危机期间,汇票流通会完全停止;没有人能够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

   (三)在产业资本循环中分离出了货币经营资本

   为了保证产业资本的持续循环,企业应将资本按比例地配置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等形式中,使得它们在空间上并存和时间上继起,否则,就将出现产业资本循环的中断。在这个循环中,资本的暂时闲置和不足时常发生,由此,企业间互通有无的资本协调成为经常性现象。这为货币经营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指出,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分别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从总资本中有一定的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由此,信用机制和生息资本从此前的盘剥乃至毁灭小农经济转向了服务于实体产业的运行发展。马克思说道:“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所表示的,恰好就是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货币贷出者相对立的借入者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货币资本和货币经营业才获得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产生的形式。”

   (四)形成了以存贷款连接为机制的银行信用

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产业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求商业资本、生息资本等“从属于自己,并把它们转化为它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职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家的准备金保管、货币出纳、国际支付和金银贸易等技术性业务集中到了货币经营者手中,由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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