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延强 段禹: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几个关键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5 次 更新时间:2022-06-23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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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延强   段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原则方向、目标任务和现实要求,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后,结合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事业作出的最新科学判断,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迫切需要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进行明晰:

一是要充分认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一词最初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在19世纪基本发展成型。一方面,其产生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宗教革命、思想革命、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相生相伴,是建立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体现出浓重的现代性特征。在产生伊始,就带有以现代西方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的工具理性主义、殖民主义等现代性的天然胎记。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产生过程,还因每一门学科都持续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差异,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对各自学科的非知识认同而得到了强化或固化,这种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为知识规划在知识飞速发展的今天,究竟还剩下多少有效性,值得我们深思。因此,认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自产生以来的内在局限性,对1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且具支配力的研究范式进行彻底的挑战和批判,实现从“一元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到“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分析框架的转变,是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应有之义。

二是要深刻总结现代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经验。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中国的历程始于晚清“经世”思潮盛行、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之下。在百余年的中国化历程中,从严复等有识之士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引入与介绍,到“体用之争”的讨论,到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诸学科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日本)引进和建立,再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在新中国确立以及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新道路的开启,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学脉完成了艰难而辉煌的历史转型,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前所未有地被整合到一个全新的学术系统之中。对百余年来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与发展道路进行系统梳理,探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从艰难日出到伟大复兴的精神历程,总结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巨大成就以及自我革命和勇于创新的历史经验,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而言至关重要。

三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相结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人民为中心为研究导向,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建设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强大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同时不断强化优良学风建设,始终坚持以正确的指导方针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努力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些方针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晶,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以及世界秩序重构等重大问题所作出的引领性回答,也为知识生产范式的自主性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发展阶段,为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制度保障,这些方针政策必须在实践中得到与时俱进地巩固和发展。

四是要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双重变奏”,即实现中国问题的世界表达与世界问题的中国表达。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一种空中楼阁式的“纯理论”研究,更不是自我封闭式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把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中国发展道路,以及国外社会科学已取得的行之有效优秀成果三者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一般和个别的结合,着力提炼自主性、原创性、标识性、系统性的研究范式与理论体系,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实现中国问题的世界表达。另一方面,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有增无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为建构百年变局语境下的新的世界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学理化、系统化的学术阐释和思想凝练,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方向,实现世界问题的中国表达。一言以蔽之,我们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继而实现中国问题的世界表达与世界问题的中国表达的双向变奏,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合理的方案。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验研究”(21&ZD038)】

(崔延强,西南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部教授;段禹,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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