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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从俄乌冲突看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与影响

更新时间:2022-06-09 23:06:57
作者: 李岩  
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与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推动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大伙伴时代。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经局势加速演变,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以深度介入俄乌冲突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为标志,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呈现出新态势。

   从规模数量看,非国家行为体呈现出由大型组织向中小型、微型组织发展的突出趋势。介入俄乌冲突的非国家行为体数目众多,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微型组织十分积极。目前活跃于国际社会的非国家行为体,既有那些传统的大型跨国公司、新兴的资本巨头,也有数量庞大的中小型组织或团体。这些新兴的中小型、微型组织,多数为非政府间的组织,涉及各行各业、多种领域,其数量之多难以统计,已远远超过传统政府间组织或跨国商业行为体。

   从组织形态看,非国家行为体呈现出明显的松散化、去中心化特征。除了传统大型组织之外,近年来新兴非国家行为体整体组织形态更为松散,基于各类身份认同、利益认同、价值观认同的“意愿联盟”式组织渐趋成为主流发展趋势。小型化叠加松散化的组织形态,也往往导致新兴的非国家行为体不追求森严的等级体系和管理模式,由组织成员个体灵活、自愿发挥作用成为重要特征。这种松散化、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为非国家行为体发挥影响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也成为其重要的比较优势所在。在俄乌冲突中,黑客组织匿名者号召全球黑客对俄发起网络战争,可以说一呼百应,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从影响力看,非国家行为体依托经济资源和科技能量往往能够对国家行为体的传统治理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俄乌冲突中,国际资本巨头、小微科技企业、新兴国际化平台、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介入,凸显了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小觑的作用。以国际资本巨头和大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积累了海量财富资源,往往富可敌国,早就具有足够实力在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发挥巨大影响力。各类中小型非国家行为体依托科技赋能往往能够以小博大,借助掌握的数据资源和技术能力发挥积极性或破坏性的巨大作用,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重要角色。这些或大或小的非国家行为体,它们通常具有异于传统国家、国际组织的资源依托,从而以某种非对称的方式对传统治理模式和架构形成挑战。

   从目标诉求看,非国家行为体更加渴望主导自身领域的话语权,并谋求对国家和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加密货币组织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依托财富资源,还是借助数据资源和技术能力,当前的非国家行为体更加主动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类活动,诸如税收政策、监管规则制定等。同时,非国家行为体更加主动地参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移民政策、难民接收等涉及全球治理的公共事务,也更加积极地就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事件发声。随着其影响力持续提升,非国家行为体的目标诉求仍很可能进一步拓展。

   总体看,非国家行为体当前发展进程凸显了新的崛起态势,其话语权和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对以国家行为体主导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带来巨大冲击。究其原因,这是数字化时代加速演进、全球力量分散化深度发展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数字化时代成为百年变局的重要特征,它极大改变了传统的财富创造来源和力量构成模式,非国家行为体成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受益者。在数字化时代,技术、数据和相关的处理分析能力,成为新的财富和影响力的核心来源。那些掌握新兴核心技术的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其技术来获取海量数据并进行挖据处理,使之商业化和市场化,财富呈现指数式增长,影响力更难以估量。如果说全球化时代的出现拓展了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边界、带动其作用显著上升,那么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则为非国家行为体累积财富、提升影响力提供了新的路径。

   另一方面,全球力量分散化深度发展,为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提供了长期基础。在某种程度上,非国家行为体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与全球力量的分散化、多极化进程基本一致。历史上,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非国家行为体得以被不断赋能,发展空间愈发扩大。当前百年变局背景之下,大国竞争再次抬头,全球治理赤字突显,各类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以国家行为体为主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全球治理模式均遭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单一力量愈发难以应对,更难以掌控。面对上述形势,非国家行为体充分运用其自身资源优势,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

   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非国家行为体的持续发展,深度扩展了国际社会的空间范围,深刻改变了国际关系的互动因素,不仅是国际关系的被影响者,而且已经成为国际活动的发起者。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巨大能量,其对未来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影响更加明显。

   其一,非国家行为体显著介入国家间竞争,将成为影响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态势的重要因素。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构成了百年变局的基础。随着非国家行为体力量持续上升,实力触角不断延伸,甚至登上大国博弈的舞台,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传统力量对比分析方法,已然无法准确衡量力量对比态势。例如,美国仍然有着全球最大的经济总量,如若将苹果、亚马逊、字母表公司此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巨额资产累加,美国的经济领先地位将更加突出。截至2022年4月初,苹果公司市值超过2.7万亿美元,谷歌公司市值超过1.7万亿美元,亚马逊市值超过1.5万亿美元,特斯拉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巨头在全球国家GDP排名中可位居前16位。苹果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为3510亿美元,与新加坡的GDP相当,可以排在世界前40位。马斯克超过2000多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与芬兰、智利、埃及等国经济总量相当,可以排在世界前50位。这些数字本身彰显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强大实力,这些巨头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全球范围圈占各国数据资源,带动了美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美国霸权新的力量依托。

