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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炎帝神农与中华文明和湖湘文化

更新时间:2022-06-25 22:04:49
作者: 郑佳明 (进入专栏)  
史籍关于炎帝神农氏的功绩的记载,相对而言,比较系统一点、全面一点的要算宋代罗泌所著的《路史》了。《路史》说炎帝“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之麻桑,以为布帛”;“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众金货、通有亡,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每岁阳月,盍百种,率万民蜡戏于国中,以报其岁之成”;“命邢夭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釐来,是曰‘下谋’。制雅琴,度瑶瑟,以保合大和而闲民欲,通其德于神明,同其和于上下”,等等。限于篇幅,我们且引述上面的一些记载。

   概括起来,它们记载了炎帝神农氏的八大功绩:

   1、始作耒耜,教民耕种;

   2、遍尝百草,发明医药;

   3、日中为市,首辟市场;

   4、治麻为布,制作衣裳;

   5、削桐为琴,练丝为弦;

   6、弦木为弧,剡木为矢;

   7、作陶为器,冶制斤斧;

   8、建屋造房,台榭而居。

   当炎帝神农氏带领人民脱离了饥寒交迫、无医无药、颠沛流离的日子,而过上了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医药,并且还能逛市场、听音乐、唱丰年的日子,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变化!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物质的精神的文明,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人们怎能不世世代代纪念炎帝神农氏、歌颂炎帝神农氏呢?这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神农炎帝是这个转变的代表人物。

   (二)神农炎帝从历史传说变成文化现象

   1、从《周易》到《汉书》,炎帝与神农的说法定型,炎帝与神农合二为一。《汉书》(105年)在《古今人表》的“上上圣人”中把“炎帝”与“神农氏”合称为“炎帝神农氏”。《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著名史书,是第一部把炎帝和神农氏合在一起称呼为“炎帝神农氏”的正史。弥补了《史记》的不足。自此之后,许多史籍均持这一说法,这就是说,史籍基本上是以《汉书》划线的:之前,炎帝和神农氏有合称但以分称居多,之后,炎帝和神农氏就基本上只有合称之为“炎帝神农氏”的了,也就是说,自《汉书》而后,史籍就普遍认为炎帝、神农是一人而不是两人了。

   2、从“五德终始”到“独尊儒术”。

   (1)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推行的“五德终始”说,对于炎帝神农氏地位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邹衍用五行生克的理论,物质论、相克论、循环论,论证朝代更替的历史规律。水,北方黑帝;火,南方赤帝;木,东方青帝;金,西方白帝;土,中央黄帝。在《世经》中把中国古史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成一个完整的帝王系统,将帝王系统太昊、炎帝、黄帝与《易传》中的文明创始人庖牺氏、神农氏合起来,提出一个由太昊庖牺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到汉高祖皇帝组成的帝王系统。另一方面,炎帝本来就与火有关,由于受“五德终始”观念的影响,汉初的文献也常常将炎帝列入上古帝王系统。如《淮南子?天文训》云:“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2)独尊儒术与炎帝神农传说。西汉末年以后的历史文献为什么会将两个完全不同代、不同形象、不同地域的炎帝和神农等同起来,合为一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华文明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整合。“周秦之变”使华夏大地政治上实现了统一。在文化上、政治制度上也开始了变革与整合。价值观从模糊的天帝崇拜、祖宗崇拜、英雄崇拜,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仁爱的道德思想,民本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进一步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大一统,法祖、法古、法先王,帝王系统,道统等思想,汉王朝完成了秦朝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由氏族组织到区域组织,由诸侯方国到秦汉帝国,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由区域文化到华夏文化,“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在这个整合统一过程中,完成了民族文化的创造和意识形态的确立,这个过程,既需要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文化,更需要形而下的神圣人物形象,才能达到统一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思想的双重目的。神农与炎帝结合到一起,并不断完善和丰满,有历史的必然性。

   (3)黄河流域的炎帝和长江流域的神农合二为一,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朱汉民先生对此作了深入研究。汉代文化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成熟。汉代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和雄浑的气魄,将秦文化、楚文化、鲁文化、齐文化等各种地域文化整合成为一个博大深厚的中华文化。神农文化更多地传播于楚地,炎帝文化有着更多的中原特色。在汉文化体系之中,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汉文化主要是由中原文化与楚文化整合而成。

   一方面,汉文化受楚文化影响很深。秦末起义的项羽、刘邦均是楚人,所以有楚南公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著名预言。陈胜起义就是以楚人为主体,以“大楚”为旗帜。继起的项羽、刘邦也是以楚人为主体,“四面楚歌”,以复兴楚国为旗帜。老庄亦是楚人。所以,汉朝建立后,一直保留着很浓厚的楚文化。从汉初的礼仪制度,到崇尚黄老道家学说,从民间的巫风淫祀,到官方的谶纬之学,无不渗透着浓厚的楚文化影响。汉代对神农的崇拜和推崇,也是和他们受楚文化影响分不开。

   另一方面,秦朝文化本来是以秦晋文化为主体,汉文化受中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秦晋文化影响很深。汉朝建都于秦朝旧地,必然受到这个地方的政治环境、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就是出现了所谓的“汉承秦制”;体现在文化上,就是吸收、接受了这个地域的周秦历史文化。关于炎帝、黄帝的传说,就是产生于这个地域。炎帝的名称,在先秦文献《左传》、《国语》中就已经出现,《国语?晋语》还提到“炎帝以姜水成”。所以,汉朝对炎帝文化、黄帝文化十分重视。

