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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军:民国时期萧一山的史观构建与评析

更新时间:2022-06-24 21:33:23
作者: 赵广军  

  

   摘要:在第一代清史研究学者中,萧一山的贡献尤大。依其研究成果和时论综合观察,基本上可以判断出其史观的来自、构建、确性等问题。萧一山是为数不多的自我标榜“史观”的近代史家,这有其在北京大学“新史学”专业教育的影响,是其民族革命意识的涵化,更是其对抗战时政的激愤结果,因此表现出史观的经世观念、唯物主义的底色,从而体现出多元的表征性。从学术史来判断,萧一山史观演变的每一步都是顺应着近代史学发展的整体路径的,从“新史学”到唯物史观,最终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民族革命话语影响下的自赋史观。

  

   在民国史家中无论是领域开拓还是理论构建,萧一山都堪称独特,卓有时评。就学术成就言,萧氏被视为第一代清史研究学者中“清史的研究以孟森及萧一山的贡献为最大” 。就著述言,其《清代通史》因史料丰赡而成为经典,时论誉之“现在最有系统之清史作品,当以是书为佳本焉”,称其为“断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就清史编纂史言,第一代清史研究成果中,《清代通史》“耗时最长,用力最苦,内容最富,水平最高”。在理论底色层面,萧氏以号召“经世”、标榜“民族革命史观”、构建民族哲学等理论著称于时。

   当代学者对萧一山史学思想的研究集中于其“民族革命史观”、学承关系,或专言其经世思想,而对其史学观念的构建过程则缺少考量,言不及细,概不及全。萧一山在经世观念支配下所提出的“民族革命史观”,是“以历史哲学而倡为民族革命史观”,对此,包遵彭称“是则民族革命史观者,殆即文化史观之变名欤?”在其《清代通史》《清代史》中,主导思想是清末以来革命党人排满的民族革命,从他之后的言论来看,无论是对民族革命的三个分期来看,还是从其对清代以来历史的提炼来看,都是顺着这样的叙述逻辑开展的。有人称萧氏的民族史观,“实有其师梁启超先生的影响之迹”——民族同化史观。对萧一山史观的来历,学界存在争议,仍需进一步厘清。

   一、“民族革命史观”:萧一山史观的自赋

   萧一山标榜或自我赋予的史观是“民族革命史观”,并将之作为“史心”,以此彰显于学界。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首先通过研究清史、天平天国等领域,寻绎出革命的“史心”,进而在抗日战争外辱极亢时期,自赋出民族革命的史观。

   萧一山比较系统地阐述“民族革命史观”是在《清代史》引论和撰写逻辑中。该书编写于抗战的“革命”话语(主要是抗日)和时代的因应之际,萧氏“益感国民责任的重大”,不敢“因循敷衍甘作民族罪人”。在近代史断限尚未达成共识的民国时期,萧一山将“有清一代”与近代史“二百几十年的民族革命”表述为“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自叙出“民族革命史观”的三个分期。在《清代史》引论中,他将反清排满革命、反对西方列强瓜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清史”(近代史)的主脉。引论中,萧氏自谓“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认为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萧氏称清代以来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双重枷锁之下,“不革命还有什么出路?”民族革命在民国时期变为国民革命。萧氏所谓的“民族革命史观”在表述时显然有为了论述而论争的嫌疑,有很强的“因果迭乘”的推演逻辑,最终落脚在“近代民族革命的产物——三民主义”思想、“党治”政治的合理性推断上。

