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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海林:基于《民法典》体例结构的解释路径

更新时间:2022-06-28 20:15:04
作者: 邹海林  
就《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的适用而言,《九民会议纪要》强调“民法总则基本吸收了民法通则规定的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规则,同时作了补充、完善和发展。民法通则规定的合同、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民事责任等具体内容还需要在编撰民法典各分编时作进一步统筹,系统整合。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暂不废止民法通则,在此之前,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就《民法总则》与《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适用而言,《九民会议纪要》以《合同法》为例,强调“因民法总则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的纠纷,如果合同法‘总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的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后发生的纠纷,在民法典施行前,如果合同法‘分则’对此的规定与民法总则不一致的,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适用合同法‘分则’的规定。”有观点认为,《民法总则》与《民法通则》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不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不能适用《民法总则》第11条,应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至于《民法总则》与《合同法》的关系,应当以二者的规范内容作为判断的基础,《合同法》总则部分的内容如果已经规定到《民法总则》,应采用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合同法》分则部分的内容相对于《民法总则》而言,属于特别规定而构成一般法的特别法,适用特别法优先的法律适用规则。

   以上法律适用及其解释问题,虽属《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过渡性问题,但在《民法典》施行后,问题依旧存在。《民法典总则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就同一民事关系,其他民事法律的规定属于对民法典相应规定的细化的,应当适用该民事法律的规定。民法典规定适用其他法律的,适用该法律的规定。”有观点认为,上述规定“试图解决新的一般法(民法典)与旧的特别法(民法典颁布前的特别法规定)之间的适用关系。”但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仅就《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而言,它们是否属于“民法典颁布前的特别法”?按照《九民会议纪要》“分别对待”的解释精神,《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相当,仅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已经“入典”的《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民法典》的“特别法”。这就是说,《民法总则》施行后至《民法典》施行前,因为《民法总则》与“入典”前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单行法的法律适用的历史问题,仍旧不能依照《民法典总则司法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获得解决。在此情形下,《民法总则》与其他法律的适用,估计还要回到《九民会议纪要》确定的解释路径上。

   (四)《民法典》同一分编的体系化解释

   《民法典》前,我国通过民事单行法已经形成制度单元的体系化制度,如债权制度、物权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但是,因为单行法的结果和体系的局限性,制度单元的体系化往往是不完整的,不同的制度规范经常混合在一起,民法制度体系化的规范解释停滞不前。《民法典》后,这种现象仍旧没有显著的改善。

   《民法典》总则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区分债权和物权作了具体规定,并专门规定物权法定主义,在法典的结构和规范配置上凸显物权制度的基础。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制度体系的基石,更是物权制度区别于债权制度的分水岭。就《民法典》物权编和合同编的规范构造而言,区分原则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的体系化区分还是面临一些问题。在形成《民法典》物权编的过程中,未能将《物权法》作为单行法而含有的大量债权规范整理或优化到其他分编(如合同),而是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在《民法典》物权编,以致形成“物债不分”的局面。在《民法典》物权编规定债权规范,在法典编纂技术上应属物权制度的体系违反。同时,为了物权制度的创新,《民法典》物权编还规定了一些形似但与物权的变动没有关联的规范,如《民法典》第388条(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情形,问题到不至于有多严重,完全可以通过解释来消除体系违反的缺陷。

   但是,基于私法自治,《民法典》合同编允许交易当事人约定各种形式和内容、且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如所有权保留。所有权保留属于《民法典》规定的“有名合同”,并通过登记而赋予出卖人的所有权具有对抗他人的效力。有观点提出,《民法典》第388条扮演着将《民法典》合同编规定的所有权保留等“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引入《民法典》物权编而成为担保物权的功能。甚至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641条第2款引入登记对抗规则,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交易就可以解释为“担保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56条和第57条直接将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出卖人解释为“担保物权人”。

   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民法理论对所有权保留制度并没有展开富有意义的透彻争论。担保功能主义恰恰是当时编纂《民法典》以改革动产担保物权制度的一种立法论主张,但该主张没有为《民法典》采纳并落实到规范文本中。《民法典》第641条至第643条规定的所有权保留,缺乏担保物权在“种类”、“内容”、“设立”乃至“法效”等物权法定主义的基本元素。再者,《民法典》总则规定的物权法定主义,其实质内涵经由物权编的具体规定已有实质性的扩张,具备吸收所有权保留这种非典型担保的条件。有关《民法典》第641条至第643条规定的所有权保留的解释,是否应当以《民法典》物权编规定的制度体系来进行?在《民法典》物权编外,有关融资或融物的“担保交易”之规定,如所有权保留,不仅其交易规则继续止步于“非典型担保”,而且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可以让所有权保留与物权编规定的担保物权相提并论。在理论和实务中,可以借助《民法典》第388条的规定将所有权保留引入物权编,但应当依照物权法定主义的体系化逻辑来解释所有权保留。

