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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亦博 王若彤:论民粹主义的美国起源、当代发展及制度逻辑

更新时间:2022-06-14 10:37:43
作者: 柳亦博   王若彤  
但并不反对现行的民主制度,因为恰恰是民主为其上台执政提供了程序上的合法性。

  

   (三)非左亦非右的民粹主义

  

   虽然民粹主义可以与右翼或左翼结合,但民粹主义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左右政治的范畴,它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平等主义的次级概念,而是另一套政治逻辑。对此,学术界普遍认同民粹主义非左亦非右,所以才将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和英国“脱欧”视为第四轮民粹主义浪潮的顶峰,而非英美政治右翼的胜利。事实上,特朗普在竞选时期的重要投资人罗伯特·莫瑟(Robert Mercer)是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联合创始人,正是这家公司为英国脱欧派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数据支持。因此,2016年英美两国出现的民粹主义高潮背后是同一伙反建制精英基于社交网络大数据分析的精心策划,他们利用政治极化煽动激进主义运动,在混乱中攫取政治利益。从2010年以来第四波民粹主义浪潮的现状来看,一个国家中民粹主义高涨往往意味着传统左右政治的衰退,左翼与右翼的集体衰落很有可能是政治失序和国家失败的先兆。唐纳德·沃伦(Donald Warren)在1976年发布的研究报告《美国中产阶级中的激进派》中指出,在美国社会中,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们其实非左亦非右,既不属于民主派也不属于保守派,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翁,他们是对待有色人种态度疏离、反对社会福利部门、不信任政府和大公司的“被忽略的中产阶级”[10](p.25)。当民粹主义浪潮在21世纪的美国再次翻涌时,被民粹主义鼓动起来的所谓“人民”其实依旧是沃伦在四十年前发现的“中产阶级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

  

   值得强调的是,左翼与右翼的划分方式其实非常复杂,一个国家的左翼政党在另一国则可能被归为右翼,我们必须结合具体的政治生态、历史和该国政治在整个政治思想光谱上的相对位置才能作出判断。同时,一个国家的左翼与右翼往往在斗争中相互形塑、彼此改造。以美国这种典型的“右派国家”为例,其建国至今二百余年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左派政党执政,所以与多数国家的左翼要求建设社会主义不同,美国左翼的主张主要集中在保护个人主义、种族平等、公平分享“美国梦”这一类问题上[15](pp.291-297)。美国国内极端右派—— 一群与民粹主义者们基本重合的群体——坚决反对外来移民、不加掩饰地强调种族主义和地方主义、针锋相对地反对左派政党的一切主张,甚至对保守的中间派和不够激进的右派也怀有敌意[16](p.529)。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美国的右翼无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右翼截然不同,后者出现在美国就是政治左翼。我们在试图厘清民粹主义时应当尽量避免被更多复杂概念缠绕,而非寻求这些概念的支援,从民粹主义诞生的源头按图索骥才能把握其发展脉络、阶段和主张。

  

   三、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传统

  

   在几乎所有经典的政体谱系划分中,奉行民粹主义的政体都被视为一种非常糟糕的政治形态。尽管如此,美国自殖民时代至今的400年间始终无法彻底摆脱民粹主义[17],在它的政治系统中似乎总是有层出不穷的民粹主义政客登场,所以美国政治并不仅有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或哈茨(Louis Hartz)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同时还有一种隐蔽但顽固的民粹主义传统。从某种角度来说,民粹主义传统就是一种反自由主义传统。早在独立战争时期,民粹主义思想就已在美国社会中现出端倪,安德鲁·杰克逊与美国银行之间的斗争更是令这一思潮加速涌动。到19世纪末美国历史上唯一公开自称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民党”的出现,标志着民粹主义正式登上美国的政治舞台,随后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在美国间歇性爆发,这种激进的思潮由美国快速扩散至全球。为何是美国而非其他国家孕育了民粹主义?盖因美国社会极强的异质性之故。为了维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秩序,美国不得不倡导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这直接导致美国需要长期面对“身份政治”和“认同政治”的双重困局。从某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就是社会对这种政治困局的过激逆反,它如一个始终徘徊在美国上空的幽灵。与定义的混沌相比,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脉络是相对清晰的,大致可以将19世纪末人民党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勃兴和2020年特朗普下台视为三个关键节点,它们分别对应三类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无领袖民粹主义(leaderless populism)。应当说,最初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而右翼民粹主义是一种多元社会中“被忽视者的武器”,无领袖民粹主义则是政府能力下降、政治衰败腐朽的“并发症”。

  

   (一)民粹主义与政治左翼的结合

  

