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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献栋 王二峰 赵少阳:同盟结构、威胁认知与中美战略竞争下美国亚太盟友的双向对冲

更新时间:2022-06-14 10:54:30
作者: 韩献栋   王二峰   赵少阳  

   内容提要: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在亚太地区的不断发酵,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面对美国构建新一轮对华遏制包围圈的战略动向,美国的亚太盟友表现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日本与澳大利亚选择积极对接美国的“印太”战略;韩国则左右为难,矛盾心态突出;而菲律宾和泰国则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持审慎态度。针对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华战略形态的显著差异,文章认为,这主要是受“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具体而言,与美国“同盟结构的紧密程度”以及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程度”,决定了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中存在四种双向对冲逻辑,即“追美制华”“左右为难”“左右摇摆”以及“左右逢源”。通过对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具体分析,文章进一步验证了上述观点。

  

   关 键 词:美国亚太盟友  同盟结构  威胁认知  双向对冲

  

  

   一、问题的提出

  

   有西方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世界的经济和战略重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从亚太地区向“印太”地区扩展,并向更远处延伸。①虽然美国也认识到中美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但考虑到中国在经济、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发展速度,以及未来10~20年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美国仍感到担忧。②

  

   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表示要在东亚问题上更加强硬,宣称将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向更大程度的遏制,而不是克林顿政府的“接触+遏制”政策,③但由于“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以及随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的对华强硬政策转向暂时搁浅。④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战略界围绕着“中国崛起”这一议题展开过激烈讨论,“疑华”“恐华”的情绪再次高涨,随后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名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报告,宣布调整战略布局,将战略重心投放至亚太地区,⑤标志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落实。⑥特朗普政府执政后,于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印太”地区正在进行着地缘政治竞争,中国追求在该地区取代美国,⑦并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展升级为“印太”战略。2021年1月上台执政的拜登政府在3月颁布的《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明确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竞争关系。⑧

  

   不难看出,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逐渐趋于强硬,进而引发中美双边战略互疑与信任赤字不断加深。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美关系定量预测组的研究发现,中美关系分值自2015年以后持续下降,2020年年中已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值。⑨在学界,有学者悲观地认为,中美关系发展到了和平与冲突的“临界点”,⑩也有学者提出中美即将开启“新冷战”,(11)甚至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安全困境”与历史具有耦合性,(12)正遵循着“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发展和演变。(13)

  

   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地区正在从互利、兼容的格局走向互斥、竞争的二元对立,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为目标的零和博弈转变。(14)面对这一趋势,寻找合适的应对战略,不仅是大国也是该地区中小国家的主要关切。(15)其中,美国的亚太盟友(与中美两国相比,美国的亚太盟友可被视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尤其值得关注。因为美国盟友的战略选择不仅仅受到中美关系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反过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中美双边关系的塑造,影响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美国的亚太盟友并非一致追随美国制衡中国,而是在战略选择形态上展现出明显的分化。同样是面对中美竞争的体系压力,作为美国的亚太盟友,缘何有些盟友表现出“追美制华”的倾向,有些盟友在“鹰龙”之间“左右为难”和“左右摇摆”,而有些盟友却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我们提出,“同盟结构”和“威胁认知”是影响美国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对外战略呈现不同形态的重要变量,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种研究假设,并加以案例分析,探讨美国的亚太盟友在亚太地区格局出现结构性调整背景下,对中美两国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形态的特征。

  

   二、既有研究与不足

  

   关于国家对外战略行为差异性的动因,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的体系结构视角、中观层面的国内政治视角、微观层面的心理认知视角以及融合—折中这四大视角进行解读。

  

   (一)宏观层面的体系结构视角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国际体系发生变化,国家行为也随之改变。(16)依此,体系的类型(单极、两极或多极)或对抗强度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着美国盟友的对外战略行为。美国学者泰斯曼(Brock F.Tessman)根据权力的分配状况和集中程度,将国际体系分为集中多极、分散多极、集中单极和分散单极四种类型。在他看来,在分散多极体系下,制衡和推卸责任对于次大国来说是核心策略;而在分散单极体系中,对冲战略最为普遍。(17)刘丰和陈志瑞根据大国间(尤其是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实力变动的剧烈程度,将地区体系分为强对抗体系和弱对抗体系。他们认为,在强对抗体系中,崛起国与其他大国的激烈竞争使得中小国家很难置身事外,对它们而言,采取逃避或疏远的战略不可行,必须含蓄或明确地支持其中一方;相反,在弱对抗体系中,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呈现低强度的特点,所以中小国家没有必要进行选边站队。(18)

