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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啸:发展中的发展政治学

更新时间:2022-06-06 23:23:42
作者: 马啸  

  

   【内容提要】发展政治学以经验世界中的变化现象和过程及其决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同时不断从经济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中汲取新的概念、方法、议题和研究范式。这对如何定义学科自身的核心概念、经典议题及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本文从建构发展政治学知识体系框架的角度出发,梳理了“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这两个发展政治学中核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及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本文认为,发展政治学的学科始于对政治发展的解释,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本被用于解释政治发展的变量(例如经济发展)成为研究的对象并催生出新的研究议题。同时,作为一个关注现实世界“变化”的学科,发展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和话语体系融入了不同时期现实政治的印记。尽管发展政治学是一门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学科,但学科的核心概念与议题所蕴含的规范性元素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发展政治学 政治发展 经济发展 研究议题 话语体系

  

   一、导言

   发展政治学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城邦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讨论和对它们变迁原因的探究(燕继荣[主编],2006:前言)。当代政治科学范式下的发展政治学不仅关注政治发展的动态过程本身,还关注政治发展与可能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其兴起受益于二战后对新兴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从而步入现代化国家之列的问题的关注(燕继荣[主编],2006;曾庆捷,2018)。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殖民地独立、革命、民主转型、民主崩溃、经济危机、内战冲突、全球化等现象,为关注政治发展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和广泛的议题。发展政治学一度与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几乎所有议题产生了重合(Hagopian,2000)。同时,在政治学之外,新出现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与发展政治学形成了互动和共同发展的态势。

   作为一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学科,发展政治学被纳入国内外政治学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根据笔者的搜索结果,美国新闻杂志(US News)政治学研究生项目位列前20名的美国高校政治学系中有19所开设了“发展政治学”的研究生课题,不少学校还开设了数门相关课程,例如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开设了“腐败、经济发展与民主”(Corruption,Economic Development,and Democracy)、“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国际援助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Aid)、“发展的经济与政治学”(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Development)等研究生课程。在笔者攻读博士的院校和目前工作的大学,发展政治学课程也都被列为研究生必修课程。在最近十五年,国内政治学界也涌现了多本质量较高的发展政治学专题教科书,例如2006年由燕继荣主编的《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2018年由曾庆捷所著的《发展政治学》。2021年由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的《比较政治学》一书共有十六个章节,其中九个章节的内容与发展政治学直接相关(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2021)。

   然而与比较政治学这样具有明确核心议题和概念(例如国家、选举、政党、政治参与等)的领域相比,发展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似乎更为模糊,这对设计一个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发展政治学教学大纲提出了挑战。笔者下载了几个上文提及的美国大学政治学系的发展政治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发现其在议题、阅读文献、方法取向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三点:首先,发展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变化中的现象和过程”。学界关注的热点会随着经验世界的变化而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议题可能变得不再重要,而有些理论则不断被新出现的证据所证伪。此外,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压力、政策需求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也会反过来影响学界的研究议程。其次,发展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交叉的一个领域(例如解释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最初由社会学研究者提出),这些相邻学科的研究范式和议题同样在快速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发展政治学。第三,政治学自身在过去几十年内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比较政治学领域为例,计量经济学、实验研究、大数据等方法逐渐取代历史分析、案例比较等传统方法,研究的范式也从宏大的理论叙事建构转为更为微观的假设检验。

   这些特征对设计一个涵盖发展政治学学科发展脉络、知识体系、主要议题的课程大纲提出了挑战。主要的张力在于如何平衡学科的经典理论和不断出现的前沿研究,以及如何取舍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带有时代特色的话题。本文通过尝试梳理“政治发展”及“经济发展”这两个发展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间的关系及其决定因素的有关文献,构建一个理解该学科主要概念与观点的体系。同时,本文也想说明,尽管发展政治学是一门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学科,但学科的核心概念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什么是发展?发展的理想目标是什么?发展是否就等同于西方化?是否存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衡量发展的标准?这些问题尚需研究者深入思考。

   二、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其核心观点为,结构性因素(诸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个体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进而导致宏观政治制度的变化。该理论的提出主要受到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启迪(Hagopian,2000),诸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代表性学者也是社会学家(Lipset,1959)。最初版本的现代化理论基于简单而又符合日常直觉的跨国比较,自提出以来就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有学者尝试通过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和更微观的数据为现代化理论提供支持,这种努力直到21世纪仍在继续(例如,Inglehart & Welzel,2005)。

