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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湘 陈飞羽: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论析

更新时间:2022-06-17 09:14:18
作者: 刘胜湘   陈飞羽  
即遵循“墨菲定理”。总而言之,现有研究的共同缺憾在于,没有将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视为一个机制化进程加以分析,它们关注了竞争的缘起因素与存在状态,却缺乏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进程的考察,这正是本文的主要关注。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是国际政治实践互构的结果,其衍生过程并非偶然,而是有赖于大国对竞争关系的建构。大国竞争关系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基础性条件。一方面,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崛起国希望在国际体系中重新分配权力,因此需要通过参与战略竞争打破既有的规则范式。另一方面,守成国则希望尽可能延续现有符合其利益的秩序或制定新规则,阻止崛起国取代其国际地位。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战略出发点相异,对竞争利益的理解偏差以及二者在实践中难以避免的摩擦共同构成了双方竞争关系形成的基础性条件。当大国竞争关系具备了萌芽的土壤,则竞争生成机制将不断发酵直至促成大国竞争关系的最终生成及路径传导。

  

   (一)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概念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是指,在大国的互动实践中,竞争起始要素通过不同的角色推动,在国内层面形成竞争共识,以国际实践为载体,由国内扩散至国际,最终以大国间动态互构的方式塑造生成大国间的竞争关系,这是一个周期性的竞争互构与循环进程。这一进程的产生、发展和成形依赖于分散要素的整合,其整合过程即是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机制。尽管国家是对外竞争的建构主体,但竞争传导却是单个竞争元素向国家整体竞争意识聚集的过程。在传导过程中,利益影响决策,决策影响行为,国家竞争的意志与行为取决于集体决策的结果。大国竞争关系的传导逐级递进,在不同层级利益的折中与平衡过程中最终生成大国竞争机制。由此,一个完整的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体现出三个特征:第一,机制本身既是多维的,又是整体的,是多维与整体的统一;第二,机制生成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是国内、国际不同要素互动,以及国内向度与国际向度彼此互动的结果;第三,机制的运行态势是循环互动的,其内部的竞争元素处于周而复始的相互影响状态。其中,国内要素支配竞争机制的生成,而竞争要素由国内向国际转换则构成竞争机制的生成与传导过程,国际向度的竞争结果反馈至国内促成新一轮竞争要素的生成,由此形成机制循环。

  

   (二)影响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主要变量

  

   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关键取决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的互动。有学者提出,只要对当前的权力分配难以心满意足,大国就会怀揣修正主义的意图不断试图改变现状。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真正坐拥绝对霸权,因此导致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37)可见,大国竞争关系状态首先是大国对自身所处现状的不满,其次才是通过竞争改变现状的国际政治实践。大国竞争关系基于国内要素建构,其本质是一次政治运作。在里克尔(William Riker)看来,政治运作是操控政治(heresthetics)的一门艺术,它将国内政治实践按照个体利益进行系统化引导,从而达到使政治行动符合自身价值的目的。(38)在促成大国竞争关系的变量中,国内因素起先导作用。无论是美苏争霸,还是中美战略竞争,竞争状态的形成均有赖于国内竞争取向的向外映射。如果一个大国内部没有形成对外竞争共识,则竞争关系机制将止步于国内。在大国内部形成统一的竞争共识后,竞争关系变量会过渡至国际向度。此时,大国竞争关系实际上已经从国内引导型转向国际互动型。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管控主体,处理大国竞争关系的实践最终需要归于大国互动本身。在大国互动实践过程中,国家依据竞争态势不断调整各自的行为,继而影响国内政治对竞争的组织方式,形成国际向度竞争对国内向度竞争的反作用力。至此,在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的过程中,变量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回路(见图1)。

  

  

  

   图1 大国竞争关系的向度与阶段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竞争关系的国内变量互动及其逻辑关系

  

   主导大国竞争关系生成机制的国内变量主要聚焦于竞争舆论生成、竞争战略决策及其互动,以及对外竞争政策的形成及对外实践。这些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逻辑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见图2)。

  

  

  

   图2 国内变量互动及竞争传导路径

  

   资料来源:同图1

  

   第一,影响竞争舆论生成的主要角色是政治精英、智库和媒体。政治精英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逻辑起点,是引导舆论取向的关键,一般指涉以政治为职业,具有现实政治思想,投身政治实践的代表性人物,(39)通常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官员、党派领袖、外交官和社会活动家等。(40)政治精英掌握前沿政治资源,善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行为模式,通过引导大国间的竞争关系由国家实现个人主张。(41)政治精英之所以在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机制中扮演关键角色,原因在于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决策圈的其他关键人物,在大国竞争关系正式塑型之前,他们的竞争意愿、掌握的舆论话语、政治影响力以及角色属性是建构竞争关系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政治精英作为施动个体,其政策主张不免对大国竞争的偏好产生影响。利益场景通常是左右政治精英利益选择的重要尺度,而政治精英倾向于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当一国参与大国竞争既能够帮助政治精英获益,又不违背国家的整体利益时,政治精英将成为发起竞争关系的主要推手。如果大国竞争关系违背了政治精英的群体性利益或国家利益,他们也会动用其掌握的政治资源阻碍或延缓竞争机制的生成。