   “炎帝神农”的观念的出现,体现了汉文化对楚文化和秦晋文化的整合。它既包含着汉对楚文化、长江流域文化的深刻眷念,又包含着对秦晋文化、黄河流域文化的全面融会。刘邦等人的抗秦力量主要是楚人,故而有深厚的楚文化背景。楚俗向来有尚赤的传统,刘邦起兵时还自托“赤帝子”,他“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史记?高祖本纪》)东汉以后的思想文化界都普遍地接受了“炎帝神农”的观念。西汉末年将不同地域的神农、炎帝合并为“炎帝神农氏”以后,“炎帝神农”不仅成为中国人共同崇敬的始祖,也成为中国人共同崇敬的农耕文明创始人,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将宗法文化、农耕文化及不同地域文化合一以建构统一中华文化的要求。

   (三)炎帝神农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神农炎帝的形象是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他变成一个高大清晰的圣人,一个神圣光辉的先祖。我们的祖先千千万万,为什么炎帝神农氏会成为代表呢?这个过程是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华夏文化形成的过程,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过程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文化的人格形象。

   关于眼底的诸多传说讲的是历史事实,尽管是传说,仍然反映了中华农业文明产生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过程。从蒙昧到文明,主要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既包括物质文明的进步,也包括精神文明的进步,集体和个体意识和心理的变化,智力的提高,道德的形成。农业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民族价值体系的形成。民族价值体系的载体有两种方式,一种现在文字之中,从《六经》开始,到“百家争鸣”,思想家的论述源源不断;另一种方式就是民间传说,民间传说以事迹传扬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方式,创造和弘扬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二者都蕴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炎帝神农氏是的传说,是中华文明产生时代,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这既是这些传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也是他随着时代继续发挥作用的原因。

   (四)神农炎帝的当代价值

   我们开会也好,搞活动也好,都是为了纪念炎帝神农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的主题中心,就是炎帝神农氏为什么会成为我们伟大的先祖,天下华人共同的始祖,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要尊重他,在炎陵具有特别的意义。我归纳了一下,有这么几点:

   1、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对于民族凝聚意义重大;

   2、厚德载物,为人类服务的价值观闪烁古今。

   3、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激励后人。

   4、上下求索,创造创新的民族智慧照亮未来。

   三、神农炎帝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一)神农文化的湖湘之源

   关于炎帝神农氏与湖湘文化的关系,朱汉民教授曾著文阐述,我们在这里共同学习一下他的主要观点。

   (1)农家学派来自于南方。古代中国原始农业十分发达,并且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祭祀农神的传统。从有限的文献资料来看,“神农氏”的文化主流应是源于长江流域。先秦诸子都有其地域文化的历史背景,如儒家之于鲁、法家之于秦。我们可以从崇拜神农的农家学派看出,“神农氏”崇拜是南方楚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国时期诸子学派中,其中就有崇拜神农的农家学派,他们来自南方的楚地。《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战国中期,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从楚地进入滕国,他信奉神农之言,假托神农之言立说,按照神农之言进行实践,在滕地过着自食其力的耕织生活。这一段史实,充分反映“神农氏”崇拜是长江流域地域文化的产物我们已经从崇拜神农的农家学派,考察出“神农氏”崇拜是南方楚文化的历史传统。要特别强调神农文化的湖湘之源。

   根据“双重证据法”的古史研究方法,一方面循着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一方面用近些年发现的大量考古学材料,证明神农文化在湖湘大地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

   1、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存发现有超过一万两千多年的陶器和稻谷;

   2、澧县彭头山新石器遗址的测定年代为距今9100-8250年;

   3、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文化遗存,的测定年代距今7900-7200年;

   4、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在距今6500年左右,洞庭湖区和澧水中下游;

   5、屈家岭文化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距今5000年左右。

   6、王应章《嘉禾县学记》云:“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种,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这说明,神农在湖南嘉禾发现了嘉种,并教民开始耕作。嘉禾应该就是现在的水稻。

   7、神农在长江流域发明耒、耜也有传说流传,据《衡湘传闻》载:神农氏之裔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农神崇拜不仅需要发达的农耕文明为物质基础,同时需要与农业相关的神灵崇拜为文化条件。

   8、20世纪90年代初,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湘西洪江市发掘的高庙遗址,时间上限是距今7800年左右,延伸到距今6300年左右,时间正好和古史记载的神农时代比较接近。这个遗址的地名称为“高庙”,“与当地先民在此祭祀天地神灵和纪念药王神农的活动相系”。

从高庙遗址出土文物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体现出来的宗教祭祀文化内容。从高庙文化遗存中大量遗物所体现出来的宗教文化内容来看,上古时期湘西地区先民心中的神灵谱系包括各种天地、自然、社稷的神灵,高庙文化遗存时间上限是距今7800年左右,洪江的高庙文化成为湖南及长江流域农神崇拜的重要依据。如果不拘泥于具体的位置,而是将湖南、湖北的长江中游地区作为神农崇拜的发源地区,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把湖南、湖北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地区新石器时期的农耕文明及其相关的宗教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包括道县玉蟾岩文化、澧县彭头山文化、洪江的高庙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澧水中下游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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