   而从俄乌冲突的进程看,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虽未实质性改变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态势,但是其已经作为“搅局者”影响相关方在相关领域(如网络空间、舆论场)力量的增大或削减,成为足以影响国家行为体力量运用的制衡者。更重要的是,一旦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力量相互结合,更可能对力量对比态势产生关键影响。美欧资本巨头和中小科技个体介入俄乌冲突,深度改变了双方在局部战场、重要资源、国际舆论上的力量对比态势,成为了西方国家“大联合”力量组成的重要部分。面对西方国家与此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合成,综合国力本就处于弱势的俄罗斯面对的就是更加悬殊的体系对抗。

   同时,非国家行为体也可通过介入国家间竞争来对大国关系态势产生影响。此次俄乌冲突中,众多西方跨国企业停止在俄业务,这将进一步削弱美欧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纽带;西方社交媒体平台限制俄罗斯官方媒体发声等措施,会进一步恶化双方的民众认同和社会联系。凡此,都将导致俄西矛盾的固化和长期化。2010年,谷歌公司以“互联网管理”问题为由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策应奥巴马政府推进所谓“互联网自由战略”,引发巨大关注,成为彼时导致中美关系走向恶化的重要事件之一。

   一些非国家行为体还可能充当大国争斗的重要砝码,作为其代理人向国家行为体施加成本、实现战略目的。在中东地区,伊朗和沙特两大宿敌长期运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代理人战略”进行博弈。也门胡赛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组织作为伊朗非国家行为体网络上的重要力量,为伊朗扩展地区影响力立下了汗马功劳。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中,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向其提供资金、军事援助等,谋求对抗伊朗在阿拉伯中心地带的战略布局。

   此外,近年来在美国战略界广泛关注的“混合战争”理念,本质上也反映了因为多种行为体参与而引发的战争形态重塑。在大国之间战争损害巨大、成本难以承受的情况下,依托非国家行为体诉诸“混合战争”方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军事战略布局、进行大国对抗的重要内容。未来,随着大国竞争抬头,非国家行为体的更多介入,势必对未来国际博弈态势产生更为复杂影响,成为影响国际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大型科技公司等行为体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的参与者,随着美中竞争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它们将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通过寻求政府的更多补贴或者通过敦促更进一步的脱钩,来影响华盛顿和北京的行为。

   其二,非国家行为体显著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将对既有国际机制和规则制定产生复杂影响。非国家行为体历来是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网络空间治理、人工智能规则等新议题新领域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的复杂程度显著增大,政府间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和滞后性逐步显现。在此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凭借自身知识技能、资源调动、治理权威等优势和潜能,主动寻求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性合作来填充弥补既有治理空白,已经有能力对国际秩序进行某种程度的塑造,加速了全球治理的多主体特征和扁平化趋势。例如,在围绕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当以国家为代表的、基于政府间多边主义的京都模式日渐僵化后,由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城市网络、政策倡议网络、跨国企业联盟等有效参与,推动了后巴黎时代治理新秩序的形成。非国家行为体对互联网核心资源具备较强的主导作用,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等机构作为资源管理者、众多技术公司和电信企业作为技术研发规则与标准的实践者,事实上共同构成了目前网络空间治理除政府之外的主导力量。这些事例充分证明,在事关人类安危福祉的众多全球治理议题上,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事实上已经等同于国家在发挥作用,并且正在重塑过去由政府主导运作的全球环境。

   当然,也应看到的是,随着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参与其中,全球治理相关进程变得更趋复杂。因其自身属性和利益诉求的特殊性,非国家行为体往往会对治理机制和规则制定等关键问题提出迥异于国家行为体的主张诉求。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太空等仍然存在较多治理空白的新疆域,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发声提出倡议。

   例如,微软公司多年来大力推广《数字日内瓦公约》倡议,甚至提出创建由私营企业领导的网络攻击溯源机构,用于识别网络攻击行为并向相关方提供技术数据,并保障网民和网络公司不受国家网络空间行为的损害。西方主要社交媒体平台近年来也不断强化对网络内容的治理力度,使得美欧政府倡导的所谓“互联网自由”理念面临深度冲击。

   在太空探索的热潮中,非国家行为体的话语权更大,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私人企业和私企联合体纷纷加入,相关投入甚至超过国家。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开发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承担商业卫星发射,协助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运送货物至国际空间站,还提出雄心勃勃的“火星移民计划”。此类行为已经完全打破了国家行为体的治理主导作用,非国家行为体得以更多地行使权力、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而在各国政府争夺日趋激烈的新疆域新资源领域,非国家行为体甚至先发制人地寻求抢占新兴资源。近年来,国际互联网巨头通过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应用的实现,意在构建一个新的数字虚拟世界元宇宙,复制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经济运行体系。这一构想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不受监管和约束的治理空间。又如,“星链计划”规划发射4.2万颗卫星,每月至少发射上百颗卫星,寻求在低空轨道领域占据全球话语权,已经引发了低空轨道全球竞争趋势,亚马逊、韩国三星公司等均提出类似计划。

总体看,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度的持续上升,一方面有助于补齐政府间治理的短板和缺位,有助于限制主权国家的权力滥用,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治理诉求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碎片化等新问题。那些掌握致命性武器或新技术资源的非国家行为体,一旦不受约束就很可能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稳定的现实威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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