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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王明 陈月圆:明清中国的民间组织与基层秩序

更新时间:2022-06-09 00:06:28
作者: 龙登高 (进入专栏)   王明   陈月圆  

   摘要:民间组织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基层秩序的制度基础与核心要素,拥有较强的合法性与资源整合能力,在相应的产权机制与治理模式下,能够发挥较强的组织力,并且具有拓展性,进而满足基层社会多样性的需求。士绅通过创建、领导民间组织发挥作用,士绅以外的群体也可借助民间组织满足其自身的需求。独立的民间组织能够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形成稳定的社会规则与具有生命力的自发秩序。政府与士绅、民间组织及其他民间主体有序连接,低成本地实现对基层社会的间接治理。

   关键词:民间组织;士绅;公共事业;基层秩序;明清中国

  

   一、问题的提出

   士绅长期被学界视为传统中国基层秩序与社会治理的核心,费孝通、萧公权、张仲礼、瞿同祖等前辈学者对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近二三十年来,学界关于明清时期士绅的研究日益拓展,不仅进一步考察了士绅广泛参与桥梁、道路、教育、仓储等基层公共事业,而且深入探讨了士绅在宗族、乡约、善堂、书院、团练等各类民间组织中的作用。

   与之相应的是,民间组织的创建、运营与管理,及其对基层秩序与治理的影响,亦成为关注热点,民间组织在基层公共事业中的作用也逐步得到了重新认识。随之带来的问题在于,士绅与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的职能似乎很接近,那么二者在基层秩序与公共事业中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二者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倘若仅仅停留于浅层次的士绅自然人活动,就易忽视明清时期基层秩序的制度基础,以及种种相互关联与配套的制度安排。

   笔者论述的明清时期基层秩序如图1所示,明清中国大量依托各类民间主体承担基层秩序。除承担各类公共事业的民间组织外,官府还广泛委托牙行、官中、歇家等市场主体完成赋税征收与公共管理事务;保甲、里甲亦非政府官吏,接受政府委托代行部分行政职能。这种自生自发的基层自治遗产,为西方历史与当今中国所少见。政府对基层的间接管理得以低成本地实现大一统,是短缺经济与信息技术条件落后约束下的政府治理之道,维系这一秩序核心的制度安排是士绅与民间组织。本文由士绅与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作用的差异与联系入手,希冀揭示传统中国民间组织具有活力的制度化模式,深入挖掘民间组织在基层秩序的作用及其与国家治理的关联,并寻求理论启示与现实借鉴。

  


图1 明清时期的民间主体与基层秩序

  

   二、民间组织的“合法性”与协调力

   民间组织并非权力与行政机构,而是由不同社会群体出于某种“公共性”目的创建并经营管理的非政府性社会团体,大多还是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如何获得社会一致的认可,成为基层公共事业的主体,也即“合法性”问题,是其面临的首要挑战。

   首先,政府的支持与“授权”是民间组织合法性的一项重要来源。地方官往往通过准许“立案”、在捐簿加盖官印、下达谕示禁令等方式,维护公共设施建设使用过程中的秩序,官员亦常常率先捐款或亲自倡导。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代珠三角桑园围工程在筹集资金时,广东布政使率先垂范,以其母亲的名义捐出白银100两,广州府知府、南海知县等地方各级官员亦带头倡捐。政府“授权”的另一层面,在于通过“授匾”“褒奖”等精神奖励,对主持公共工程的民间组织行为予以认可。康熙十五年(1676),苏州育婴堂获颁“广慈保赤”的御书匾额,康熙五十五年(1706)普济堂亦获“香岩普济”御书匾额;清代汉口的紫阳书院,得到了各级官员所题写的匾额多达31块,各类题敬更是高达60份。政府还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帮助民间组织长期、稳定运营,如地方政府划拨无主或罚没田地充入善堂、义仓、书院等民间组织的情况较为常见。嘉定县存仁堂在同治年间重建时,政府即将大量由太平天国战争所致的无主田地拨入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授权”并非针对个体士绅。无论是以政府名义支持个人建设公共事业,还是直接授权于个人,或是直接给予个人税赋减免、官产划拨,都可能存在“官民勾结、利益输送”的质疑,将不利于公共事业的开展。

   民间组织“合法性”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参与者所形成的共同信念与共识。青木昌彦从个体行为与主观观念出发,将“制度”(Institution)视为“人们关于某种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相互维持的系统”,民间组织作为一种“制度”,正是一套关于博弈、互动所形成的“共有信念”系统。清代山西田地的灌溉较大程度依赖于当地的泉水与河流,由此自发形成大大小小的独立的水利组织,自发选任水利组织管理者,编制分定水程的水册、渠册,长期发挥维护水利设施、分配水力资源等功能。这样一种“自发”秩序的形成,与当地人关于水利资源分配的长期重复博弈,及由此形成的信念系统密切相关。民间组织参与基层公共事业,也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来自传统社会、政府、意识形态等不同领域的“合法性”,为民间组织的权威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于多样的“合法性”来源,民间组织能够通过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博弈”,制度化地协调、整合各方利益,推动公共事业的建设。对于桥梁、义渡等水利设施,桥梁、义渡横跨江河两岸,由于江河通常作为各级行政区的分界线,此类工程的建设往往需跨越乡、县乃至州、府,抑或跨越城乡,通常需要克服不少行政障碍与习俗差异,责任、义务与利益的协调往往颇费周章。此时,民间组织能够有效整合各方利益,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如长沙与善化之间跨越湘江的义渡,同时跨越城乡,双方的分工合作维系了义渡的长期经营。始于同治年间的镇江义渡局,跨越长江天堑,义渡总局设于长江南岸的镇江府西津坊,北岸的扬州府江都县进行配合,协调长江两岸各府县官民相关事务,至1936年累计运行乘客逾千万人次。