  

   具体到东亚地区,许多学者认为,二元格局是影响东亚中小国家对外战略行为的主要因素。关于二元格局的性质,陆伯彬(Robert S.Ross)指出,东亚呈现的是一种“两极化”的权力格局,突出表现为中国在东亚大陆维持了“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美国在东亚海上维持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就像东亚的海洋国家与美国霸权结盟一样,中国的霸权将会导致东亚大陆国家间的结盟。(19)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也持类似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的崛起,亚洲正在发生地区性权力转移,快速发展的东亚地区正日益显现“二元等级秩序”(the dual hierarchical order)——一个是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另一个是中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受这种地区格局的影响,东亚中小国家形成了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独特模式。(20)在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的框架下,中美的战略互动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区中小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一些学者认为,对冲战略将成为东亚中小国家的首要选择。如韩国学者李知允(Ji Yun Lee)指出,由于中美霸权竞争的不确定性,中间势力除了选择对冲战略来处理与中美的关系之外,别无选择。(21)中国学者周方银也强调,东亚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经济中心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以美国为安全中心的同盟关系并存的局面,正是这种二元格局导致地区国家倾向于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22)

  

   (二)中观层面的国内政治因素视角

  

   国内政治因素视角的研究路径与体系因素论不同,这一视角的分析路径回归单元层次,更加注重国家行为体对外战略的自主性。国内政治因素论探讨的要素比较繁杂,简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研究。陈相秒和马超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利益追求指导着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外行为的决策过程。他们认为,东盟各国对华政策选择的差异性是由国家在利益诉求上的差异所致。(23)沈红芳也将“国家利益”作为决定性变量,探讨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调整,认为菲律宾将“追美制华”调整为“远美亲华”,是因为菲政府此阶段的战略重心是发展经济。(24)

  

   二是以国内政权合法性和政权更迭为导向的研究。郭清水(Cheng Chwee Kuik)在对中小国家选择对冲战略的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它们应对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相对能力的增长所驱动,而是由国家内部政权合法化因素推动。因为对外战略的选择是由执政精英做出的,在选择的过程中,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因此,他们的政策行动旨在降低安全、经济和政治等所有领域的风险,进而提高治理能力,以巩固自身内部统治的权威为最终目标。(25)查雯和李响认为,“政权更迭”是一国对外政策变动的重要因素,其核心观点是,领导集团更迭越剧烈,该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越大。(26)

  

   三是以政治精英为导向的研究。该类研究认为,决策者的性格、知识、洞察力、政治抱负和决策能力等是影响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战略的产生和变革来说,首要的参与者无疑是以国家领导人为代表的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决策精英,因此,领导人的个人意象,包括其信仰、人格特质及其对事物的具体认知是结构传导的最重要中介变量。(27)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决定是否要实施制衡受精英共识、政权脆弱性、社会凝聚力和精英凝聚力四个因素的影响,政治精英依据这四个因素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决定该国是否有意愿制衡他国,应对外部威胁。(28)

  

   四是以同盟关系为导向的研究。郑在浩(Jae Ho Chung)认为,东亚国家采取明确的制衡或遏制一直很少见,而对冲似乎是它们应对中国崛起的惯用手法。他通过对贸易依存程度、海外华人数量、政体的相似性、领土争端、(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等五大因素进行数据模型分析,将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分为追随、制衡、积极对冲(active hedging)和消极对冲(hesitant hedging)四种。(29)其中,盟友关系是五大指标中最显著的因素,美国的正式盟友倾向于制衡中国,非正式盟友倾向于对冲中国,而非美国盟友倾向于追随中国。(30)但是,该结论明显与现实状况不符。

  

   (三)微观层面的心理认知因素视角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知觉、记忆、意象、隐喻和语言等人类心理过程作为考察外交决策过程的重要方面。(31)朱翠萍和科林·弗林特(Colin Flint)探讨了心理要素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功能,认为拥有大国心态的行为体很难在心理层面上接受潜在的崛起国,“冷战思维”和“不服气”心理势必会引发领导层的疑虑情绪,“遏制”或“软制衡”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32)罗肖则提出了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认为战略预期的差异是催生策略模式差异的“原动力”。(33)

  

在这一领域,很多学者将“威胁认知”视为影响国家战略的主要变量。“威胁认知”虽不是一个新概念,却给分析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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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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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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