   (五)分编相互间的法律适用

   《民法典》有6个分编,各分编在《民法典》构造的制度体系上发挥不同的作用,相互之间不存在法典体例结构上的“前后与上下”的逻辑关系,各分编均有服务于总则编而构建其自身制度体系的基本功能,分编彼此间相互独立而在法典结构上呈现“扁平化”的单元格局。对于同一事项,相关联的分编均有规定的,应当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就是一个问题。前述有关《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体系违反”的事项,如《民法典》第388条,同时牵涉《民法典》合同编第641条至第643条的解释和适用问题,但因为存在“体系违反”的事实,通过解释回归规范的本来属性,问题不难解决。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于《民法典》不同的分编就同一事项各自作出的规定,在《民法典》没有给出任何指引的情形下,应当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

   《民法典》物权编和婚姻家庭编涉及财产权利的变动,会有大量的法律适用问题发生。如对于不动产的共有,《民法典》第297条(共有的定义)及以下诸条文作了相应的规定。不动产的共有为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不动产共有所有权的情形,区分为按份共有(《民法典》第298条)和共同共有(《民法典》第299条)。依照物权编的规范体系,共有不动产所有权的变动,应当同时满足《民法典》第209条(不动产所有权的登记生效原则)、第214条(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生效时间)和第215条(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的规定。然而,对于夫妻共有不动产,《民法典》第1062条(夫妻共同财产)将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不动产规定为夫妻共同共有,但夫妻另有书面约定的除外(《民法典》第1065条)。暂且不论《民法典》物权编和婚姻家庭编作出上述规定的缘由,至少有两个问题应当予以明确:其一,《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的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不动产之共同所有,与《民法典》第299条规定的“共同共有”的法律意义是否相同?其二,夫妻因《民法典》第1062条取得之不动产的共同共有,是否应当同时满足《民法典》第209条、第214条和第215条?对于第一个疑问,比较清楚的是,前者为法定的共有,后者或为意定的共有,或为法定的共有;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共有形式,二者的确有所不同。同时,夫妻对不动产的共同共有,若仅在夫妻之间对共有不动产发生争议,可以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062条,无须考虑《民法典》第209条、第214条和第215条。对于第二个疑问,非因法律行为而产生的共有,即《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的共有,是否适用《民法典》第209条、第214条和第215条,则有讨论的空间。若共有仅在夫妻之间发生效力,则不必适用《民法典》第209条、第214条和第215条;若夫妻共同共有不动产,涉及第三人的权利的,则应当适用《民法典》第209条、第214条和第215条。类似的法律适用问题,亦会发生在《民法典》合同编与婚姻家庭编。例如,《民法典》第518条(连带债权债务)和《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共同债务),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亦值得讨论。

   四、我国《民法典》外部体系的解释

   (一)外部体系的形成:民商事单行法

   《民法典》实行“民商合一”。“七编制”体例已经涵摄了商事关系的核心内容,总则在结构和内容上做到了彻底的“民商合一”,分编在结构和内容上充分兼顾了“民商合一”(如物权编、合同编不区分“民”和“商”而作一体化规定)。在编纂《民法典》前及其过程中,就《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是否应当“入典”曾被学界讨论。与此类似,《民法典》“总则+分编”的结构是否足以容纳“商事单行法”的问题,学界也有了持续不断的讨论。因为立法技术的原因,《民法典》“七编制”体例难以接收这些曾被讨论的民商事单行法,对于社会生活关系的全面调整仍旧留下许多空隙。基于《民法典》体力结构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未能“入典”的民商事单行法继续存在于《民法典》“七编制”体例外,形成《民法典》外部体系。

   我国编纂《民法典》选择“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是我国自《民法通则》后探索本土化的民法法典化路径的必然;《民法典》以其体例结构再现的“民商合一”的法典编纂逻辑,成为我国《民法典》后裁判者和学者思考民法规范的解释问题的出发点。历史上,我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立法者在制定“中华民国民法”时,“民”和“商”的区分都已经不是民法法典化应当特别予以考虑的元素。当下,我国民法的法典化不是要在我国已经形成的新型生活秩序中去“重新发现”大陆法系国家传统民法观念上的“民”与“商”的交集或区分,以便搞清楚“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的界限,而是要回应我国市民社会的新型生活秩序形成的历史过程并记录其现状。在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之下,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更是裁判者裁断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商事立法始终以服务市场化的改革为己任,并伴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在法的制度层面上和法的理念层面上反映了改革不同时期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商事色彩。”

   理论上,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法是商法的一般法,在商事单行法未作规定的情形下,商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应遵循作为一般法的民法所确立的规则。但我们注意到,以“民商合一”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我国存在三个比较有特点的现象:

其一,商事单行法自成体系的独立发展。以《民法通则》为基础,在形成和发展我国民法制度体系的过程中,虽有理论上的偏好突出民法的血缘性,但“民”和“商”的生活秩序的区别问题,根本就没有成为我国民法法典化过程中的主流意识。《民法通则》全方位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所构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生活秩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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