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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艳贤 徐结平:文化心理学视阈下的中华剑符号及其海外传播

更新时间:2022-06-26 23:21:49
作者: 贾艳贤   徐结平  

   摘要:剑作为战场利器,是各符号圈中广泛存在的通用符号,其形制与相关的符号行为又呈现出本土特性。然而,在跨文化传播中,中华剑常被异域剑符号挟持,符号内涵被误读,文化厚重被无视,蕴含的民族精神欠尊重,故有必要对比中外剑符号,以文化心理学视角,揭示符号-文化-心理三元关系。研究发现,西剑与日剑有嗜杀传统,显露他们好斗的民族气质。中华剑较早符号化,体现的是我们非危不战的暴力观,自强内敛的气质追求与自由洒脱的人生向往。故外宣过程中,传播者应将中华剑符號的特异性视为引介重点,以期打动异域受众,这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并走进去的正确路径。

  

   关键词:实用意义;符号意义;文化内涵;民族心理;海外传播

  

   冷兵器时代,剑作为杀人利器,虽然外观、材质、发展路径等方面在东西方存在差异,但基本形态与用途相似,并都拥有了其他兵器无法比拟的“江湖地位”。在中国,它有“百刃之君”的美誉;在中世纪欧洲,它是荣耀与真理的化身;在日本,它被视为神器,位列三大国宝之首。故剑不单是战场武器,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值得深究。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体育文化〔1~2〕、文学意象〔3~5〕、史料考据〔6~7〕视角展开;国际学界可见剑的变迁史〔8~9〕研究,日剑与西剑的对比研究〔10~11〕等,鲜有专门的文化内涵探讨;国内关注中外剑术对比 〔12~13〕,就已有研究看,尚未发现以文化心理学视角观照中、日、欧三地剑的文化内涵及其背后的民族心理,若将三地的剑视为不同文化孕育的实物符号,其形制与相关的符号行为展现了相异的符号化进程,以实物符号观文化,继而探究背后的群体心理差异,通过符号—文化—心理三者关系的探讨,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并走进异域受众的内心。

  

   一、实物形制

  

   世界各地的剑都是衍生于战场的冷兵利器,基本形制大同小异,《韦氏大词典》中,sword被定义为“a weapon with a long blade for cutting or thrusting”,即长刃,突出了它的实战功能——刺与劈砍,没有明确单刃或双刃,西人记载单刃且一定弯曲的刀是剑的前身,“西洋剑大体由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岛与凯尔特时期的不列颠岛的刀发展而来”〔9〕。长期以来,剑在西方可做冷兵器的总称,或特指笔直、双刃、用于刺击与劈砍的武器。在漫长的形制变迁中,刺或劈砍随实战需要有不同侧重。铜器时代早期,重刺击,直刃且细长锋利的剑尖更常见,主要由于早期的冶炼技术限制了宽而锋利的剑身与劈砍所需强有力剑柄的锻造,铜器时代中期后乃至铁器时代,随着制剑技术的发展,兵种、铠甲等护身器具的演变,为满足战斗(战场或决斗)需要,西剑的形制变化主要在刃宽与剑身长短,宽刃适合劈砍,细而尖的剑身适合刺击。虽然也曾出现过单刃、有曲度的刀(古希腊时的kopis,后来的 sax或falchion),但大体而言,在青铜与铁器时代,双直刃形制更普遍,也大体稳定。在整个西方冷兵器时代,剑与匕首,一长一短的兵器组合是后来骑士阶层的必备武器类型。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3期贾艳贤文化心理学视阈下的中华剑符号及其海外传播《新世纪日汉双解大辞典》中,剑被定义为“刀身の両側に刃のついた刀。諸刃の刀。また、片刃の太刀をも含めて、刀剣の総称として用いる。けん”,即双刃为剑或做刀剑的总称。据记载,日本兵器的冶炼技术起源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流传至日本,日剑大致可分为古剑(公元900年之前)、旧剑(公元901至1530年前后)、新剑(1531至1867年前后)与现代剑(1867年后)四个时期,早期剑的形制以直刃为主,实用为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它的锋利、韧性与攻击力,后来因实战的需要,演化为适合马上作战极具砍杀能力的武士刀,约公元800年前后,直刃变为曲刃,故日剑实指长短不一的刀。“在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门第势力的发展带动了日本刀剑的发展”〔14〕,为追求实战中的锋利,在古代日本有拿死尸、死囚、战俘甚至无辜平民试斩的野蛮习惯,并在刀身刻上一胴、二胴或三胴截断等字样记录它的锋利程度,西方与日本,直到热兵器时代的到来,剑才退出实战序列。

