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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

更新时间:2022-06-17 09:16:17
作者: 孙兴杰  
(35)在“漫长的十九世纪”(1776-1914)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革命重新塑造了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这一全球性的大转型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同时,这一转型是不均衡的,改变了权力的分布,将世界从没有主导中心的多中心世界转向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秩序。(36)欧洲国家积聚的巨大能量如同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体系,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认为,“除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并不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为了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就必须加入世界体系的生产网络或商品交换的链条之中(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并置身于一个加入国际体系的国家内,而国际体系则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政治建筑”。(37)欧洲殖民帝国建立了全球性的市场体系,这是广度的一次扩展。殖民帝国的扩张将其他传统帝国以及尚未进入国家阶段的社会纳入其中。欧洲的殖民帝国在形式上将全球纳入了新的帝国统治之下,但这并不是帝国的周期性轮回,而是走向后帝国空间的转折点。

  

   帝国是广度对深度的妥协,殖民帝国也是如此。对于没有进入国家政治的地区,殖民帝国在地图上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制造”了殖民地,“殖民国家的领土主权凌驾于部落社会的领土主权之上,部落的地图制作要遵从帝国的制图学。”(38)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深度认同感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海外帝国的创建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欧洲国家体系内部的竞争,过剩人口被转移到殖民地,但到19世纪末,殖民帝国的扩张已经结束,技术优势使得欧洲国家统治全球。(39)地球的空间终归是有限度的,19世纪随着全球空间的封闭,欧洲国家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从海外转移到欧洲本土。欧洲殖民帝国内在的悖论在于:它是主权国家体系与海外帝国的嵌套,而欧洲国家体系本身就是后帝国的产物。当海外帝国体系在“广度”上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全球陆地表面之后,欧洲国际体系内部的矛盾无法通过海外扩张转移,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言,“在整个20世纪,英国统治主要的威胁——或者说,最可能成为大英帝国之外的另一选择——并非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而是其他帝国”。(40)20世纪初,当欧洲殖民帝国扩张达到最高点之际,海外矛盾与欧洲国家内在矛盾汇合,引发了终结帝国的帝国大战。

  

   四、“大转型”与全球性后帝国空间的形成

  

   从帝国向后帝国空间的转型,其意义不亚于人类进入帝国时代。一旦从主权国家假定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叙事中跳出来,进入帝国—后帝国的视野,就会发现19世纪所具有世界历史转折意义不亚于从采集狩猎走向农业的“定居革命”,19世纪的全球现代性的形成在国际秩序上的表征就是全球的再帝国化(殖民帝国)与去帝国化(传统帝国衰落),最终,世界历史进入后帝国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转型是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生和把握当代国际关系根本特征的核心”。(41)后帝国空间秩序的形成是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基础和前提。

  

   19世纪人类从帝国向后帝国空间转型,19世纪在国际关系史的分期中应该获得更加基础和显著的定位。“19世纪的重大变化一旦被我们所认识,我们将清楚地发现,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由1500年、1648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的历史结局来定义主要动因的世界中。在现在或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主要由19世纪全球转型的后果所定义的世界中。”(42)在帝国—后帝国空间的视野中,欧洲国家体系的发展是全球大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国际关系的起点。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转型动力是复杂多样的,但是核心内容在于帝国的等级性体系难以维系。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认为,理性国家、工业革命和“进步”意识形态是19世纪全球转型的动力,跨洋运河、铁路、电报造成了互动能力的革命,空间被压缩,欧洲帝国体系扩张到了全世界,这是“广度”的革命,包括南极和北极的探险,意味着地球表面已经成为“所知世界”,在形式上造成了全球空间的“封闭”。广度、密度和深度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是殖民帝国体系变迁的动力,最终造成了帝国体系的坍塌。

  

   第一,欧洲殖民帝国体系是欧洲国家体系和海外殖民地体系的相互嵌套,形成了以欧洲为核心的等级性的全球国际体系。这一中心—边缘的等级性结构将空间“时间化”,不同的地区被列入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罗马帝国时期的“蛮族论”在19世纪殖民帝国时期改头换面变成了“文明的标准”。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传播艺术学院教授布雷特·鲍登(Brett Bowden)总结说,“到19世纪,文明国家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政府的基本机构和公共机构;二是自卫组织能力;三是制定法典、恪守法制;四是认可国际法和准则,包括关于战争规范与外交活动的国际法和准则。若一国满足上述条件,则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主权国家,有权作为一个国际人格得到充分认可”。(43)国际法的创设体现了这种“文明标准”的观念,欧洲国家的交往和互动遵循国际法,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遵循战争法,而对其他地区的战争则是殖民地战争。工业革命意味人类秩序的能量来源的变化,依靠化石能源,从而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生态限制,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差距拉大,尤其是欧洲国家体系对中国、奥斯曼帝国等传统帝国形成了“势能”。铁甲舰、马克沁机关枪、奎宁等使战争更加工业化,工业化帝国对农业帝国形成了“覆盖”。在欧洲国家维持所谓的“百年和平”期间,殖民战争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征服风暴。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便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入世界最偏远角落。借着贸易、交通。以及货物、金钱和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成一体”。(44)通过先进的武器、工业生产的效率,殖民帝国建立了基于强制、商品等“物”为中介的体系,以区分我者/他者的“文明标准”,将世界卷入到欧洲为主导的殖民帝国体系之中。比如在东亚地区,欧洲建立了“非正式帝国”,尤其是在中国不谋求建立固定的殖民地,而是通过通商口岸、特惠制度,“条约体系从根源上讲是由大不列颠发起的,但是其效应确实全球性的。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所有利益相关者无须太多投入,便可以从英国人的收获中分一杯羹。”(45)

