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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欣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发展

更新时间:2022-06-13 21:18:28
作者: 董欣洁  

  

   从唯物史观的视野出发,文明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成果。文明、社会和国家的概念实际上是分别从人的实践性、群体性和阶级性的角度描述阶级时代以来不同群体的现实发展。文明自产生开始,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使其成果不断再生产,如何使人本身存续并不断摆脱被异化状态,获得平等权利和自由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文明的交往或者说交流互鉴,是人类社会实践成果的交流互鉴,其意义在于通过相互切磋、学习和比较,辨其同异,进而形成新的认识和新的成果。因此,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开展丰富多彩的交往活动

   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发展史,具有博大精深的成果宝库,围绕文明的核心问题,形成了阴阳、天人、体用、善恶、因革、夷夏、知行、有无、名实、义利、理欲等众多相互对应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粗略而言,中华文明在本根论上侧重于天人合一、知体知用、知常知变;在认识论上偏重乐观主义、重视知行合一;在方法论上强调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在国家组织形式上长期实行大一统政治,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国家治理宗旨上提倡民本思想、“民贵君轻”;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崇尚仁义和正义、追求和合大同。历史地看,这些基本形态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底蕴、积淀和“家底”,促使中华文明表现出坚韧性、连续性、凝聚性、能动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

   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与世界各地区、各文明开展了动态的、广泛的、丰富多彩的交往活动。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漫长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中,前述这些基本形态往往能够发挥巨大的同化和创造力量,这在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佛教融入中华文明

   古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和神不灭等观念,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学术义理和社会秩序影响等方面发生了激烈论辩,佛教一度被斥为“外国夷狄之教”。不过,儒释道三家学说在长期互鉴中逐步加强了相互吸收融合,出现了主张儒释道三教义理各有所长、应当调和“均善”的观点,认为“万象森罗,不离两仪所有;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佛教文化逐渐被吸收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

   佛教入华后,虽然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时期出现过“三武一宗”抑佛现象,但并未发生过与宗教相关的战争,而且演化出了包括“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在内的许多派别,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和佛教理论,并进一步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等地,成为封建农本经济下文明互动的典范。赵朴初指出:“作为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悠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巍峨丰碑”,“存在了将近两千年的中国佛教”,“论它的典籍文化,论它的成绩经验,论它的国际影响,无论作为宗教或学术来看待”,“在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中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更为复杂。中华文明接触到所谓的“西学”,可以追溯到明末基督教入华时期传入的学术。16世纪末以来,中西文明能够开展较为平等的交流。徐光启等人从济时利民的实用宗旨出发,提出“参用西法”以使“会通归一”,“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等论断。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无限追求利润、扩张市场,资本主义工业国剥削掠夺封建农业国,帝国主义列强国家间的矛盾斗争成为全球文明互动中的主要现象。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出来的侵略性和暴力性,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抵御西方列强侵略、“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出发,积极呼吁、提倡社会变革。1842年底刊刻问世的《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断。曾纪泽针对当时传统士大夫“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的现象,鲜明地提出“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到了20世纪初,梁启超已经指出:“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这显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内含的“欧洲中心论”的警惕和对中华文明自新的提倡。

   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复杂困难的情况下,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被剥削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鼓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性、辩证性和人民性,推动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形态理论迅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迸发出强大的创新力量,促使中华民族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文明自新。

   创造中华文明新形态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更是中华文明自我更新的创造性实践,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任务。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中华文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人口规模巨大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重新定义了人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发展原则、战略安排,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也极大地扩展了人本身的发展权利,这是人类现代化史和文明史上的创举。

   中国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使广大人民与国家、社会的利益实现了自文明产生以来程度最高的一致性,为解决文明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在内部社会交往中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外部交往中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互利平等原则,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人类文明摆脱贫困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明发展趋向上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基本形态的传承与升华。

   谱写文明交流互鉴新篇章

   明末基督教入华时期的耶稣会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对中华文明爱好和平、不尚侵略、宗教信仰自由的印象非常深刻,并将之与当时欧洲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引用利玛窦日记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从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来看,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构成了中国与世界开放互动的交往图景,在不断丰富自身内涵的同时,也为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谱写了崭新的篇章。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丰富内容,充分说明了文明的交往要素在人类历史和现实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生产的实际发展水平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与保障。人类文明历程作为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其历史和现实发展是统一性和多样性、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运用生产和交往两个基本要素对文明做“历史的分析”,将有利于我们把握人类各种文明的具体内容、阶段、过程和整体面貌。积极发展现实的生产力和交往力,将推动中华文明实现持续、良性和能动发展,从而更好地维护人类文明的和平进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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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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