  

   《在线辞海》中剑被定义为“一种随身佩带的兵器。长刃两面,中间有脊,前端尖,短柄”。根据形态描述,中国人在剑、刀、匕首等利兵器的认知上有严格的区分。形制上经由周剑、汉剑到唐剑的三个时期。不同于西方与日本,自从汉代环首刀的大量出现,剑在中国即已退出实战序列,实用性的降低,身份标识等象征功能从实用意义中分离出来,“汉剑亦自有其相当之声价,未容忽视焉。列朝载籍之称述汉剑者,并不亚于汉刀之记载”〔15〕,并形成了“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的习惯。中华剑的形制在唐代最终定型,以后历代铁剑,均遵循唐剑形质,树后世剑形之鼻祖。道教兴盛后,神仙妖邪鬼怪流行,剑被赋予了镇邪怯凶、斩妖除魔的功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传奇志怪等文学创作的惯用意象与各类艺术表演的道具。实战杀敌要求降低,审美旨趣提高,剑身材质优劣不再重要,增加了对剑鞘镶嵌、剑柄纹饰、剑首材质、剑穗等外观的艺术气质追求。

  

   二、剑符号的文化内涵

  

   “在人类社会中,每一实用物,或有实用目的的行为,都有可能带上符号意义;反过来,每一种供使用的物,也可以变成符号载体”〔16〕。这种物符号,实用意义先于符号意义,两种意义可并存,也存在此消彼长倾向。当实用意义大于象征意义,称为“物化”,相反,象征意义增长而实用意义下降,称为“符号化”。实用价值使得实用物在符号化进程之初具有较大的共性,剑是各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典型通用符号(Universal Sign),当用于战场搏杀,展现的是它的实用意义,当作为持有人身份与地位标识,它又具有了符号意义,这些都是剑的相通之处。但随着符号化进程的演进,文化加持愈演愈烈,越来越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究其缘由,实用物件由本民族生产、使用并形成相应的行为习性,故符号化使它们成为文化制品,承载了区域特色,其形制、审美旨趣、习性必定烙上本民族本文化的特征,呈现出有别于它域文化的内涵。

  

   (一)日剑与西剑的文化内涵

  

   在冷兵器时代,杀伐能力是一切兵器好坏的衡量标准。从上文中对日本与西方剑的形制分析可知,实用性是两地剑铸造的终极追求,实用价值是其符号意义的前提所在,符号意义是实用意义的有效延伸,符号价值源自它在战场或决斗中的表现,此二义在两地的剑文化中实为联系紧密的统一体。

  

   1.君权神授的圣物

  

   在日本,早期神话中必有神剑,《日本書紀》与《古事纪》中的剑被赋予了神力,来自神的恩赐,如十拳剑、草薙剑总能助人化险为夷,为斩妖除怪利器。剑位列日本皇家三大神器(草薙剣、八咫鏡与八尺琼勾玉)之首,是历代天皇登基必须拥有的宝物,也是法统象征。在古代日本,它是天照大神传物,被认作天皇神系的印证,维系神人亲缘的纽带,并成为一种信仰,虽然草薙剑真假与尊容不得而知。在民间的许多家庭和神社中,也珍藏着作为礼拜对象的刀剑,体现了日本人的征服情结。在西方中世纪,但凡有圣王与英雄的史诗传说,必有神剑相助。亚瑟王的石中剑为王选之剑,只有王者才能拔出,Excalibur为王者之剑,出自精灵之手;古英语史诗《贝奥武夫》中专门对助英雄屠龙弑怪的古神剑Hrunting(现代英语中相当于thrusting“刺”的意思)与Ngling特写:Hrunting被描述为“这是一把祖传剑,沙场磨砺可信赖,钢锋利刃纹路身,饮血无数未曾欺”(笔者译),Ngling在长诗中多次被刻画为一把锋刃无比、威力巨大且屡立战功的上古神剑。德国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屠龙圣剑Balmung具有类似描述,只有天选之人才能在树中将之拔出,具有浓重的神选思想。剑既是王权的象征,也是武士或骑士家族的传家宝,在重视血缘关系的西方与日本,剑成为英雄血脉延续的信物,故宝剑常以来自国王与主上的馈赠或先祖的传承为贵,如《罗兰之歌》中查理曼大帝赠与的神剑“杜伦达”,被英雄罗兰视为比自己生命更宝贵的圣物。