  

   智库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重要推手,是能够利用专业知识分析问题并提供意见参考的主要机构,其社会公信力较高,舆论导向作用突出,(42)在大国竞争关系生成机制中主要扮演引导者和建议者的角色。智库通过自身的专业属性,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决策,影响政治精英的态度,从而实现与国内权力机构的有机互动。虽然智库不是决策者,但其在竞争引导上的能量并不亚于决策者本身。进取型智库会向政府展示竞争收益,同时对竞争成本刻意隐瞒;而保守型智库则会采取相反的策略。总之,智库对大国竞争关系的生成与否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媒体是竞争舆论生成的桥梁和载体,推动竞争舆论发酵。竞争舆论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前序,也是竞争机制第一阶段完成的节点。舆论(public opinion)是指群众或公众的言论,(43)是公众意识的集合,公众是舆论的主体。(44)公共舆论是国家行为体对外表达意见的策源地,是大国竞争关系生成的前置条件。政治精英与智库在竞争意愿的形成过程中不断施加影响并与自身利益融合,提前将个体利益融入国家竞争的轨道,他们在引导竞争关系时,目的是向外扩散竞争舆论,最终形成国内竞争意愿的统一。作为竞争信息传导的主要媒介,媒体在大国竞争关系中既连接了政治精英与社会民众,同时也在信息传播中融入自身的价值取向。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新媒体,其功能都是统筹国内的竞争话语进行对外宣传,扩大舆论的影响范围。经媒体加工及传导的竞争舆论既能达到营造国内竞争氛围的效果,又可以吸引竞争对手的注意。

  

   大国竞争舆论的形成有自身的运行机理,国内竞争舆论的生成与传导主要经由以下几个阶段:其一,国内精英圈层通过辩论确定竞争对手,达成竞争默契,并释放竞争信号;其二,竞争对手确定后在国内传播对外竞争共识,并借助媒体不断营造竞争氛围;其三,在国内舆论的推波助澜下实现国内竞争机制的升级,由舆论塑造转向国内竞争战略决策。舆论通过“话语”塑造对外竞争氛围,此时,舆论的建构场域是决定竞争舆论的关键。

  

   第二,竞争战略决策是大国竞争机制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也是竞争关系实质化的第一步。在大国竞争机制中,舆论通过“竞争话语”建构大国竞争政策。(45)大国对外竞争的战略决策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图、决策圈的共识、竞争舆论与决策机构的互动,以及“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四个方面。首先,领导者意图影响战略决策的定位,映射国家竞争意志,驱动国家对外实施竞争政策,是大国对外竞争决策的关键。其次,决策圈共识决定战略决策的最终取向。虽然领导人是战略决策定位的关键,但领导人毕竟是决策圈的一员,而决策圈的最终战略取向需要统筹整个圈层的整体意见。然而,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决策共识却并不易达成,其形成有赖于个体、决策集团及国家利益的统一,是各个部门间分权博弈和分歧聚合的进程。(46)不同政治体制下,其竞争战略决策的运作方式有所差异。比如,西方国家强调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不同党派之间关于国家的对外战略竞争共识,以及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决定着国家的对外竞争取向。再次,竞争舆论与竞争决策彼此互构,并促进战略决策的微调。竞争舆论催生竞争决策,竞争决策反作用于竞争舆论。若社会的竞争舆论烈度强于国家的竞争意愿,国家决策机构会减缓竞争政策以稀释舆论;若社会的竞争舆论声若蚊蝇,低于国家的竞争意愿,则决策机构会强化竞争决策以加强竞争舆论。社会竞争舆论与决策机构间的互动关系是波动趋同的,双方彼此互构。换言之,社会舆论关于大国竞争关系的态度不会同决策机构的预期完全吻合,决策机构也不会因社会舆论的波动而摇摆不定。(47)二者通过寻找政策与舆论间的共性,建立精英政治与民间政治的沟通与互动方式。(48)最后,“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往往是大国竞争关系中战略决策的导火索和催化剂。“灰犀牛”事件指不断积蓄潜在风险,但不知何时爆发的政治事件,其存在与发酵往往不易察觉,一般不受重视的小事件却能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而“黑天鹅”事件指超出行为主体认知范畴或者既有知识经验、难以预测的消极性国际事件或现象。(49)国际关系中充斥着一系列偶发性事件和不确定因素,(50)“不确定性在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51)不难看出,尽管大国竞争存在一定的传导规律,但“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时常打破既有范式,将大国竞争关系牵引至新的方向。

  

第三,竞争政策实践是大国展开实质性对外竞争的关键一步,是大国战略竞争由国内转向国际的过渡阶段。由于大国竞争关系的构建由国家主导,因此,竞争关系的国际化是传导机制的终端。当大国竞争关系国际化后,传导机制将进入国际互动阶段,其演变与传导方式将脱离国内变量的掌控范围。一国实施对外竞争政策时通常会考虑三个因素:一是竞争政策的推出时间与国家阶段性战略期许吻合。二是推行竞争政策的力度、方式及范围决定大国竞争的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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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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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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