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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润清: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内在机制和演进路径的重要切口

更新时间:2022-06-08 23:27:35
作者: 叶润清  

  

   一、良渚古国文明是中华早期区域文明的典型代表

   良渚文化以前后延续约一千年和核心区面积超过3万平方公里的时空范围,都邑性良渚古城及上千处聚落群体构成的完整区域社会,高度发达的玉石器制造业,犁耕稻作农业,漆木器、丝织品加工业,高等祭祀礼仪性建筑和大量刻划有神人兽面图像的精美玉礼器,能够体现多个阶层的墓葬群,陶器和玉器上的刻画符号文字等,构成良渚社会完备的物质文化体系,并由此揭示出早期王权国家与阶级社会形态,使良渚文化及良渚社会成为公认的中华早期区域文明—古国文明的典型代表。

   张忠培、严文明、李伯谦、赵辉等先生均就良渚文明的模式、特征和国家形态等进行过深入探讨,中华文明探源课题中明确指出良渚已是文明和国家社会。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先生也指出,良渚的复杂程度超过了英国的巨石阵、希腊的克罗斯等早期文明,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

   而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国文明的形成,又是与其大致处于相近地域范围的崧泽文化与长江中游、中原、海岱、东北平原等周边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结果。早在1977年的南京“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就已经形成了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发展阶段的共识。

   高度复杂化、层级化是崧泽和良渚社会的基本面貌特征,不妨形象地称之为社会金字塔。构建崧泽社会金字塔的,是包括上海青浦崧泽,浙江嘉兴南河浜,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高淳薛城、张家港东山村,安徽含山凌家滩、马鞍山烟墩山、芜湖月堰等遗址在内的长江下游和新安江—钱塘江流域沪、浙、苏、皖境内数百处崧泽文化聚落群体。其中,属于高等级祭祀礼仪功能区性质的凌家滩、发现高等级墓葬的东山村等遗址,揭示了崧泽社会金字塔最上层的文化面貌。

   崧泽文化和崧泽社会以及大致处于同一时期的长江中游、中原、海岱、西辽河流域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社会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二、从崧泽社会到良渚古国文明有其内在机制和演进路径

   无论是主要依赖神权凝聚的崧泽社会,还是集王权神权于一体、王权占主导地位的良渚早期国家,祭祀礼仪活动都是其社会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内容。玉器被视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在以钺、璜、镯、璧、琮和玉人、玉龙、玉鹰等共同构成的祭祀礼仪性玉器体系中,除玉琮为良渚文化所特有外,其他主要玉礼器在崧泽社会均已出现。

   为满足祭祀礼仪活动需要,玉器制造业成为崧泽和良渚社会生产链的最高端,稻作农业、畜牧业、渔业,陶器、漆木器、丝织品加工业,建筑业,水利及交通运输业等其他行业虽然高度发达,但均处于基础和服务地位,导致了崧泽和良渚社会分工、分层的复杂化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高度复杂化。

   凌家滩遗址2007年发掘的23号墓,揭示了一座上下2-6层,由钺、璜、玦、璧、锛、龟等300多件玉石器构建的崧泽文化晚期“玉敛葬”,神权祭祀阶层在崧泽社会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高等级祭祀礼仪功能区在凌家滩的出现,则体现了崧泽社会强大的统一规划布局和组织管理能力。结合其他崧泽文化遗存的大量发现,足以说明崧泽社会内部分化明显,已处于早期文明起步和国家萌芽状态。但具有区域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性质的城市尚未出现,崧泽社会不同区域传统文化特点仍然存在甚至比较明显。

   良渚文化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分工和社会复杂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王权统治不断强化并超越神权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凝聚力控制力空前加强,最终导致了中华早期区域性文明良渚国家的诞生。

   王权国家、高度复杂化的阶级社会、都邑性城市、强大的社会组织力和生产力等,是良渚社会迈入早期文明——良渚古国文明门槛的主要标志,王权国家的诞生则是首要标志。

   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及防洪水利体系、规制及工艺要求极其苛刻的玉礼器制造体系、核心区文化面貌的高度统一、在长江下游和新安江—钱塘江流域实际控制和影响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则是良渚社会王权统治和良渚国家强大生产组织力、控制力的具体表现。

   在延续约100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之后,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明走向衰落并最终解体。其原因可能与高度崇尚神权祭祀,耗费大量人财物力从事玉礼器制作,社会生产严重失衡并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难以为继不无关系。

   与良渚古国同时和稍晚,在中原地区,李伯谦、王巍等先生认为,郑州双槐树遗址是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性遗址,并进而提出河洛古国;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和陕北地区,发现了石家河、石峁两处龙山时期都邑性城址,分别代表了古国时代的两处文明中心;在海岱地区,发现滕州岗上等多处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虽然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都邑性城址,但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进入古国文明时代是不争的事实。

   距今约5300—4100年间古国时代从良渚到石峁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揭示并展现了中华早期文明多中心崛起和此伏彼起、交相辉映、蔚为大观的基本图景。

   安徽地区已发现的古国文明阶段城址共三座:固镇垓下大汶口文化晚期、蚌埠禹会村龙山文化早中期城址可能属于海岱早期文明控制范围;怀宁孙家城龙山文化中期城址可能属于石家河古国控制范围。

   三、玉器文明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特质

   崇尚、制作、使用玉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从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9000年以前玉玦等大量工艺成熟、制作精美的玉器可见一斑。发展到古国文明时代,玉器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标志性象征,良渚和石家河的祭祀礼仪用品主要使用玉器,河洛古国和石峁可能因为资源所限同时使用玉石器和陶器,但同样高度崇尚玉器。玉器所体现的不仅是古国文明时代的社会尊崇,而且是早期王权国家强大的社会组织力和生产力。玉器对中华文明起源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特质。如果说夏商周王朝文明是青铜文明,那么将中华早期文明—古国文明称为玉器文明当无不妥。

   玉器文明基本涵盖了从良渚、石家河到石峁的中华早期文明。

   严文明先生认为,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小件铜器,甚至在仰韶文化的个别遗址中也发现有小铜器或铜器痕迹,说明那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而应该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先生所论述的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的铜石并用时代,正是中原地区的河洛古国和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国时代,亦即玉器文明所处的时代。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围绕崧泽文化和良渚文明研究开展的很多考古工作是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初,无论是理念、方法还是认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将研究的时间范围拓展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亦即距今约7000—3000年,空间范围覆盖到长江下游和新安江—钱塘江各重要支流流域,进一步细化课题目标和分工,深化长江下游省际及考古院所和高校的合作,科学统筹相关学科、人才力量和设备设施,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同时对前期资料和认识进行再研究再认识,进一步厘清崧泽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分布区与影响区、不同功能区和文化类型,复原崧泽和良渚社会金字塔的本来面貌,对于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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