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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军: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学

更新时间:2022-06-06 20:06:34
作者: 田文军  
、训释等多方面的知识与方法。这些方法,实为中国传统学术史方法的延续与更新;同时,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需要借鉴、融摄西方不同民族的哲学观念及哲学史研究方法。因此,中国哲学史学,应当是一个融会中西、涵括多层面内容的方法学系统。只有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学,才可能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理论的根据与具体的研究方法。

   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最基本的理论要求,是参照西方民族的哲学观念,结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阐释哲学的意涵,从理论上界定何谓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只有先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才可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曾经指出:“哲学史将不只是表示它内容的外在的偶然的事实,而乃是昭示这内容——那看来好像只属于历史的内容——本身就属于哲学这门科学。换言之,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黑格尔认定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表明了确立清晰的哲学观念,对于哲学史研究极为重要。

   中国学者形成自己的哲学观念,经历过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始于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及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学习。这种学习,有两个重要途径:其一是学习日本学者译介的西学;其二是留学欧美,研习西方哲学,学习西方学者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日本学者了解的西学,是其所谓“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学界,内田周平、松本文三郎是较早以哲学史的名义考察中国哲学的学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对中国学者影响较大的日本学者,则是远藤隆吉和高濑武次郎。远藤隆吉以“宇宙论”“伦理学”“工夫论”“心性论”等观念区划中国哲学内容,高濑武次郎以“上世”“中世”“近世”区划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阶段,他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曾具体影响中国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但是,无论西学还是中学,皆非日本民族文化自身本有的内容。在日本民族文化中,除了神道教,少有接近哲学层面的思想理论。这使得日本学者为追求自身民族文化的近代化,了解西方民族的哲学,只能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日本学者将中国哲学史名之为《支那哲学史》,一方面显露了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蔑视,一方面也表明了日本文化自身的局限与窘境。中国哲学对于日本学者而言,属于外来文化。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也存在困难。这使得日本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实际上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的集中表现,即这类学者在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无法对何谓哲学作出正确的理论界定。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谢无量、钟泰都是具有留日背景,并且较早写出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学者。谢著《中国哲学史》成书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前,曾借鉴日本学者的“形而上学”“宇宙论”“伦理说”之类的观念区分中国哲学的内容,以“上古”“中古”“近世”等观念划分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阶段。但谢著对哲学本身的论释,基本上停留在“哲学之名”“本意为爱智之义”这种思想层次。论及中国哲学,谢著的理解是“见其全者为哲学,见其偏者为科学”,并依杨雄“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之说,断言“儒即哲学也,伎即科学也”。这种“儒即哲学”“伎即科学”的观念,表明了谢著对何谓哲学理解的混乱。胡适曾从甄别中国哲学史史料方法的角度批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谢著未能从理论上给哲学以正确定义,才是谢著现代性价值受限的重要原因。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成书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后。钟著吸纳日本学者的“上古”“中古”“近古”观念,区别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但又声称“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反对以现代哲学观念论释中国哲学;对于何谓哲学,更是存而不论。这使得钟著虽有《中国哲学史》之名,内容实与中国传统学术史著作无异。

   在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中,对何谓哲学的界定贡献较多的学者,当推具有留美经历的胡适与冯友兰。胡适曾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跟随克雷敦教授和伍德布里奇教授研习西方哲学史,受到过杜威教授的西方逻辑学课程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思考。这样的知识结构,使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从理论上对何谓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过去,人们受金岳霖先生的影响,认定西方哲学与逻辑皆非胡适之所长,胡适并不是一位哲学家。今天,我们重新解读胡适何谓哲学的定义,实不宜简单地否定胡适的哲学造诣。因为,当胡适肯定自己对哲学只是“暂下一个定义”,表明他对哲学“无定论”的特性有所了解;胡适在自己的哲学定义中强调“根本”二字,则表明他意识到了哲学理论的至上性与普遍性;更为难得的是胡适从人生学问的角度规定哲学,既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殊,又顾及到中西哲学的共性。在胡适看来,哲学研究有关“人生切要的问题”,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当是历史上各种有关“人生切要的问题”理论的发展历史;胡适以自己对于哲学、哲学史的这种理解与界定为基础,论释了他所理解的哲学史研究的目的、追求,以及选择、整理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方法,使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四年以后,陆懋德出版过一部《周秦哲学史》。论及“哲学之意义”,陆氏曾说:余谓本之各种科学之公理,以探万事万物之原理,是谓哲学。陆氏对哲学的这种界定,与胡适对哲学的界定不在一个认识层次。陆氏也曾留美。在陆氏看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除墨学、名学外,于道家、儒家、法家之说”皆“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声言要对“胡氏书错误之处”,“略为纠正”。但陆著除了冯友兰写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质疑过其认定“哲学之微言大义”须从“悟入”的观念之外,少有人关注,也未能影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学术价值。蔡元培先生曾希望胡适“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胡适一生,虽未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但他的确给人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一种“门径”;这种“门径”中最有价值的理论建构,即是他对哲学的理解与界定。

