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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辉 戴廷明:宪法宣誓制度的政治学阐释

————以宪法宣誓的构成要素为分析框架

更新时间:2022-06-15 23:27:35
作者: 周光辉   戴廷明  

  

   【摘要】:在公共生活理性化、文明化的时代,现代国家治理应体现一种 “公共理由之治”,任何国家制度的建立都应向公众阐释其公共理由,宪法宣誓制度也不例外。阐释不能脱离文本或类文本(如各种制度) ,对宪法宣誓制度政治意义的公共阐释不能脱离其构成要素。从宪法宣誓主体的角度来看,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是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干部人事领域的重要表征和实现机制。从宪法宣誓仪式中的国家象征的角度来看,宪法宣誓有助于公职人员建立宪法信仰,强化国家认同。从宪法宣誓仪式中的承诺 ( 誓词) 的角度来看,宪法宣誓有助于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政治忠诚观,增强使命感。从整体意义上作为国家制度的宪法宣誓的视角来看,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推进我国政治制度化进程,增强公职人员的责任感,提升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水平。只有加强违誓责任追究,确保各方严肃对待宪法宣誓,宪法宣誓制度的政治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展现。

   【关键词】:宪法宣誓制度; 宪法; 政治仪式; 国家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创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宣誓,是近代中国就职宣誓的首次尝试。1913 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时的宣誓,则开创了中国宪法宣誓的先河,但随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北洋政府的 《中华民国约法》取代,宪法宣誓就此夭折。1923 年,由曹锟政府颁布的 《中华民国宪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总统宣誓做出规定,但其本身是一部 “贿选宪法”,它所规定的宣誓制度并不具有合法性,并且这部宪法很快就被段祺瑞政府的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 十四年草案) 取代。1947 年,由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 《中华民国宪法》亦要求总统宣誓遵守宪法,但由于 “制宪国大”遭到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一致抵制,它所颁布的宪法连同宪法规定的宪法宣誓制度都不具有合法性。[1]由于缺乏稳定的中央权威,旧中国并未建立一部得到各方承认的全国性宪法,也未能建立一项受到各方认真对待的宪法宣誓制度。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 ( 在大陆) 实现了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并颁布了得到广泛承认的宪法,但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法治化,国家机关也逐步恢复了宣誓活动。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加快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脚步也随之加快。[2] 2014 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 “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3]。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举措。2015 年 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这标志着当代中国以立法形式确认了宪法宣誓制度。[4]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5]。宪法宣誓正式入宪,宪法宣誓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在公共生活日益理性化、文明化的时代,现代国家治理也应体现一种 “公共理由之治”,即国家做出某项决策、建立一项制度之后,应向社会阐释其公共理由或公共价值。这意味着国家谋求决策或者制度为公众所理解和认可,将公众的理解和认可作为其目的正当性的来源。而面向社会的公共阐释,本身就是与社会协商的过程,是民主政治价值的一种体现。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讲,所谓阐释,指的是主体间就共同关心的有意义的事物进行对话以达致相互理解和共识的过程。阐释过程既是建构一项制度的 “意义”过程,也是这种意义被人们理解的过程。阐释的对象是文本或者类文本,如各种制度,其目的在于使 “文本或类文本中存在的某些相互联系但又令人困惑的意义变得更清晰”,最终建立一种与 “意义世界”相关的价值秩序。[6](104-107) 因而任何制度都需要被阐释,宪法宣誓制度也不例外。宪法宣誓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类文本。对于这一 “类文本”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人们不甚明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人们对宪法宣誓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产生误解,甚至是怀疑。对宪法宣誓制度的公共阐释则有助于消除分歧,凝聚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对宪法宣誓制度的政治意义进行公共阐释就显得尤为迫切。

   二、宪法宣誓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

   “宪法宣誓”既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一个政治概念。要理解宪法宣誓的概念,首先需要理解什么是 “宣誓”。中国拥有悠久的宣誓文化,历史上关于 “誓”的记录为理解 “宣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中国古代,“誓”与 “矢”为通音字,折矢代表死亡,其蕴含着违背誓言会受到死亡的惩罚。[7](68-69) 在 《说文解字》中,“言”指的是口, “折”指的是手持斧钺的肢体动作,“誓”可以理解为手持斧钺做出承诺。[8] 《礼记·曲礼下》提到了 “约信曰誓”[2](95)。在这里,“誓”指的是订立相互信守之约定。古代的 “誓”主要指规定了惩罚后果的约定或承诺。上述关于 “誓”的记录主要涉及古代民间的宣誓,也叫做 “起誓”或者 “发誓”。在政治领域,古代则大多采用 “盟誓”这一宣誓形式。中国自古就有 “盟誓”的传统。春秋时期有齐桓公的 “葵丘之盟”,晋文公的 “践土之盟”; 西汉时有汉高祖刘邦与群臣之间的 “白马之盟”; 唐朝时有唐与吐蕃之间的 “长庆之盟”; 辽宋夏金时期有宋辽之间的 “澶渊之盟”,等等。[9] “盟誓”就是“盟”与 “誓”的结合。“盟”由 “明”和 “皿”构成, “明”指的是古代祭祀器具 “方明”。方明是一种祭祀神器,是神灵依凭之所。[7](56-57) 在商代,“盟”是一种在室内祭祀祖先的仪式。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的盟是用动物和人血祭祖先的一种祭祀仪式。[7](66)《礼记·曲礼下》则记载着 “蒞牲曰盟”。在这里,“盟”指的是杀牲歃血以祭祀神灵的意思。总之, “盟”就是一种祭祀祖先或神明的仪式。结合前文对 “誓”的解释可知,“盟誓”就是一种达成约定或者做出承诺的祭祀仪式。祭祀仪式的目的在于求助于神灵来对盟誓主体的违誓行为施加惩罚。

