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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锋:身份政治第三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败——基于国家建构视角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2-06-14 10:32:12
作者: 涂锋  

  

   内容提要:身份政治已日益成为西方政治的重要特征。身份政治在西方国家引发国民身份的普遍性危机,导致民粹主义和政治极化泛滥,冲击并削弱了整个治理体系,进而开启了政治衰败的进程。本文基于国家建构视角,梳理身份政治、国家建构、政治衰败等关键概念,立足历史与现实经验来解释身份政治引发西方国家政治衰败的一个基本路径。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制度是西方政治衰败的两个发生机制,而身份政治则是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关键一环。在当代西方国家,身份政治一方面加剧了外部环境的冲击效果,另一方面又放大了其制度自身的内部缺陷。身份政治激进化与制度性缺陷之间彼此震荡且相互强化,从而开启了政治衰败的进程。

  

   关 键 词:身份政治  政治衰败  国家建构  政治极化

  

   近年来,身份政治成为西方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欧美各主要国家,身份议题成为政治论述及实践的焦点,并在其内政外交中扮演关键角色。在国家内部,它表现为种族和族群身份的凸显及矛盾激化,其典型如美国种族关系的日益对立,白人民粹激进化与黑人抗争的暴力化;更严重的身份冲突还会冲击到既有的国家民族身份,引发英国、西班牙那样的国族分裂与地方分离运动。在对外方面,身份政治则表现为保守狭隘的身份意识兴起,如西方普遍化的敌视移民现象;在国际关系领域,则有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其典型如所谓“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及各种无视国际规则和全球利益的“退群”行为等。

  

   一、身份政治:历史与概念

  

   (一)西方国家身份政治的再兴起

  

   在西方国家,聚焦于身份主题的政治形态并非一个全新现象。从长时段的历史回溯,西方国家经历了三波身份政治的洗礼。21世纪以来的这一波也是当代身份政治的一次再兴起过程。

  

   第一波身份政治发生在18~19世纪的西方民族国家建构时期。随着奥匈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前现代帝国的解体重组,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得以开启。在这波身份政治的历史浪潮中,民族主义发挥了关键的意识建构作用。在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以及战争与革命的大众动员中,民族身份与国家意识构成了合法性与认同的新基础,并得到了来自国家的大力推动。①当代西方主要国家的国民身份都是在这一阶段被建构和巩固起来的,其典型例子如德意志的统一(1871年)、意大利的统一(1870年),法国大革命(1789年)、美国的独立(1776年)及内战(1861年)等。

  

   第二波身份政治出现在1960~1970年代的西方民权运动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繁荣与冷战对峙的局面引发对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反思,也催生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批判理念。这一波身份政治呈现更强的文化建构特征。在既有的国民身份内部,衍生出性别、环境、代际和族群等新的文化身份。身份政治这一概念就是源于当时黑人、女权、原住民及性别平权运动。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运用这一概念来唤醒其身份意识,维护自身权益并反抗社会不公。②这一波身份政治成效显著,在政治实践层面启动了大量社会改革,边缘群体的权益获得明显提升。西方社会也接受了多元文化论,鼓励主流社会与边缘群体融合共存,将多元认同融入到统一的国民身份之中。

  

   第三波身份政治形成于21世纪初,始于“911”事件和第二次海湾战争,历经叙利亚内战、全球金融危机、欧洲移民危机,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达到一个高峰。这一波身份政治的突出表现是对立化的身份认同开始撕裂西方主流社会。一方面,边缘群体的抗争更具反思性与组织化,“政治正确”理念进一步强化,在各领域都形成强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与全球竞争的冲击下,部分白人群体的经济地位持续下滑,并形成强烈的身份危机感;右翼民粹主义思潮随之高涨,对内推崇种族主义与宗教保守主义,对外奉行排外、反移民和单边主义。③在这一分裂性的进程中,双方都展开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和政治竞争,社会政治日益两极化,在国民身份与国家方向上也难以维持基本共识。

  

   (二)身份政治的理论焦点

  

   身份政治概念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建构发展起来的。但从历史进程来看,身份问题也是古典政治的一个核心维度。在西方,古希腊政治包括其正义、美德等观念都是以男性公民身份为基本前提。古罗马则明确将身份与政治关联起来,并独创公民权概念来区分罗马公民、拉丁公民、自由民、奴隶等不同身份群体。中世纪时期教士、贵族、平民的区分更是被高度固化。在东方,印度种姓制度为世人所熟知。古代中国政治同样带着鲜明的身份印记,在早期如“国人野人”的身份差别以及“士农工商”的身份差别,后期更直接建立“军民匠灶”的户籍制。因此身份始终是政治中的关键概念,与之相关的身份差异与公民资格,以及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也是政治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④

  

