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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共享生产率成果——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解析

更新时间:2022-06-24 23:19:48
作者: 蔡昉 (进入专栏)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也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这一目标与实现路径相统一的表述,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就是共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正是靠解放生产力创造出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中国面临新挑战的特点是发展中的问题和成长中的烦恼,挑战和机遇并存。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是赢得新的机遇、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

  

   本文着眼于对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学解析,尝试从目标和路径的统一性出发,阐释推动共同富裕本质上就是共享生产率成果。本文分析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主要是企业社会责任)三者之间的独特定位和主要职责,指出相关领域亟待进行的改革任务以及预期产生的改革红利。基本结论是:第一,初次分配是生产率得以不断提升的激励和效率保障机制,因此在三个分配领域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第二,再分配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提高人民福祉不可或缺的途径,需要因应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提高实施力度;第三,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助推”机会,将其激发起来可以更好实现生产率提高与共享的统一。

  

  

   一、初次分配:提高生产率的基础性机制

  

   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质前提。经济增长表现是各种资源和要素的函数,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相对于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领域更加倚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注重效率原则和激励机制。鉴于初次分配的这种性质,将其作为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分配领域,也可有助于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始终坚守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统一的原则,依靠市场形成的激励机制,调动各个群体的就业和创业积极性,促进各行各业各个地区的均衡繁荣发展,是实现生产率共享的前提。这样就可以防止超越发展阶段进行再分配,形成社会福利的过度承诺,也避免出现平均富裕和同步富裕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不致产生鞭打快牛和伤害积极性的后果。

  

   由于初次分配涉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回报,因而决定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什么样的激励以及激励力度的大小,进而决定各种要素本身的再生产、参与率、充足性和质量。鉴于这种报酬决定、激励形成和资源重新配置的性质,在三个分配领域中,初次分配是更具基础性地位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同时也是初次分配的参与者,包括拥有体力、技能和管理能力的劳动者、拥有资本的投资者、拥有土地用益权的经营者、组合生产要素的企业家和提供公共品的政府,都在初次分配中获得自己对产出贡献的相应回报,他们的信心和积极性都是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和市场主体,处于依法平等使用资源和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一旦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基本框架内,生产要素所有制结构得以确立,实际上也就同时确立了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总体上符合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个基本原则。而具体的分配结果,则取决于各种要素所有者和资源配置活动参与者的实际贡献。经济学原理表明,在资源和要素得到初始安排之后,只要产权界定足够清晰,随后的重新配置过程就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而进行[1]。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恰恰是发生在初次分配领域。

  

图1  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步性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必须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是生产率不断提高中的共享。用经济学的语言把共同富裕转化为生产率成果共享,在于突出生产率提高与共享水平的提高保持步调一致,也就是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提高的基本同步。强调这一点,也是由于实现这个基本同步的要求,不是自然而然的。在图1中,我们分别展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率。由于劳动者是人口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均GDP就可以代表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时,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代表居民从生产率提高中获得分享的程度。从数据分析可知,在改革开放至今,即从1978—2020年整个期间来看,人均GDP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保持了完全的同步,两者年平均增长率均为8.2%。

  

   然而,正如图1所显示的,在过去40余年中的不同时期,人均GDP和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增长同步性并不相同。例如,在1985—2000年期间,两者之间的同步性表现偏弱,其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6.9%,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1%。同时,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9%,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仅为4.1%,这期间城乡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步性不仅明显提高,而且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产生对以往差距的补偿效应。例如,在2010—2020年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6.3%,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7.2%,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6.2%,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高达7.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2035年设定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定性目标,与此对应的定量目标则是在2020—2035年期间实现GDP总量翻一番。考虑到人口变化的趋势,并且结合居民收入增长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要求,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均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目标也应该是翻一番,年度增长的合理区间应为平均5%左右。为了确保实现这个目标,无疑有必要在诸多领域推进改革。其中,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仅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举措,而且改革效应可以同时作用于供给侧和需求侧。

  

   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两者之间有18.5个百分点的缺口。与此相应,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含义和潜在效果便是,一旦可以消除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缺口,则可以立竿见影地促进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和实现。又由于这项改革可以使高达2.6亿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城镇常住人口(大多数是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从供求两侧显现出来的改革红利,必然如同改革所涉及的人口规模一样巨大。

  

   从供给侧来看,获得城镇户口的农民工将提高就业稳定性、增加劳动参与年限,这也将相应产生必要的激励信号,拉动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达到显著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的效果。例如,2020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3.6%,加快降低该比重就意味着非农产业劳动力可以得到继续增长。从需求侧来看,以农民工落户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将推动新型城镇化,显著扩大城市建设的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其中城乡人口迁移的两个步骤将产生居民消费扩大的倍增效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在尚未获得城镇户口的时候,消费即可提高30%;进一步,在城镇居住和务工的农民工一旦获得城镇户口,即便其他条件不变,他们的消费水平便可以再提高30%[2]。

  

   二、再分配:共享生产率成果的必要途径

  

   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必要保障。初次分配尚没有覆盖分配的全部过程,实现生产率的共享需要再分配机制,促进共同富裕就要强调更加注重公平的再分配过程。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解决资本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的平衡问题,在理念上来自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便存在的自由放任理念,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中有三种理论思潮对政策的影响最为重大。第一种思潮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涓流经济学。例如,弗里德曼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是让每个人最终获得自己拥有要素和手段创造的产出,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3]。第二种思潮则以奥肯为代表的“大取舍”理论,认为效率与公平天然存在着对立消长的关系,具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性质[4]。第三种思潮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无关论”,不仅否认调节收入分配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甚至认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两者是无关的,结论是研究分配问题本身并无助益[5][6]。

  

   上述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整体影响一道,在一段时间里对再分配政策产生了国际范围的影响,以致使相关的实践即福利国家建设遭遇挫折,在世界范围内长时间陷入低谷,在一些早期作为先驱的国家还出现了巨大的倒退。其结果是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在很多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顽疾而无药可医,引起经济的两极化和社会的分化,甚至造成政治的分裂。不言而喻,对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决策者来说,应该相信的是从经验研究中可以观察到的显著性事实,进而摒弃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特别是涓流经济学。

  

   不过,在经验研究中似乎也产生了一对截然对立的观察,分别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和皮凯蒂不等式。库兹涅茨根据一些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不均等呈现先上升,达到一个峰值水平之后便转而降低的趋势,形成一个倒U字形曲线轨迹,收入不均等达到的峰值被称为库兹涅茨转折点[7]。然而,皮凯蒂对大规模、长跨度各国历史数据的分析表明,资本收益的增长速度(r)总是大于经济增长从而工资增长的速度(g)。这被称为皮凯蒂不等式[8]。很显然,按照皮凯蒂不等式推论,根本不存在什么库兹涅茨曲线,因而也没有库兹涅茨转折点这回事,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自然的趋势,因而这个趋势也就是不可能自行逆转的。

  

如果进行有效的再分配,就足以改变皮凯蒂不等式,在适当的发展阶段上迎来库兹涅茨转折点,意味着收入分配状况遵循倒U字形曲线变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应该说,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认同的较合理收入分配状况来说,初次分配领域的制度安排和再分配领域的政策力度均可做出贡献。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状况的基础性因素,首先在于初次分配领域的政策倾向和制度安排[9]。进而,再分配发挥重要的调节功能。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数据计算,在OECD成员中的高收入国家,再分配可以把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平均降低35%,大幅度缩小收入差距。除了税收和转移支付这种直接的调节手段之外,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支出力度,也具有明显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效果。从39个包括OECD成员在内的国家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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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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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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