   民间组织较强的协商、调解利益的能力,还体现在组织领导层的选任上。桑园围总局涉及14堡,各堡在总局中都有代表,“每堡各派三四人,在局赞襄,以昭平允”。山西洪洞县通利渠在选举渠长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不须一村擅自作主,致有滥保之弊”。晋水总河设渠长1名,也是四河的总渠长,晋祠镇上的中、南、北三个堡轮流充当,由值年乡绅会同镇里的绅士们秉公议举,且不得连任。

   民间组织协调能力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其作为信息传达的渠道,能够为政府决策有效提供补充。士绅生长于本地社会,对当地的情况较为了解,借助民间组织,士绅可超越私人人际关系的局限,与各级政府官员直接对话,有时能够突破官僚等级与行政科层的困囿。湖南狮山书院理事会面对周边山林石灰开采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积极向各级政府协调,最后更是直接与省级政府对话,有效推动石灰开采问题的解决。倘若仅存在官僚体系内部的信息流动,在信息的逐级传递过程中,有效的信息就可能被损耗。

  

   三、民间组织的资产独立性与资源整合力

   民间组织长期、稳定主导基层公共事业,数十年、上百年,乃至数百年延绵不辍,基础在于拥有相应的财产与产权,时称为“公产”。独立的产权保证了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持续性与稳定性,并赋予其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一)民间组织资产的筹集与经营

   民间组织公益建造基础设施与公共工程,所需资金浩大,大部分都是通过募捐而得。以士绅个人名义募捐,不仅“师出无名”,而且缺乏可操作性。募捐的对象往往分散于村村寨寨,民间团体需要组织人力去募化和催捐。捐,与强制性的税相对,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在实际募化过程中,也常带有某种变相的强制,组织者会微妙地利用民间舆论的压力,迫使民众不得不捐。常常可以见到户户皆捐,人人皆献的现象,几乎可称之为“社会税”、“民间税”了。清道光五年(1825)山西太谷石家庄村为公共事业集资,“好善乐施”碑刻下了捐赠者姓名以期“永垂不朽”,富者多捐,穷者少纳,其中施钱300文者逾170人,施钱500文者72人,近乎达到“无人不捐”的程度。

  

   民间组织能够有效地筹集资金的一大原因,在于民间组织往往掌握较为全面和具体的信息。民间组织源于基层社会,通常以特定地域范围为核心,或由同一社会群体所组建,能够较好地避免组织成员“搭便车”的情况。某些民间组织甚至对当地百姓所拥有的财产进行明确记录,能够迅速知晓个体家庭田产的增减变动,并在摊派的时候作岀调整,这是里甲等国家赋役制度始终追求却难以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民间组织发起的捐赠通常是一次性的,尽可能避免同一主体的多次支付,从而减少了“搭便车”问题发生的机会。常见的方法是,在社区内按拥有田产多寡或按人数“均摊”,由此形成较为稳定的程序与制度。都江堰灌区由崇庆州、大邑县、新津县三地大小堰堤一百余座构成,修建与维护需要流域内民众的协作,成本也由用水者承担。其中的通济堰为三地“公堰”,所需工程根据受益田亩大小、上下游职责进行分摊。在山西一些地方,即使是一口水井,修建的时候往往也需要使用者共同出资,并轮流维护。

   民间组织筹集财产的过程,也是其整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资源的过程。民间组织能够实现跨地域的资源整合,这可从其财产分布得到清晰的展示。镇江义渡局先后购买镇江、扬州两地房产14处,购买镇江、江都两县沿江的连成洲芦滩280余亩,永济洲芦滩2800余亩。普通民众亦能通过民间组织实现跨地域的资金筹集。山西阳邑六义堂在光绪年间重修乌马河善桥时,筹集资金白银1348两、钱132100文,除当地资金还有来自北京、河北、河南等地的捐助,外地捐助的资金分别占白银43.2%、钱29.8%。

   民间组织的财产具有多样性,田地、商铺、会金、粮食都是常见的形态,股权、收益权等权利也可以成为公产,民间组织亦能根据自身需要灵活配置。乾隆五十一年(1786),山西太原郭成孝等三人以“窑分”捐赠龙泉寺,“凡一切费用获利,一概由龙泉寺专主,与孝等三人无干”,此处转让的“窑分”即为郭氏祖父与人合伙经营煤窑的股份,郭孝成与另外4名股东商议后,捐出其可以处置的部分。此后,股份与其收益归属龙泉寺,这一捐赠本质上属于股权的转让。就土地而言,民间组织所拥有的土地遍布城乡,如重庆东川书院拥有大量城市土地,超过80%出租为商铺,每年可从中得到租金收入897.25两,高于其从田地中获得的田租。

民间组织也广泛利用市场机制经营财产,体现了较强的创造力和灵活性。山西运城鸣条舜帝陵庙为周围四村历年春秋演戏之处,为筹集费用而在其周边设市集、开店铺,向市场中商品征收费用,用于庙宇的整修与祭祀,在不加重地方负担的情况下,庙宇的经费得到了保障。四村为舜帝陵庙筹集公产的过程,与今日设立园区、招商引资异曲同工。民间组织对市场机制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之中。民间组织大量投资土地、房产,以其租金维系公共事业,以至于民间组织拥有的财产占比相当之大。根据刘伯骥的统计,清代广东205所书院拥有的田产累计超过6万亩。民间组织往往也利用金融市场“发典生息”,寻求财产增值、构筑稳定现金流。清代汉口紫阳书院初创时期因资金不足,将多间楼房铺面典质于人,后于康熙六十年(1721)筹集白银300两赎回,并再度出租,以租金偿还本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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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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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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