   当代身份政治的理论焦点发生了显著转移。政治研究的传统关注是分配性的,比如,行为主义强调分配的主体、方法与技巧等;⑤马克思主义强调与分配相关的不平等与阶级压迫。当代身份政治则从“分配政治”转向“承认政治”,理论焦点从“平等”转向“差异”,凸显、发掘和建构差异化的身份及其所蕴含的内在价值。⑥一方面,身份政治延续了传统左翼政治的基本目标,致力于发现不公正、反抗不公正,解放社会边缘群体;传统左翼政治聚焦在物质经济领域,而身份政治所界定的不公正含义更广,其视角扩展到各类社会文化领域,包括教育、媒介、消费、性别分工等。由是,身份政治得以发现更多形式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比如文化歧视、刻板认知、污名化等,进而揭示和挑战其背后深层次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身份政治的基本反抗策略与传统左翼政治完全不同。传统左翼政治主张弥合边缘群体与主体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身份政治则相反,认为这种差异性具有内在文化价值;某种边缘化身份不是矫正和同情的对象,而是值得去自豪和彰显的价值。因此身份政治意味着全新的反抗策略,边缘群体不再期望融入社会主流,而是要求社会主流尊重其身份所承载的差异化特质。⑦此外,身份政治还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紧密相关,高度重视文化建构的作用,将身份视为主观经验和个体诠释的结果。⑧这样身份就不仅有种族、性别等“自然原生性”的类别,还能衍生出各种“社会建构性”的主题,比如说族群、亚文化、大众消费等。⑨在当前全球化和网络媒介的时代,身份政治的这一文化建构性更趋显著,引发的政治社会震荡也更加强烈、复杂和深远。

  

   二、国家建构视角中的身份政治

  

   (一)起步阶段:民族觉醒与身份建构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是民族身份的形成。在各类前现代的帝国、诸侯、部族等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民族身份的意识自觉与持续建构。无论是18~19世纪的西方,还是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皆是如此。民族身份建构的维度有指向外部的,比如美利坚民族之于大英帝国,阿尔及利亚之于法国等;也有指向内部的,比如德意志民族之于日耳曼各诸侯国,现代南非之于各部族王国等。但这种基于民族的身份认同具有排他性,即总是针对其他群体。这种应对外部共同“他者”的情感也是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因。⑩

  

   民族身份在这一起步阶段涉及两方面内容,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身份建构。前者侧重于观念层面,即民众个体间建立起一种彼此分享的共同体身份,这种意识与“原生论”的民族性观念相一致,通过诸如忠诚、骄傲、归属、安全等心理因素,使个体建立起针对特定族裔身份的情感与忠诚。(11)后者侧重于实践层面。在现代民族身份的建构中,国家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具体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从军事暴力和行政控制,到公民权的赋予和扩展,再到如官方语言传播这样的具体政策。因此民族国家其实是与民族身份同步建构起来的。

  

   在国家建构的起步阶段,身份政治是一种革命性因素,主要扮演颠覆旧秩序、开创新生社会力量的角色,对于新兴民族国家起一种支撑作用。民族觉醒和身份建构都服务于民族国家这一新兴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这一革命性具体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外部压迫,或者消除内部封建割据和部落势力的桎梏。因此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与政治力量,身份政治其实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和催化剂,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二)成型阶段:国家认同与社会融合

  

   在国家建构的成型阶段,身份政治仍扮演关键角色,但其主要目标转向稳固国民身份,包括加强国家认同与促进社会融合。现代国家建构总是面临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是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二是新的民族共同体对国家的认同。这两个问题在实践中虽然相互纠缠,但是在逻辑上却区分明显,甚至于存在一种递进关系。(12)显然,第一个问题在国家建构的起步阶段已经得到回答,而第二个问题则是在成型阶段所无法回避的。

  

   国家建构初步完成之后,新成型的国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仍需进一步稳固。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不乏争议和分歧。就如个体会遭遇“青春期”一般,新兴民族国家也会面临国民身份上的自我怀疑、摇摆与撕裂。新的民族共同体可能在国家认同、国家基本方向和主导理念等问题上产生严重的内部分歧,有时甚至产生国家层面的“身份危机”,引发严重政治后果。这方面的历史案例很多,包括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如印巴分治(1947年)、苏丹内战(1955~1972年)等。早期西方国家也有如此经历,如16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年)、17世纪的英国内战(1642~1651年),最典型还属19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这些历史表明,新兴民族共同体可能会在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一旦引发国家认同危机,或许就是共同体的分裂,或许是用战争来决定国家方向。也正是因此,铸牢共同体意识才必然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国民身份的稳固不仅在于观念意识,也依赖于社会融合,即在民族国家内部建立共享的“社会纽带”。尤其是在族群组成比较复杂并且各族群自我认同度都很高的国家,各身份群体间更需要培育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理念。典型例子如美国在1960年代前所采用的俗称“大熔炉”的国族同化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政治赋权、经济吸纳、社会福利及文化政策等。这些政策一方面继续巩固国家的主流身份认同,培育主流价值观与社会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机制将外来移民、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等吸纳到主流社会中来。因此在国家建构的这个阶段,身份政治仍然是服务于国家认同的。围绕这一建构性的目标,能形成具体的施政机制及政策安排,促进国家认同与社会融合。

  

   (三)衰败阶段:身份政治的激进化

  

与各类组织或系统的成长周期一样,国家也有成败兴衰及其背后的推动机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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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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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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