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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西方权利的社会根源

更新时间:2022-06-27 12:16:52
作者: 方宇军 (进入专栏)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30]说得多好啊,一切权利都是不平等的。这是迄今为止的文明史中的通例。

   也许有人还会辩解道,就算最重要的财产权从来都不平等,那民主社会中一人一票的普选权总应该算平等的吧!这就回到我们上面说了一半的普选权问题。我们上面说普选权根本上背离了权利的内在规定,因为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权利的界定,权利是权利主体经由自身的努力、掌握对立物的客观规律、进而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时获取的。以普选权为例来说,不管是选举人还是被选举人,都必须对政治有深入的研究,对政治运作有亲身的实践,对政治实务有熟练正确的操作,才有质格享有这种权利,否则何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一大帮缺乏政治素养的人选举出迎合自己利益的政客,这些政客或多或少都有政治历练,但是否是英明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至于这些选举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政治能力的,怎能选举出合格的领导人?何况这些选举人都是从个人的好恶、自己的切身利益来选举领导人,就算假定这些被选举人都是政治精英,但在利益集团(简单多数)的挟持下,又能有多少能为?所以,普选权这一所谓平等的权利,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会对政治带来过多的干扰。

   政治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是不应该有,而是说必须具备政治上的能力,才能享有这种权利,这是权利的正解。也不是说这种权利只是少数人的禁脔,不容许其他人染指。正确的做法是,任何人只要投身于政治,在政治生涯中营就了这样的能力,就能够享有这样的权利。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着的选贤任能就是这样的制度,它在政治领域中由从事政治之人推选出出类拔萃者充当领导者,同时它又不排斥任何阶级阶层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这一领域。人类是有社会分工的,由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能够事半功倍,政治也是如此,虽然政治领域有其特殊性,但是由不谙政治的人推举从事政治的人,只能是政治上的败笔。[31]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应该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权利的普遍性只是相对的、有限的;权利的平等只是空中楼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同以往的历史时期一样,权利还是具有等差性、多样性,只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这种等差性多样性会有不同的表现。

  

   注释:

  

[1] (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第十三章,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页。

   [2] 同上,第97页。

   [3] (英)霍布斯著,黎思复、黎廷弼译:《利维坦》第十三章,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8页,原文在字下有重点号,我们以黑体字代之。

   [4] 霍布斯说: “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与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与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同上,第131—132页。

   [5]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

   [6] (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 商务印书馆 1997版,第543页,其中的黑体字是我加黑的。

   [7] 同上,第531页,黑体字是原文中的下加点字,以示重要。以下凡是未另加说明的,同此。

   [8] 同上,第540页。

   [9] 同上,第609页。

   [10] (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 商务印书馆 1997版,第534—535页,。

   [11] 通观休谟的《人性论》,德也是人性中的因子,比自私和贪欲更重要。

   [12] (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107页,黑体字是我加黑的。

   [13] 同上,第229—230页。

   [14]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下册,第27页。

   [15]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著,杨义生等译:《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16] 同上,第247—248页。

   [17] 参见(美)约翰·威格摩尔著,何勤华、李秀清、郭光东等译:《世界法系概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8]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4页。

   [19] 封建制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存在与西方有较大的不同,在中国界定的封建制生产方式是秦汉以后的时期,这时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主要是地主,同时又有大量的自耕农的存在,很少有西方封建制下的农奴。

   [20] 这种情况我们在近代北美的奴隶制看到其再现,当时在北美,土地是很容易获取的,任何人很难以所占有的土地来迫使他人为自己劳作,因为任何一个自由人都可以获取土地,这时人们要想尽快地积攒财富,只有把自己变为奴隶主,从当时盛行奴隶买卖的非洲输入奴隶,从事奴隶主的庄园经营。

   [21] (意)圭多·德·拉吉罗著,(英)R·G·科林伍德英译,杨军译:《欧洲自由主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22] 同上,第25页。

   [23](意)圭多·德·拉吉罗著,(英)R·G·科林伍德英译,杨军译:《欧洲自由主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上。

   [24] 参见同上,第25—30页。

   [25] 黑格尔说:“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从而我初次成为现实的意志,这一方面则构成占有的真实而合法的因素,即构成所有权的规定。”《法哲学原理》,第52页。

   [26] 马克思说:“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1页。

   [27] 同上,第12页。

   [28] 可见特朗普想把海外的投资引回国内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无助。

   [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1~12页,黑体字是原文中的。

   [31] 这是一个大题目,鉴于民主在当代社会的赫赫声威,这似乎又是一个犯忌的话题,但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有必要作更广阔更深入的论证。这里提出的观点也是这次在研讨权利问题萌生的,暂且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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