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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子兴:从文明帝国到帝国文明

更新时间:2022-06-26 23:38:58
作者: 康子兴  

   帝国总是与“殖民”结合在一起,从而必然要面对异族的文化与法律,必然要面对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并且,帝国还须有能力消化、吸纳这些差异。唯有如此,帝国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体,不会因地域、族群之孤立、对抗而崩解。

  

   帝国的自我理解必然要面对“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在殖民与征服之后,母国要实现对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在一个统一的意义体系中理解自身与殖民地的关系。例如,当英格兰扩张为英帝国时,英格兰虽为帝国赋予了所谓的英国性,但古老的英格兰也不再存在。它成为英帝国的中心,必须站在帝国的立场来理解自身。所以,帝国必然带来关于文明的思考。帝国的自我理解问题要求它对普遍的人类文明加以反思,将民族与地域差异消融在统一的文明框架和逻辑之中。

  

   十八世纪的欧洲位于时空交汇之枢纽。就其对人类文明的反思而言,它既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壤,又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其时,欧洲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变革。与此同时,欧洲也借助商船和舰队向海外征服,在美洲、印度、北非等地殖民。所以,它不仅正在经历古今之变,也面对着东西之争:因为殖民而直面世界各地的文明差异与冲突。为了理解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欧洲心灵必然要沉思文明之进程。在此语境下,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社会史”便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萌生。斯密与弗格森都认为,就像动植物都要从其幼弱阶段成长起来,进入成熟的阶段,人类社会也必然要从其粗野状态步入文明。由于处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民族便在生产技艺,乃至政治、法律制度上呈现差异。文明的成长与进步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目的,成为思考政治、判断政治善好与否的准绳。文明观念也为帝国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

  

   詹妮弗·皮茨注意到,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短短五十年间,在面对帝国问题时,英法自由主义传统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最为敏锐、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哲人能够代表并体现其时代的精神,那么,在这五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就从对帝国的怀疑与批判转向对帝国的倡导与支持。帝国自由主义在此“大转型”中逐渐成形。

  

   在其著作《转向帝国》中,皮茨围绕“帝国与文明”问题,重点分析了斯密、伯克、边沁、密尔父子,以及托克维尔的政治学说,勾勒出英法政治思想的断代史。这些经典思想家代表了“大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体现出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从而体现出一个时代之精神。若把这些重要“时刻”勾连起来,就可描绘出一幅思想演化的历史图景。皮茨仿佛一位思想画家,她在半个世纪的帝国思想(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游历,精心选择几处最有代表性的景致,用心描摹为图画。然后,她把这些图画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画廊,讲述其思想游历中的感悟,并力图呈现这半个世纪的总体风貌,及其关键性转变。在这半个世纪里,面对异域的民族与文明,英法政治理论似乎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衰败,丧失了理解异域文明甚至批判现实的能力。所以,“大转型”也带来了理论的危机。那么,这一危机的根源何在?面对当今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冲突,甚至文明冲突,皮茨费心打造的思想画廊又能提供何种启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深刻理解英法政治思想在这半个世纪中由“文明帝国”向“帝国文明”的转向——前者试图用文明来界定帝国,后者则依据帝国来定义文明。

  

   欧洲的商业帝国观念大体上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兴起同时浮现。按照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中的历史叙述,自罗马帝国衰亡起,到十八世纪为止,欧洲社会的发展遵照的是一种“不自然且倒退的顺序”。在此期间,欧洲实现了文明复兴,摆脱了中世纪的贫穷与专制,变得富裕且自由。其中,商业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商业,欧洲才以迂回的方式重新回归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秩序。斯密将这一转型称为对公众幸福极为重要的“革命”。但这一革命是商业而非暴力的结果。如斯密所言,正是欧洲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的城市和乡村才逐渐获得自由。因此,贸易既是塑造欧洲内部秩序的力量,也是打造其商业帝国的重要力量,欧洲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不同于征服帝国的观念。这一新型帝国最先通过荷兰强大的海洋力量呈现出来,威廉·配第在《政治算術》中对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阐述了这种商业帝国的观念。当英国承继荷兰的模式,建立起自身的海洋霸权和商业帝国,配第阐述的观念也逐渐成为英帝国的自我理解。大卫·阿米蒂奇在《英帝国意识形态的起源》中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帝国不同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不同于法国与荷兰,它是一个商业的帝国,对传播自由的英国制度与政治实践具有责任。在此意义上,商业体现了某种规范性的价值:具有纠正不义、消灭专制,甚至孕育文明的力量。

  

   关于欧洲的社会变革,斯密做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解释。尽管欧洲的变革采用了一种看似非自然的(甚至是倒退的)方式,但是,它之所以突破中世纪的野蛮习俗,其根由却是全球市场范围内的自然法则。欧洲的现代转型虽是特殊个例,但主宰这一转型的原因却是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在道德哲学与法理学层面,斯密致力于探索在一切时代、地域都行之有效的原则。在政治层面,这些普遍原则便体现、容纳在其帝国观念中。斯密在分析国民财富之原因与性质时,也系统阐述了商业帝国之原理。一旦他发现现实的帝国政策与之相违,他便在效用与道义的层面加以批判。

  

   斯密成功地解释了欧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用它来反思英帝国的政治实践,重新规划帝国的未来。然而,到十八世纪后期,美洲殖民地陷入危机并最终获得独立,英帝国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实现了在印度的扩张。英帝国转身背后,在海外扩展英式自由的帝国幻想终成泡影,再也难以维持。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斯密不仅冷静地分析了这一变局的理论根源,也对英帝国的政治实践做出了系统的批判。在皮茨勾勒的帝国思想谱系中,斯密是首位出场的思想家,也是最为重要的帝国批评者。如果皮茨力图展示帝国精神的衰亡史,那么,斯密无疑处在这一下行之路的顶峰。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思想也就成为某种尺度。通过与斯密比较,就可以知晓文明观念为何会转而支持帝国沙文主义,以及如何在思想上克服这一“帝国转向”,从而为后世的帝国主义扩张找到一服思想解药。