   1930年代萧一山集中从事天平天国史料的整理和学术研究,因应时代革命话语,逐渐寻绎出近代史的“史心”——革命潮流。萧氏称“自民国以还,扫除禁忌,表彰革命,太平天国之事业亦渐为人所注意”,又称“近二十年,国人研究太平史者接踵比肩,犹以长发贼视秀全固属浅陋,徒以革命家论秀全亦未近里”。这种革命话语事实上是来自于1925-1927年大革命“浪涛”的推动,“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史料收集和研究逐渐凸显,向“革命致敬”,北伐前后革命史话语已经泛化为时代主流话语。从1920年代开始,各界畅谈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话语中,时人普遍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自“反清复明运动”开始溯源民族革命,近代之后则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民族革命的对象也由满清政府转移到帝国主义。而萧氏的民族革命也逐渐循应而出,将太平天国“革命史话”化,萧氏提倡得尤为集中。

   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在1930年逐渐浮现、抗战时期公开畅言。1938年在《“抗战必胜”之历史的解释》中,萧氏认为抗战必胜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称“我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事情,只是民族革命的史实”。1938年在《民族革命的三阶段》中他指出中国近代史三个兴衰转捩的枢纽是:太平天国的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1938年12月萧氏在《再论民族革命的三阶段》述称“无疑地这只是我就‘史心’来讲,而不是就‘史迹’来讲”。在两文中,萧氏的史观是历史的“渐进”法则和“突变”法则的体现——长期发展是渐进式的,在枢纽时期是突变式的,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1939年萧氏在《近代史的教训》中以“近代民族革命的伟迹来说”,“我们民族革命的运动,实具有一贯的思想”,这篇文章与其《清代史》引论论调相似——近代民族革命分为三个阶段。

   在讨论民族革命历史问题的基础上,1942年萧一山开始自赋史观——民族革命史观。在1942年《清代的学风》中,萧氏称“许多学者以‘唯心’,‘唯物’或‘外交史观’来讲近代史,我则以‘民族革命’为近代史的中心”。1943年在为彭泽益《太平天国革命思潮》的序中,萧氏开始标榜“余治近代史二十余年,向主民族革命史观”,因观览近三百年历史“吾民日在革命之潮流中”,“此近代史心之所在”。1944年萧氏《清史大纲》撰成,引论中直接称“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编后记中也直接称:“是书胥本余所持民族革命史观”。至此,萧一山明确标识出自己的史观问题。之后,萧一山自赋的“民族革命史观”往往被时人提及,舆论称其“提倡民族革命史观……言论所及,影响甚大”。顾颉刚在构建学术史时称:“《清史大纲》一册,则本其民族革命史观”,萧氏自赋史观被社会化认知。

   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实则遮蔽了其实际撰写中各种史观的丰富性。有学者在对比清史双璧的萧一山和孟森史学贡献时,称“萧著以种族革命的思想贯穿于全书之中”,但“这种思想主题反而不及孟先生那样高明远大”。萧氏的民族革命实则是抗战时期他所提出的构建新的民族哲学的反映:“民族史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支持者,也是历史的唯一动力”。在一些史观提炼方面,萧氏在总结民族革命的三个阶段时,提出自己是依照“史心”而不是“史迹”,事实上是萧氏根据历史提炼自得,或者是从现象中总结而得,因此萧氏的“民族革命史观”就显得异常的自主和主观。萧氏所谓的“史迹”则是“历史发展的公则”,对此,应该“循照它的路程而迈进”,“民族革命史观”支配下所构建出来的民族革命三个阶段的构建逻辑是“这一个奇玮的潮流,自二百六十余年而始终一贯,循历史发展的公则”。可见,萧一山自谓史观的最大问题是依主观而判断出革命史的“史心”,而不是以历史发展公则的“史迹”。

   二、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构建之因素

   既然萧一山自赋史观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那么有几个影响主观的因素,可以解释其“民族革命史观”的构建过程。

