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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信访论纲:一个权利观念史的文化解释

更新时间:2022-06-17 09:31:48
作者: 周庆智  
其一,民本观念与皇权专制。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之一是“明君论”。所谓明君就是希望君主“重民”“惜民”,民众则将安定温饱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明君,所谓“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乎万姓,则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也”。(41)这个明君论的专制政治建立在两个基础性原因上:一是小农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但具有高度同质化特点;二是小农没有政治自主意识,习惯于服从权威,渴求专制皇权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42)对小农社会统治的合法性论述,源于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其核心之处在于:一方面,民众应该或主动将其基本生存权利交予父权式权力手中。另一方面,儒家希望明君力行“仁政”以保障百姓的基本生计,民众则通过对明君、“清官”这种良性的父权式权力,来寄托自己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这种父权式的统治历经千年沉淀为一种传统权利认知观念。其二,民本观念与小农经济。小生产状态下的自耕农和佃农经济福利一般来自皇权的“仁政”。历史上,君主多颁行限田、均田等种种措施,抑制兼并保护自耕农,同时也防止大量佃农与土地相分离,成为扰乱社会安定的“流民”。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等等法令,都由此而制定并实行。历朝历代的轻徭薄赋政策,除了起到保护小农的作用,另一个更直接的作用是打击地主,使其不至于对小农过度盘剥,造成土地兼并而导致流民起义。(43)土地分配体制下的财产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关系,不如说是一种权力隶属关系。体现在权利观念上:一是财产权利观念弱化,以至于始终没有出现和形成规范赋税征收和使用的纳税人意识和纳税人权利要求;二是人身权利观念阙如。民众认为其人身也是属于皇帝的,以至于对皇帝的编户齐民制度不会产生任何疑问。这样的权利观念造成的后果,就是“如果公民不拥有私有财产权,那么,公民拥有的只是特权而不是权利。在政府面前,他们就像恳请者和乞丐,而不是权利所有人”。(44)其三,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体系。传统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体现于个体与整体关系的利益平衡。这种关系由两个系统部分构成,最后融通为一。一个系统是“宗统”,是关于宗法社会的一套制度、惯习与观念。它以血缘亲疏远近来划分阶层,确定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此实行权力再分配,它的社会基础就是以家族为基础的村社结构——社会基层多为半宗法、半地域性的组织形式。另一个系统是“君统”,是关于皇权合法性的一套儒家论述,实质上是从宗统到君统的同质化的法统建构,“家的伦常上升而成了治国的纲领,国之法律变成为执行道德的工具。礼与刑相结合,因此有礼法。礼法是道德,也是法律,它包罗万象,浑然一体,其中没有国与家、内与外、私与公的界限”。(45)即从以血缘亲疏到以雇佣的链条来确立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实行权力再分配。(46)这里的核心精神是法律附属于道德,法律和道德合一。最后,皇权通过基层组织体系将宗统(血缘共同体)与君统(政治共同体)联结起来:一是对家族或宗族的控制,比如通过“别籍异财”(家庭成员分割财产、分立户籍。分指分立户口;异指分割财产)之类的制度安排,以防止家族势力扩大;一是通过选官制度比如科举制等形式使乡村地主取得缙绅特权,(47)从而使绅、士大夫阶层的权力也被吸附到皇权体制当中。要之,宗法社会的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体现了如梅因指出的身份社会的一切特征:首先,“个人并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权利,也不为其自己设定任何义务。他所应遵守的规则,首先来自他所出生的场所,其次来自他作为其中成员的户主所给他的强行命令”。亦即,权利、义务的分配决定于人们在家族等“特定团体”中具有的身份。其次,财产权利与亲族团体的权利纠缠在一起,难以分离。再次,“个人道德的升降往往和个人所隶属集团的优缺点混淆在一起,或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48)概言之,在传统宗法社会,个体依附于整体,个体对整体的义务或个体利益的正当与否均由宗统和君统来规定和定义,从而消除了个体与整体关系的必要张力。

  

   三、传统权利观的结构要素:官与民、公与私之范畴及定义

  

   文化解释的本质既是历史性的、也是非决定论的。强调文化与制度的关联性或者观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文化从属于社会和经济,也不是为了重温社会内容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一机械的历史决定论,而是在强调二者具有相互支持或不断地再生产的关联性关系的同时,指出文化本身也具有的独立性与能动性,亦即重新思考社会的组织性动力与要素——一个社会是如何被组织起来成为特定的某种社会样式的。这就要求把观念置于社会的语境中来思考,即重新思考观念在社会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将其视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和动力。(49)下面关于权利观念的讨论,将集中考察传统权利观念是在怎样的历史社会语境中或实践层面上完成了其社会内容的建构并赋予其意义。

  

   如前所述,观念的存在离不开社会结构或制度结构,这可以视为“观念的社会化”或“制度的观念化”。历史上,一些基础性的文化观念大多存在于由规则和惯习所构成的(民间)大众日常生活秩序当中。比如,请愿、申冤、告状之类的观念在广泛流行的(宋元)民间话本和小说中就反映得非常生动、也非常充分,如著名的《三言二拍》,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观、价值观、思想意识,其中申冤、告状之类的叙事占总比例达14.57%,其中《喻世明言》7.5%,《醒世恒言》15%,《警世通言》7.5%,《初刻拍案惊奇》20%,《二刻拍案惊奇》23.07%。(50)再比如,“父母官”一词源于《礼记·大学》:“《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官员称老百姓为“衣食父母”;另一层意思是指老百姓称官员为“父母官”。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包括诗词歌赋以及各种民间话本、传说等,公正廉明的“清官”体现的是“爱民如子”和“为民做主”的为官之德,被立祠纪念,远的如《汉书·循吏传》中的“召父(召信臣)”和《后汉书·杜诗传》中的“杜母(杜诗)”,近的如《明史·海瑞传》中的海瑞,等等。