  

   皮茨特别强调:“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最具原创性、最深奥精微的社会发展理论家之一。他一方面认为,现代社会的兴起造就了进步,另一方面,对那些他认为处在较早发展阶段的非欧社会,也持有一种尊敬的立场。在这两者之间,斯密维持着一种难得的平衡。”

  

   斯密的确认为,就生存模式或物质生产而言,欧洲社会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生产优势并不能带来道德合法性,使欧洲有权利或义务去统治相对落后的非欧民族。斯密审慎地提醒欧洲人,切勿陷入“过度想象的自负”中。为了劝服他的国家乃至欧洲避免犯下这一过错,他就必须论证:欧洲的文明进步(或优势)并不意味着欧洲人在自然禀赋或道德品质上卓越不凡。对斯密而言,文明进步、社会发展首先意味着生存方式的发展。在斯密看来,文明是一个自然且连续发展的进程。相比起原始社会,商业社会中人具有相同的情感机制、道德能力,但是,他们具有更高的技艺与劳动分工水平。因此,就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而言,商业社会并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但具有某种历史的先进性,它处在一个更高的文明史阶段,拥有更高的技艺成就。

  

   斯密将人类文明进程划分为渔猎、畜牧、农耕、商业四个阶段。世界各国,交通条件各异,劳动分工无法均衡发展,才有文明程度之别。在《国富论》中,斯密专辟一章(第一卷第三章),着力阐释市场条件对文明分化之影响。世上文明开化之地亦为财富靡集之所,它们均有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地中海相当于欧洲的内湖,海面平滑、岛屿棋布,对早期航海最为适宜;中国与印度皆有大江大河交织而成的航运网络。斯密力图证明,正是便利的市场条件才孕育了这些地域的古老文明,使之成为世界文明的源头。在《道德情感论》中,斯密则着力论证:古往今来,一切民族都同等地拥有“同情”之道德能力。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人们称许的德性会有具体的差别,但这仅表明环境之不同,不能反映道德能力之高低。所以,他充分肯定原始社会成员身上呈现出来的粗粝、勇敢品质,他对“死亡之歌”的论述也令人动容。对于那些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社会,斯密总是避免以轻蔑或贬低的方式来归纳其特征。他虽然将畜牧社会描述为“野蛮的”,但并不认为它是卑微低贱的。“他将一种令人震惊的高度的道德尊敬给予畜牧社会,以及畜牧社会的习俗与价值。”

  

   斯密的历史叙述表明,现代欧洲的兴起是一种意外的“革命”,绝非由欧洲人用理性与美德造就的功业。所以,欧洲文明并未授予“白人的负担”,也未赋予任何正当的帝国扩张理由。甚至,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也曾经历贫穷荒芜的生活,受制于野蛮的风俗,屈服于充满奴役的法律制度。所以,现代欧洲的繁荣与文明并不能证明,他们在理性与道德能力上高人一等,是世界帝国天然的统治者。

  

   在斯密笔下,殖民地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系,是母国为追逐财富建构起来的法律、政策体系。亦即,帝国问题直接关系到效用与正义:帝国是否能够有效实现富国裕民的目的呢?母国对殖民地的经济限制是正义的吗?斯密遵循效用与正义原则,对现代欧洲和英国的帝国事业展开了溯源式的分析与批判。认为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启,英国与法国接棒的帝国征服在动机上就是非理性的,只是为着一个虚无缥缈的“黄金国”迷梦。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无可奈何的必要或明白显著的实例”。母国对殖民地施加了诸般限制,打造极其严苛的重商主义体系,最终将殖民地塑造成“顾客之国”,使之屈服于“商人与制造业主阶层”的利益。殖民地贸易在本质上是垄断贸易,它从其他经济部门吸引了巨额资本,使母国丧失了自然平衡的经济结构,不仅为之强加了维持殖民地的沉重负担,也使母国的经济与稳定性变得极为脆弱,对殖民地贸易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并且,这一帝国体系具有两大不义:母国为自身的制造业和贸易限制殖民地,制造业主与商人则为垄断利润牺牲其他国民的利益。重商主义帝国无效且不义,“白人的负担”更是缺乏人性基础与道德基础。

  

   斯密虽然批判帝国,但他无意彻底放弃帝国。在他眼中,帝国是一种政策工具,应当服膺效用理性与正义。在帝国与文明之间,我们应当取文明而舍帝国。但是,帝国与文明并非截然对立。倘若母国舍弃重商主义,遵照自然自由体系,建立起一个正义的帝国,让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彼此平等,自由通商,市场因而扩大,文明亦因此得到成长。若此,文明精神与帝国构造融合为一,效用亦与正义融合为一。在不列颠面对美洲的殖民地危机时,斯密建言成立帝国议会,让殖民地与母国一样,既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也承担完全的政治义务,其意图便在打造这样一个文明帝国。

  

   斯密、弗格森等蘇格兰推测史学家以生存模式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也借此来思考、理解文明进程。他们的推测史学致力于探究文明的道德基础,并由此审视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与法律体系,帝国构成了文明的条件和环境。文明高于并独立于帝国,它构成了帝国的目的,也是思考与批判帝国的尺度。

  

然而,时光流转,到十九世纪时,推测史学尽管仍然承担着思索帝国事务的重任,但其内在精神与立场都已经悄然改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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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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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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