  

   2.忠诚与正义的护卫

  

   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剑都代表着代表忠诚与正义,忠诚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上帝或天照大神的崇拜与对国王或封建领主的忠心。神道教义中对领主的绝对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与对父母的孝行成为武士道精神的核心,“若以一言来概括武士道的要谛,那就是不惜身家性命,把自己献给主君”〔17〕,武士需要付诸一切保卫领主,《叶隐闻书》同样记录,唯有一心一意效忠主君,才能称得上武士,故忠诚是武士精神的第一要义。“到了15岁的时候,小武士拥有武士刀就象征着内心需要恪守的忠义与名誉”〔14〕,而且贯穿于这个阶层的生活每一细节,要求也极为严苛,“当面或私下与否,武士对宗主的忠诚与孝义不可有一丝懈怠,即使躺倒在床,武士的双脚和他的武器片刻不可正对宗主所在方位”〔18〕。主人受辱,武士需切腹以谢罪。在西方,基督教崛起后,西洋剑作为符号又增添了宗教的色彩,“大约在1150年前后,剑的符号性趋于完满:在古代传统的基础上,最终增添了基督教义的厚重”〔9〕,十字桥(crossbar)的设计为信仰加持,双刃则被解读为对封建领主的忠诚与对基督教义的坚守;剑映射教义可寻得证据,《圣经》有言,“神的道(the word of God)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此后常将sword比为the word God,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的话等同真理,故在许多的中世纪耶稣或天使长米迦勒(Archangel Michael)的绘画与雕塑中,常见利剑在旁。

  

   3.力量与勇气的表征

  

   冷兵器时代的日本,刀剑为武士阶层的专利,普通百姓无权佩带。在武士眼中,腰间的一长一短的两把刀(长刀为太刀或打刀,短的为肋差)映射内心的忠义与荣耀,是他们力量与勇气的象征。从佩戴它的那一刻就被灌输这种思想,它被誉为武士之魂,因此,“佩刀是武士的荣耀,随意碰撞武士的刀鞘是不礼貌的表现”〔14〕。手中的武器是他们获取荣耀的工具,武士对尊严与勇气充满无限向往。对此无节制的追求养成了武士弑杀与残暴的致命弱点,上文提及在日本新刀铸成有血腥的“试斩”,并以此作为评判刀剑好坏的重要标准,武士道甚至主张武士家庭要从小培养男孩杀人:“过去,无论身份高低,都要做这种练习,近来,孩子们从未有过杀人经验,这才是武士道的最大隐忧”〔19〕。中世纪欧洲同样如此,对于领主来说,剑是权利的象征,对下属它是忠诚的召唤,正如《罗兰之歌》所述:“一个人要为领主辛苦备尝,炎暑和严寒要都能抵抗,丢些血肉也是理所应当。我用我的杜伦达,你用你的枪,送给我这把剑的就是大王,我即使战死,也要得到赞扬,这把剑是一位忠诚的兵仗”〔20〕。

  

欧日持剑者为特权阶层——日本武士与欧洲骑士,忠君、护教为他们一生使命,成为封建秩序的卫士。“西方骑士是封建制度的支柱,只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礼尚往来,有强烈的同阶级的休戚相关感”〔2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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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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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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