   冯友兰也基于人本主义界定哲学。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形成,与人们追求“好”的人生相联系。依冯友兰的理解,“人生而有欲;凡能满足欲者,皆谓之好。”但在现实世界,“人所认为之好,多不能得到而又互相冲突”,故有“所谓不好”;于是人们在生活中,一方面“于诸好之中,求惟一的好(即最大最后的好)”;同时又在现实之外求“理想人生”,将“理想人生”作为人“批评人生及行为之标准”。这种“批评人生及行为之标准”即是哲学。因此,冯友兰断言:“故哲学者,求好之学也。”冯友兰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强调哲学所求之“好”,不等于道德之“善”,肯定“道德的好,实只好之一种,未足以尽好之义”,表明他所理解的哲学,内容不限于道德哲学。在冯友兰看来,要求人生之“好”,必须对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问题作“甚深的研究”,只有了解宇宙及人在宇宙中之地位“究竟‘是’如何”,人才能断定自己“究竟‘应该’如何”。这表明他肯定宇宙论、知识论、论理学、人生论等皆为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对这些理论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求人生之“好”。冯友兰曾说:“知识论为西洋近代哲学所特别注重之一枝,然休谟(Hume)研究知识论之动机,乃所以解决关于人生之问题”。依冯友兰的理解,在西洋近代哲学中,休谟、贝克莱、康德的知识论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与解决人生问题存在联系。因此,在冯友兰看来,无论西方哲学、印度哲学、还是中国哲学,“皆以求理想人生为目的”,同为“求好之学”;不同民族哲学的内容各有其“特别精神”、“特别面目”,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一个民族哲学的有无。冯友兰曾特别强调,中国哲学虽未以知识问题为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但这种状况“实无害于中国哲学之谓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被人们认定为“第一部完完整整的中国哲学史书”,冯友兰也被人们视为在中国学术界“真正具有‘哲学史家’资格的第一人”。冯友兰一生之所以能写成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他极为重视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在中国哲学史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而他建构这种理论系统的基础,同样是他对于哲学的理解与界定。

   总之,胡适与冯友兰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够作出各自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对何谓哲学的界定,建构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学。胡适与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贡献的差异,则在于胡适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后,改变自己的哲学观念,终止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冯友兰在写成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之后,继续深化自己对何谓哲学的思考,探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不断推出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促进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这种学术现象告诉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何谓哲学的理解与界定,始终是每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影响研究者对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态度,决定研究者学术成果的理论价值。

   三、中国哲学史学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

   黑格尔曾经认为:“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并认定这是哲学史研究所必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借用黑格尔的观念,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学也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这也是我们思考中国哲学史学建设必须阐明的“主要之点”。中国哲学史学的发展,需要吸收新的学术观念与学术方法,需要不断调整、完善自身的理论系统;在中国哲学史学的自我调整、完善中,理解、界定哲学意涵,始终是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学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虽在艰难曲折中进行,但仍然出现了几部重要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譬如,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上下卷《中国哲学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这几部《中国哲学史》主张的研究方法,也是以作者们对何谓哲学,何谓哲学史这类基本问题的探讨为基础的。

   任继愈先生曾撰写《试谈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等文章,参与20世纪50年代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在这些文章中,任先生强调要以现代哲学观念,确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反对把中国哲学史等同于传统的“经学史”。按照任先生的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应当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认识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这种哲学史观,蕴含着任先生对当时流行的哲学观念的认同。对当时中国学界流行的来自于前苏联学界的哲学史观念,任先生曾辨析其得失,指出其局限,但也深受其影响。这使他在肯定中国哲学史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认识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的同时,也肯定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就是研究在世界观方面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斗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先生主编四卷本《中国哲学史》,即是以他的中国哲学史观念为前提的。这使得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既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也打上了当时人们思考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时代印记。此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对子”的研究方法,被逐渐固化;僵化的、教条式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使中国哲学史研究失去了自身的活力。“文革”结束后,人们反思这种思想方法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的不良后果,主张“离开日丹诺夫,走向列宁”。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上下卷《中国哲学史》,冯契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即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这两部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共同点是强调历史与逻辑统一,主张以辩证的方法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力图揭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的螺旋形曲线,为结束“文革”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简单化、教条化的混乱局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从方法学的层面来看,萧萐父和冯契对于何谓哲学,何谓哲学史的思考稍有不同。萧萐父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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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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