   现代宣誓是对古代宣誓的继承和发展,两者的一阶功能相同,都旨在实现证信立约,但关于如何实现证信立约二者却有很大的不同。古代宣誓依靠宗教的力量来实现证信立约,它的仪式充满了浓厚的 “敬神”色彩,象征着违背誓言要受到神的惩罚。现代宣誓则是凭借习俗或道德的力量来实现证信立约。宣誓仪式的目的不在于 “敬神”,而在于塑造一种庄严神圣的氛围,它一般不规定惩罚,信仰或者神的验证并不是现代宣誓的必要构成要素。除了实现一阶功能的方式不同之外,二者所具有的二阶功能也有很大的不同。古代宣誓强烈的宗教色彩使它成为宗法社会中一种调节社会矛盾的 “另类规范”[10]。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矛盾主要依靠法律调节。现代宣誓已经不再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的规范,相反,向社会公开 “宣示”一种承诺或者决心是其主要的二阶功能。[11]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宣誓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 宣誓就是一种宣示承诺或约定的庄严仪式。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宣誓是对承诺的宣示,但是宣誓并不等同于承诺,区别如下: 首先,宣誓对主体存在一定的资格要求。一般而言,宣誓的主体是指加入某种组织或加入某种职业 ( 就职宣誓) 的成员,而承诺则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主体。其次,宣誓具有更高的道德权重。违反诺言只是一种 “失信”或 “失约”行为,违背誓言则是一种 “背叛”行为,所以人们会经常做出承诺,但却不会轻易宣誓。再次,宣誓具有仪式性,需要在公开场景下进行,而承诺则不具有仪式性,它既可以公开做出,又可以私下做出。[12]

   宪法宣誓是一种特殊的宣誓,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宪法规定的公共权力交接程序和国家制度。[13]宪法的规定性构成了宪法宣誓的规范性要求: 首先,参与宪法宣誓成为特定的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履行的宪法义务。其次,赋予宪法宣誓以最高的宪法效力。再次,“忠于宪法”成为宪法宣誓的规定目的。宪法宣誓的核心目的在于忠诚于宪法,忠于宪法是宪法宣誓的内在规定性。概括上述三种规范性要求,可以明晰定义宪法宣誓的概念: 所谓宪法宣誓,是指宪法规定的公共权力交接程序,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庄严的仪式中做出的忠于宪法的郑重承诺。从概念构成的角度分析,宪法宣誓概念包含以下不可或缺的要素: 宣誓主体、仪式场景、承诺以及宪法的规定性。最后,特别强调的是,尽管 “宪法宣誓”属于 “就职宣誓”的范畴,但二者并不等同。首先,从宣誓主体来看,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可以举行就职宣誓,但是宪法宣誓的主体则是处于重要岗位的国家公职人员。其次,从宣誓效力来看,宪法宣誓具有宪法的规定性,因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就职宣誓要么不具有法律规定性或者只是由普通法律规定,只具有一般的法律或道德效力。再次,从宣誓仪式来看,宪法宣誓是一种国家仪式,对宣誓的地点、时间、场景布置、宣誓程序和誓词等都具有明确、严格的规范,而就职宣誓对仪式的要求则较为宽松。

   三、宪法宣誓制度的政治意义阐释

   一种国家制度的创建背后必然蕴含着决策者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对制度进行公共阐释,从而让公众理解并认可制度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是制度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内在要求。本文将以宪法宣誓制度的构成要素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内在于宪法宣誓制度中的政治意义,深入解释其建立背后的公共理由。以宪法宣誓制度的构成要素作为分析框架具有如下合理性: 首先,评价阐释是否准确的一个基本标准是,阐释是否接近文本或类文本的原意。由于宪法宣誓制度属于一种类文本,因此,对宪法宣誓制度的阐释必须结合其构成要素。其次,以构成要素为分析框架能够对宪法宣誓制度的政治意义进行更为全面的阐释。再次,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些要素是宪法宣誓制度的构成要件,从而可以为进一步完善宪法宣誓制度提出符合实际、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一) 基于宪法宣誓主体的阐释

   仪式的首要目的在于规训主体,主体也是仪式中最引人注目的对象,因此,对宪法宣誓制度的阐释应从宣誓主体开始。从 “宣誓主体”的角度来看,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宪法宣誓是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在干部人事领域的重要表征和实现机制。从2015 年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来看,我国宪法宣誓的主体有三种: 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的国家公职人员; 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 由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公职人员。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县长、副县长、检察院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等在内的国家各级领导干部,都是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命产生的。[14](93) 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任命是国家各级领导干部重要的身份构成。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或任命只是一项法定的人事任命程序。我国最基本的干部人事原则是党管干部,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的领导在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体现,它的实质是要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方式是推荐和管理好重要干部。[15](591) 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选举和任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点在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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