   与现代化理论巨大的影响力相伴随的是对其的批评。现代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变迁视为个体行为及价值观变化的加总,而这一假设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学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例如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认为,个体偏好的简单加总未必一定导致集体选择的变化(Olson,1965)。在同时期出现的将阶级作为政治转型主要解释变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质疑的一种不完美回应(例如,Moore,1967)。随着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制度等非市场决策纳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也开始从实证角度思考制度变迁。例如,巴罗(Robert Barro)关于教育对民主制度诞生的影响的研究(Barro,1999)在微观机制上支持了现代化理论。但更多的实证研究则是考察民主制度本身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Hall & Jones,1999)。如果说经济发展是民主制度诞生的前提,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又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人们不禁会问,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国家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根本差异?

   对现代化理论中两个核心变量(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变迁)之间因果关系的探究引发了从方法论角度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合作者认为,我们之所以能观察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导致了民主化,而是因为民主制度更容易在高收入的国家幸存(Przeworski,Alvarez,Cheibub & Limongi,2000),至于民主制度的出现本身则可能是由一些无法预测的非系统性因素所致。他们的研究也挑战了转型文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政治转型视作面向民主制度的单线条的、宿命论式的认知。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兴殖民地国家民主尝试的受挫,经验世界已经证伪了民主化的单线条路径,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可能是曲折的甚至经历多次反复的。

   这一时期对现代化理论最有力的反驳来自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对不同区域长期增长差异原因的探究。此前经济学界受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已经认识到完善的制度(特指能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此学者进一步尝试理解导致不同地区长期制度差异的原因。基于欧洲对广大第三世界的殖民地的自然实验,一些学者发现导致不同地区长期制度差异的可能是殖民史早期自然条件(例如,Sokoloff & Engerman,2000)或者偶发事件(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1)。早期殖民地制度的差异通过路径依赖影响了当前的制度,进而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些文献的意义在于,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厘清了制度与发展两个变量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

   在经济学家尝试厘清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因果关系的同时,政治学者则将目光转向了所谓的“非民主”国家(亦即威权政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发展政治学(乃至比较政治学)都将威权政体视为民主政体的残差项(residual category),即其定义并非基于自身特色,而仅仅是与其形成对照的民主政体的一个补集(Svolik,2012)。长期以来,这些政体被认为相较民主政体更为落后,并且无法逃避被民主化最终消灭的宿命。这种成见既让人们忽视了存在于威权政体内部的丰富差异,也无法解释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兴民主政体的失败和部分威权政府长期稳定存在的事实。林兹(Juan Linz)是最早一批系统性地研究威权政体内部类型差异的学者之一(Linz,2000)。同时期的格迪斯(Barbara Geddes)进一步从不同威权类型下政治精英的激励结构出发,解释政治转型发生这种差异的成因(Geddes,1999)。相比最初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普通民众的境况来解释宏观制度变迁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着眼于威权体制下政治精英行为激励的分析框架对于政治转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比如,这种框架能够解释为什么政治转型往往伴随着原有统治精英集团的分裂,以及为什么转型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相比之下,经济社会发展和普通人境况的改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当然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仍然通过结构性因素(例如社会不平等水平)来解释一些此前被忽略的民主化案例(例如西方国家选举权的扩张)的研究(Acemoglu & Robinson,2000;Ziblatt,2009)。

   在这些早期研究的激励之下,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基于国别案例解释威权政治的理论(例如,Nathan,2003;Magaloni,2006;Blaydes,2010)。其普遍共识是,不符合西方传统民主定义的政体并不一定会发生面向民主的转型。相反,这些国家的既有制度可以长期稳定存在。导致这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蕴含允许政治精英持久地分享权力和资源的元素(Svolik,2012)。一些学者从政治家需要获得政治支持的角度,认为所谓的“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例如,Bueno de Mesquita,Smith,Siverson & Morrow,2005)。探究为什么所谓“非民主”政体在看似不可阻挡的“民主化浪潮”压力下仍然能够稳定存续甚至繁荣发展,如今已然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张长东,2014)。

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另一支挑战来自学者对自然资源与政治发展间关系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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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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