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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子兴:从文明帝国到帝国文明

更新时间:2022-06-26 23:38:58
作者: 康子兴  
在皮茨呈现的帝国思想史中,苏格兰的推测史学传统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传统逐渐融合,由密尔父子做出新的阐发。然而,正是在密尔父子关于帝国的思考中,皮茨清晰地看到了理论的转向与传统的断裂。

  

   詹姆士·密尔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深度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事务。密尔父子既是帝国官员,又是理论家。他们的著述既是对具体帝国事务的归纳与规划,为殖民统治提供路线与蓝图,也在理论层面做出总结与反思,呈现系统化的帝国观念与文明理论。他们的思想既真实反映,也进一步塑造了帝国的实践。他们身处帝国事务当中,在内部观看、归纳帝国的结构与原则,其理论视野本身就内含了对帝国实践的认同。他们的理论人生与帝国实践密不可分,其独特经历本身就意味着背离—对他们宣称继承的理论传统的背离。

  

   詹姆士·密尔一度认为自己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历史的继承人。在《詹姆士·密尔》这篇文章里,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完全接受了老密尔的自我定位,既视之为边沁的门徒,又强调他“从苏格兰带来一种进步的概念”。在福布斯看来,密尔深受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滋养,其推测史学亦承接这一传统。他表明:“一条连续的思想的因果关系之链把孔多塞、苏格兰‘推测’史学家们与颠覆东印度公司原始政策的本廷克(B e n t i n c k)等人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注定要将一种更高的‘文明’模式加诸他们所谓的半野蛮国家。”亦即,福布斯认为,这些思想家与帝国政策制定者共享一种“文明”观念,对帝国的文明化使命拥有共同的理解,因此处在一个连续未断的思想传统之中。福布斯的文章颇有影响,他的观点也富有代表性。

  

   皮茨挑战了这一习见,认为福布斯犯有双重错误,既没有看到密尔对边沁思想的改变,也忽视了他的推测史学与苏格兰前辈之间的冲突。皮茨反复强调,詹姆士·密尔大大简化了苏格兰启蒙哲人的进步理论,从而带来了“实质性的断裂”。“密尔的历史著述在两个重要方面破坏了那个传统。首先,相比较而言,苏格兰史学家设想了精妙的发展等级,密尔则将之简化为一种在文明与粗野之间划分的简陋的社会类型学。并且,他最终将所有非欧社会归入单一的社会‘婴幼年’范畴。其次,他的论证认为,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与成员的精神能力直接关联在一起。”因此,密尔缺乏任何历史发展理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的落后状态、一切野蛮的习俗与法律都证明了社会成员在心智能力上的低劣;相反,社会的繁荣、进步与文雅则证明社会成员在理性与道德能力上的卓越。所以,他声称,印度和中国文化封冻在一种凝滞静止的状态,只有通过一位英雄式的立法者的干预,或一个更加先进的社会(如不列颠)的干预,他们才能从这种状态获救。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引入“民族性格”概念,将之与一种哲学的历史视野结合起来。但是,他大体承袭了老密尔关于文明与野蛮民族间粗疏的二元划分。小密尔认为,进步能力是人性的实质特征,但被“一些选定的社会垄断”。这些幸运民族要承担起把进步带给全人类的责任。按照他的民族性格学说,对于野蛮民族而言,“仁慈的独裁”才是“真正的好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增进进步精神,激发出改良的热切欲望”。

  

   皮茨着力说明,一种关于个人认知能力的“哲学人类学”支撑着他们的文明论述。野蛮人的认知能力不足以让他们遵守任何法则,从而无力实现自我治理。为了解释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苏格兰启蒙哲学诉诸复杂精致的社会发展理论,密尔父子则用这种粗糙的“哲学人类学”取而代之。所以,关于如何理解文明之基础,他们与斯密、弗格森分道扬镳,其对苏格兰哲学历史的继承也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于是,文明被帝国俘获,丧失了超越现实统治的批判力。在新浮现的文明观念中,帝国本身成为文明的担纲者,并因此肩负“文明的责任”。

  

   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半个世纪而已。然而,在这半个世纪中,英法政治哲学对帝国的态度却完成了总体上的颠覆。根据皮茨的分析,文明观念的衰变构成了这一转向的枢轴。关于帝国思想在这半个世纪里的转向,皮茨至少揭示了两大原因。首先当然是现实捕获了思想。随着英法的扩张,它们的文明自信日益增强,于是将自身视为文明的模型,将殖民地社会过于简单地斥之为“野蛮”。恰如皮茨所言:“自由的殖民地改革本身,以及自由世界主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十九世纪中期,不列颠的优越性、英国殖民统治的正义性几乎得到普罗百姓的认可。”

  

   另一原因则来自思想传承本身。皮茨敏锐地洞见到密尔父子与十八世纪思想先辈之间的差异,反对上述解释传统。在人类是否普遍拥有平等的道德能力这一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密尔父子已经背离了斯密与弗格森,从而对文明与帝国的理解亦大为不同。皮茨对此不胜唏嘘。在她看来,斯密主要在其法理学讲座中阐述其文明与社会发展理论,虽有系统写作法理学作品的计划,但终其一生,他都未能完成“计划中的文集”,却在临终前将许多法理学手稿付之一炬。于是,随着年代推移,其思想中的诸多精妙之处就难以为后世学人领会。

  

   短短半个世纪,英法政治哲学的重心就由文明转向了帝国。在这半个世纪里,英法在帝国征服的路上越走越远,帝国权势不断扩张。然而,其文明帝国的观念却反而走向衰退,對非欧洲社会的复杂性丧失了兴趣与关注,也丧失了批判与反思帝国的能力。帝国心智随之走向封闭,既不能理解现实,也无法预见未来,更不能掌控命运。皮茨勾勒的思想画卷意蕴深远。她展示出政治思想之于现实与权势的独立性,自然也凸显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独特价值。在皮茨笔下,“转向帝国”的思想轨道是一条下行之路。亚当·斯密是这条道路的起点,也是顶峰。在文明与帝国的思想画廊里,皮茨重新发现了斯密—一个伟大却又受到长久忽视的文明帝国构想者,一位用心思索文明变迁,乃至文明之本源与普遍秩序的政治哲人。面对当代世界中的“文明冲突”,他的思想仍能带给我们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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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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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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