  

   第二,殖民帝国体系受到两种不同逻辑的挑战:欧洲内部的国家体系逻辑与帝国体系逻辑的冲突,这一冲突源于15世纪欧洲的大分流,欧洲西部进入了后帝国空间,而在东欧重建了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意大利、德国的统一打破了东欧的地缘政治格局。“东方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的问题,成为欧洲地缘政治面临的一大挑战。1878年的柏林会议既是统一后的德国走上欧洲外交舞台,也是欧洲体系最后一次主宰“东方问题”。巴尔干地区在19世纪后期开始创建民族国家,在帝国的边缘地带创建民族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巴尔干这一多个帝国竞逐的破碎地带成为欧洲体系的黑洞。相比西欧,东欧失去了构建民族国家的最佳时机,统一后的德国在俾斯麦的掌控下保持了高度的战略克制,没有大规模海外殖民,其中的政治智慧在于,欧洲国家体系的维系需要两大前提:英国代表的海洋国家向西扩张;德意志地区的持续的分裂。德国的统一威胁到了欧洲体系的稳定,同时,德国是在一个帝国时代完成的国家统一,或者说是以帝国的形式统一了德意志地区。“表面上,新帝国是一块权力的磐石:快速扩张的工业和庞大的军队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但新的权力带来新的矛盾:每座新开的工厂都会增强无产阶级异议者的力量,工业财富的每一次增长都会削弱老地主贵族精英对国家政府的控制。磐石上的裂缝越来越宽,裂缝被掩饰和否认,但这导致变化迅猛的社会与相对僵化的政治秩序产生冲突。”(46)在俾斯麦执政的晚期,德国就已经开始了海外扩张,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意味着欧洲国家体系和海外体系都难以持续下去了。卡尔·施密特说,“作为特定空间保护者的诸大国之间的战争,如果不是发生在一个自由开放空间的内部或周边,则很容易破坏空间秩序”。(47)

  

   第三,殖民帝国的等级性结构面临着中心地区的坍塌与边缘的“反叛”,体系矛盾最终集中于巴尔干半岛,第三次巴尔干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在“文明标准”的区分之下,非欧洲国家的目标在于加入这个俱乐部之中,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欧洲国家为中心的等级性的结构中出现裂变,也就是多中心的出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巴黎条约》在形式上将奥斯曼帝国接纳进入欧洲的“俱乐部”,但是,对欧洲中心地位构成重大挑战的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与欧洲列强互派大使,获得了“文明”的地位。(48)日本在锁国期间,研究“兰学”的学者本多利明认为,一个面积狭小的海洋国家需与外界通商。他相信,日本有四大亟需:火药、金属、航运和殖民。没有殖民帝国,一个国家便无法成就一番伟业。(49)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国家转型,但是,日本也是在帝国时代进行国家建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跻身世界列强行列的踏板。甲午战争打破了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日本成为东亚强国,此后,日本走向帝国扩张之路。“归还辽东半岛给日本政府和国民带来的深切的挫败感,成为把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殖民帝国的实体(即所谓‘自在的’殖民帝国)转变为觉醒的殖民帝国(即所谓的‘自为的’殖民帝国)的内在动机。”(50)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是帝国主义国家最后一次的“集体行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激烈争夺引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明治体制成立未满40年的亚洲国家击败欧洲大国俄国的大事件。这明显表示,只要妥善实行从欧洲诸国学得的改革,非欧洲国家也可以向欧洲诸国挑战并战胜之。这正是日俄战争所带来的观念。”(51)边缘地区或者“文明”之外的国家和民族也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身份的转换。

  

   日俄战争加速了东亚地缘政治体系的变迁。一方面,在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东亚强国”,开启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主导东亚格局的强国从欧洲国家变成美国和日本;另一方面,东亚体系与欧洲体系之间形成紧密互动。俄国是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日俄战争暂时阻挡了俄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战争之后,英日同盟进一步巩固,“鉴于日本与英国在亚洲结下了牢固的同盟。加入英法协定对于保障俄国的安全显然是合宜的”。(52)1907年,《英俄协定》缔结,在欧洲体系内部形成了两大同盟体系对立的局面,欧洲体系的核心地带出现了结构坍塌,从灵活的均势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军事集团的博弈。

  

   第四,20世纪的“新三十年战争”终结了帝国时代。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几场战争预示着欧洲可控的战争模式的终结,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年开始的布尔战争,以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打破了欧洲国家战争与殖民地战争之间的区分,布尔战争是白人之间的战争,美西战争则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登场。卡尔·施密特认为这是一场全球空间的革命:“1898年的美西战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信号,显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向了一个开放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次战争没有遵守西半球的传统的大陆概念,而是深入太平洋地区,甚至进入到老东方区域。过时的门罗主义被朝向亚洲广阔区域的‘门户开放’的需求所取代。从全球地理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从西方迈向东方的步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美洲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关系,就像一百年前老欧洲由于美洲在世界史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区域一样。”(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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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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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21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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