   一是肇始于北京大学“新史学”的专业教育。作为新的史观,萧一山的“民族革命史观”应该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新史学发轫之初的教育。1921年春,萧氏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受教于明清史专家朱希祖、孟森等人。此时,北京大学史学门正在逐渐规范化过程中,史学正处于改文学的史学为科学史学的改革之中,是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的时期。新史学从北大标榜而起,认为“近人之所谓新史,不出通史专史二类”,概括的记述谓之通史,以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为原则,主张“联贯”。具体操作上,“一人闭户而可殚,假以数年之岁月而可成,此即现代之所谓通史也”。在北大史学授课体系调整之际,萧一山入校,所修的是改革后的史学系新班,所学的是以“时代相次”的通史课程,而何炳松的“新史学”课程1920年也开始讲授。同时,北大校园环境中,也营造出清史兴趣。1924年,北大校内的清史热推动胡适也在哲学系每周添授“清代思想史”一小时。1922年11月1日学生萧一山也加入到内阁大库史料的整理中。萧一山的写作得益于清代内阁档案拨给北京大学,萧一山参与整理,批阅取证很多。

   在史观方面,原始自北京大学的“新史学”在学界影响有二:“为通史运动之再提出”;“为历史解释之不可囿于一元”。而这两点都在萧一山身上有所体现:再提出的通史运动直接助推他撰写《清代通史》,历史解释不限一元则促使萧氏自谓的“民族革命史观”的观念产生雏形。何炳松以《通史新义》惠嘉方来,于是中国通史著述纷出,而其中萧一山《清代通史》属此“草创之初”的早期成果。萧一山对于通史作为书名,前后有两种解释:在《清代通史》叙例中,两次解释“通”的深意。以继承太史公、章实斋、顾亭林以来的通识传统为己任,又接受西方新史学整体史的影响,将清代视作中国历史长链之一环,秉“经世致用”宗旨。在技术层面,主张改变详古略今的讲史习惯,运用“倒叙之法”先讲当务之急的“近代史”。

   萧一山的史学专业成长到成熟于“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的“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在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朱希祖在推介何炳松所译《新史学》时所称的“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而萧氏的《清代通史》也算是新史学的“积极的建设”。客观而论,萧一山此时正处于使用新史学理念和方法进行初步编纂的早期通史尝试之际,《清代通史》正处于关键节点上,成果既出,就绕不开,当然也会存在问题。

   二是萧一山个人“民族革命”情结的推动之因。个人的“民族革命”意识,体现在萧氏撰述史著方面,起自他对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清代全史》的阅读感受。在中学时代阅读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时,萧氏深以国史假手外人为耻,“私念为吾国士林之耻”,遂发愤著《清代通史》。1932年时人称稻叶君山《清代全史》出版后,“而我们中华直到十五年后萧一山先生才完成了一部《清代通史》,并且洋洋一篇数百万言的巨作,这是在我们中华学术史上怎样可喜可贺的事情”,从情感上讲“自己的田地,教人家耕耘,这是一件怎样可耻的事情”。1942年时,萧一山在整理清代学术史时提到《清朝全史》,仍称“立场不同,舛疏颇多”,如英法联军入北京,描述时“不但袒护外人,且鼓励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压制中国,此岂我国民所能堪乎”。萧一山《清代通史》的写作源起于与稻叶君山的“学争”,已体现出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怀。

   三是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受压迫最关键的时代激愤。民国时期,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一直未能撰出。1934年时萧一山称“既十年,而下卷犹未能卒业”,是因为内心存在“私念”:“以为国史之大业,岂学殖谫浅者,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胜任,使余努力以成草稿,藉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素愿矣”,内心是渴望续撰的。直到1945年时还在强调“迄未杀青”,即便是“社会属望殷,函牍征询”的状态下,“因生事牵累”,又因为新出史料太多,“殊非短时间所能整理”,因此搁置,不敢“聊且命笔”,于是简编为《清代史》。正是在《清代史》中,萧氏序文中严正标榜出“民族革命史观”,原因是与其构建民族哲学主张相关,更与抗战所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局相关。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萧氏的民族革命史观也逐渐被时人所轻。1945年时人就论称《清代史》中“萧君之民族史见解,亦颇有可议之处”,“似有修正之必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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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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