  

   上述寓意丰富,为我们引出下面讨论的重点,即从形塑传统权利观念的基础性结构因素——家-国、官-民、公-私概念范畴入手,集中关注两个结构性问题,即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社会秩序的体制、运行机制及组织形式。

  

   理解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要进入本土观念范畴的多重含义解释中。大致地讲,“皇权”解释为国家,包括皇室或朝廷和官僚集团,也可以称之为王权。至于对应于社会的“民间”概念,包含了一种社会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它所指称的可以是一个有别于“国家”的“社会”。放在今天的语境讲,这个“民间”不仅包括现代“中介性组织”或者新式社会团体,而且还包括传统社会组织如血缘共同体、宗教团体和族群在内的所有“民”的组织和活动。(51)显然,上述“民间”或民间社会不可以完全理解或解释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因此,首先我们要辨明这类“民间组织”属于自治性质的还是依附性质的,如此我们才能深入到对传统权利观念做出恰如其分的界定或定义。这个讨论直接指向政府(官的部分)与社会(民的部分)的关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规则体系的性质规定。梁治平提炼出能够把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加以厘清和展开的几个基本范畴:即家-国-天下,公-私,官-民等基本概念范畴。“家”与“国”可以比之于“社会”与“国家”,但其关系并非如西方观念上的分别对立,家与国在构造原则上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最后抽象、统一于“天下”的概念。公-私概念具有制度的意味,以此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制分为“公”与“私”两大系统,“公”“私”的分别对立,可能被作为区分国家与社会的基准,以“公”“私”观念为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透视点,所能见到的恰好不是不同领域之间的截然分立,而是一种彼此渗透、互相转换的复杂关系。关于官-民概念,大体上讲,“官”代表国家,“民”代表社会,但用这对概念来描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考虑到其与国-家、公-私范畴具有概念上的对应性。因为,这三对基本概念或范畴,分别指涉传统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侧面。(52)这样,关注透过“民间的”组织和活动联结在一起的国家与社会,尤其是两者之间多层面和多维度的复杂互动,就能够把民间秩序与现代的社会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民间秩序这个概念是皇权社会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有皇权秩序的含义,是皇权秩序的民间部分,另外,民间与草民、百姓等概念相通,从民众的主观行动者的意义世界来看,又有了民间的立场。概言之,首先从家-国、公-私、官-民这些本土观念范畴来理解和解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能够理解和解释传统依附性权利观念的秩序呈现形式且何以小农社会一直处于官治之下的个体依附状态当中。

  

   显然,传统中国社会的公域与私域展示出来的是一种界限不明、不具有领域的固定性的显著特性,它揭示出官(国家)民(社会)之间彼此渗透、互相转换的复杂关系。进一步讲,传统中国社会秩序,既有生长于民间的“自发秩序”特征,比如“乡绅自治”和宗族共同体所具有的宗族伦理规范的一般性原则含义,也有皇权体系的“组织秩序”特征,即运用强制性权力或法律来实施的统治秩序,比如传统基层社会秩序所反映的官民(以税赋和安全为核心)规制性互动(非覆盖)关系。传统基层社会包括“乡绅自治”或宗族自治依赖于传统、习俗、惯例等,当它们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关系彼此冲突之利益的调整,而具有了客观性的陈述和规定了用于裁判而有别于单纯的习惯之后,它就能够为民间社会提供秩序——一套地方性规范,(53)由此形成的一些基本规则为基层民众普遍遵行,并内化于日常生活行为当中。在此,(国家)外部秩序规则与(基层社会)内部秩序规则的界限是能够区别开来的,即国家和民间社会各自的支持体系不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民间)组织形式,包括乡绅阶层、宗族共同体以及民间自发性结社,在乡村治理中实际承担了大量的地方公共事务,有效补充了传统国家行政职能在基层的“不力”。但“民间”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主的和自足的地方性规范系统,它是在与其他规则或知识传统和社会制度的长期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实质上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秩序是建构在一种嵌入性的结构支持关系上。

  

   上述讨论明确了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权利观的结构因素主要来源于家-国、官-民、公-私这样一些本土性制度概念范畴,同时这些制度概念范畴也不断地对传统权利观进行固化和重新定义。第一,社会与国家具有同构性,换言之,国家与社会在秩序规则上,具有互融性和同质性,所以,国家之外的社会并不存在,反之亦然。第二,公共规则(源于法律)和社会规则(源于契约)的界限具有不确定性和非规范性特点,并且可以互相转换,因此,必然导致公共领域的界限由社会行动者可以主观定义。第三,官-民对应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反映的是基层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即一种支配性的关系特征,并不可能建立在“民”或民间的自发秩序基础上。基于以上几点论断,可以认为传统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个自治的(中介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确切地讲,传统社会没有自治权但有自治组织,后者包括传统社会组织如血缘共同体、宗教团体和族群在内的所有“民”的组织和活动。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类似于中世纪西欧社会的那种“中间团体”,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存在。(54)所以,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没有存在的制度土壤,它以血缘或关系而不是以契约来处理社会关系,并且总是寻求权力或权威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每个个体无不存在于家国、公私、官民这样一个由等级秩序构成的位置上。这样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个体处于“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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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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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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