   19世纪末,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在美国出现合流的态势,农场主们希望农民联合起来发起农民运动以对抗垄断巨头,人民党在此背景下出现。1892年,数个南部和西部州的农民联盟与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联手组成了人民党,该党也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它批评美国不受管制的金融业,批评其推行复杂的国库分库计划并强调自由银币的作用。人民党凭借其对抗富豪统治、解决经济不公的左翼政治倾向塑造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形象,从而在1892年大选中赢得五个州的支持和全国共计8%的选票,在1894年大选中其众议院候选人赢得了10%的投票,获选州长21人、参议员4人、国会议员4人、州立法议员465人[10](p.14)。考虑到美国的选举人制“赢者通吃”的特点会极大地排挤第三个政党,刚刚成立的人民党能获得这样的支持率已是重大的胜利。1896年民主党人布莱恩在总统大选中惨败,导致为布莱恩背书的人民党受到重创,随后工人骑士团宣布解散,这使人民党因失去大多数蓝领工人的支持而很快退出了美国政治舞台。1908年大选失利彻底宣告了人民党的垮台,但民粹主义却在美国政治系统中牢牢扎下了根,并发展出了一套美国特色的民粹主义逻辑——“纯洁的人民”联合起来对抗拒绝提供必要改革的“腐朽精英”。从人民党的政治理念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民粹主义并不是被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许多主张恰恰呼应了美国政治中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传统。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主流政治被共和党的商业振兴主义和坚定的个人主义所主导,美国经济迎来了一波繁荣。1929年经济大萧条击碎了自由市场的神话,公众对共和党的失望直接帮助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但罗斯福在当选之后因未能直面美国日益严峻的不平等问题而备受指责,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家休伊·朗(Huey Long)趁机发起了一场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痛斥财富及权力的不平等,主张一方面应免除低收入人群的缴税义务,另一方面则应加强对石油公司等巨头额外征税。休伊·朗的话语极富煽动性,他以“每个人都是皇帝,但无人头戴皇冠”为口号竞选州长,不断声明自己崇尚个人权利、强调人人平等(但对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族主义问题保持中立态度)的政治立场,从而赢得了中下层白人选民以及担心会因经济萧条而落入社会底层的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虽然休伊·朗的税收政策并不合理,但他确实敢于“向富人开刀”并因此引起了罗斯福政府对财富分配不公的关注。

  

   (二)民粹主义与政治右翼的结合

  

   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的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是整个美国社会发生政治和文化转向的关键节点,亨廷顿称其为现代美国与后现代美国的分水岭:此前美国是WASP(White Anglo Saxon:Protestant)文化占据核心地位的清教伦理国家,民众总体上还信任政府和政治家;此后则是文化多元主义占据主流的国家,人们对从总统到国会的各种政治与行政机构的信心水平呈现断崖式下滑[18](p.289)。而民粹主义的主张恰与主流文化反向变化:20世纪60年代之前,民粹主义与政治左翼结合,强调财富再分配、性别与种族平等;60年代后,民粹主义与左翼脱钩,转而与政治右翼结合,强调白人至上、反对种族融合、排斥移民。随着美国政治和文化的整体右转,包括非洲裔、墨西哥裔和印第安原住民在内的左翼族群提出了相对温和的文化多元主义,左翼激进派则提出重构族群关系的“政治文化分离”方案[19],该方案与其后美国出现的“身份政治”存在紧密的联系。如果要从20世纪60年代选出几位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那么无疑民主党人乔治·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一定会入选。华莱士最初是一个和休伊·朗相似的民粹主义者,1958年作为新政民主党人参加州长选举输给了3K党后,他宣布“我再也不会在黑人问题上输掉选举”。1962年,华莱士因支持诸如“今天种族隔离,明天种族隔离,永远种族隔离”这样的言论而成功当选亚拉巴马州州长,并在担任州长的20年时间中主张一种激进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坚持反对种族融合,反复通过强调“保护普通美国白人”“对抗华盛顿官僚暴政”等煽动性话语来巩固其票仓。虽然华莱士在1972年参与总统竞选的过程中遇刺瘫痪,但他还是成功地终结了当时新政派的多数党地位,也为1980年里根(Ronald Reagan)——另一位被贴上民粹主义标签的美国总统——改组政府铺平了道路。华莱士于1998年去世,但他的思想早已融入共和党的理念中,成为2016年特朗普挑战共和党正统观念的思想基础[10](p.7)。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在多个核心制造业领域都面临着全球产能过剩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新自由主义初露头角。到了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更加兴盛,金融及服务业迅猛发展,与之相对的则是制造业的加速衰落,大量失业工人被收入较低的服务行业所吸纳,只有极少数拥有高水平专业知识的人能够谋到科技领域的高收入工作,这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的“二元经济”和贫富分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收缩。美国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执政时期逐渐成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20],而美国的政治哲学和行政哲学始终没有在理论上找到一个关于分配正义的明确答案,经济政策也随着政党政治周期性地摇摆。尽管当时美国政府许诺自由贸易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放松金融监管也不会带来任何副作用,移民政策将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但到1991年,美国仍陷入了一场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时被遮蔽的大量社会问题随之暴露了出来。同时,美国制造业工作大部分转移到了西欧和日本,西南部地区非法移民逐年增加,挤占了美国本土劳工的工作岗位,这些都为其国内民粹主义的苏醒提供了条件。对选民的承诺落空激起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进而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势力迅速崛起,美国的民粹思潮通过国际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快速扩散到亚太地区,引发了大量民粹主义运动。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左翼民粹主义者的代表是得州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右翼民粹主义者则以尼克松及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为代表。亿万富翁佩罗以销售IBM大型计算机并提供相关服务起家,拥有自己的数据系统公司。佩罗将自己塑造为来自共和党的人民公仆,帮助人民对抗政府的腐败和企业的等级制度,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誓要清理华盛顿的“谷仓”并重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21](p.301)。佩罗利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己的技术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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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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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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