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立胜 周广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新时间:2022-06-06 20:03:01
作者: 王立胜   周广友  
”[7]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社会对于人之为人的基础性意义,它不仅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获得了否定性的内在统一关系,而且也使人与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本真的理解。社会让单个的个体组成为人类,造就了个人的生存空间,使得人与自然的交往具有了新内涵。人类通过自己的类活动来创造类文化,从而进一步丰富和生成了人的类本质,而人的类意识的形成是建立在类活动的不断开展的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对人的社会发展过程的根本理解,即社会意识的产生依赖于社会实践。“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旧唯物主义者不能站在人类整体的视野去观照现实,“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单个人的直观”。[8]如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爱、同情等,马克思批判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9]。马克思认为,这种“共同性”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从而无法说明人的社会关系的差别性和具体性。马克思强调要从现实的感性的个人出发去寻求人类的解放道路。

   社会性是人的类存在方式,故需要考察人的类意识的形成过程以及生活在社会中的具体的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认为在旧世界中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社会对人的异化负有责任,虽然异化主要是由资本带来的,但资本的力量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造成人的异化,扭曲了人的类意识。这种“抽象力量”的统治使人处于一种“被异化”“被奴役”的“非人”的境况,因为作为社会运作机制的资本对社会进行了抽象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带有破坏性的进入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并“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10]。另一方面,它也开拓了海内外市场,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同时它又拓展了人的类意识,因为社会生产力带来了国际化趋势和普遍交往,使得各民族原始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1]。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的出现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物质前提,市场把文明国家的人民紧密连接起来,相互作用和影响。[12]这主要归因在大工业,“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并且“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于是,资本主义终于“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3]当然,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这也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已经看出了这种全球化的端倪。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狄更斯所言它带来的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

   马克思一方面揭示出资本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第一推动力的地位以及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14],而是可以从人类的物质生活经验中得到完全的证明。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展开批判,并关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的解放及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换言之,它把世界历史与人的类本质联系起来加以说明。他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5]“世界历史”也是与人的发展的同步性的“条件”与“现象”:“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6]这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本质、规律,分析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条件,并充分论证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现实根据。马克思深刻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17]

   “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使人类越来越成为联系密切、不可分离的共同体。它带来了人的类本质的生成条件,也被有自由意识的人类引导和矫正其前进方向。在《1857—1858年经济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大方向是走“自然共同体——经济的社会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路径。在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所言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他反对建立在虚假意识形态之上抽象、虚幻的共同体,“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8]“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19]但“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只不过是错觉,它形成了“彼此漠不关心”的货币、资本等“抽象共同体”和国家、阶级等“虚幻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未来:“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0]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在未来社会里,个人与共同体形成了良性的发展关系,共同体是实现人的自由本性、充分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前提,而每个人的类本性实现也是共同体中其他人自由实现的条件。“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2]显然,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存在的人以及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人的“类本质”。不过这种本质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人的异化世界里不具备条件,必须通过阶级革命的方式为人类解放开辟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3]

   (二)和而不同、万物一体与大同理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等传统思想的精神滋养和理论支撑,传统思想构成新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习近平说:“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24]“‘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25]他还指出,中国传统思想蕴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同时强调这些观念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之中并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可以说,这一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新理念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它为新理念的形成与践行提供了重要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中国方案的新理念也因此而获得了中国思想特色。

   “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和为贵”是儒家思想中关于处理人际、国际关系的一贯主张,这是因为儒家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自然规律,它也是从人类生活经验——比如“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左传》)等——出发得出的智慧结晶。”“和”有两层内涵:一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即会合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即多样性的统一,强调包容;一是“刚柔得道谓之和,反和为乖”(《贾子》),即强调不同方面相互顺应,避免冲突。[26]因此,“和”具有作为事物根基的地位和作用。《荀子》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与“同”相比,“和”包容和协调各种差异性因素,如佛教所言的“因缘和合”,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同”则排斥差异,同是单一的纯粹性,是从差异中抽象出来的共同性、普遍性。儒家重视“和”实质上是注重多样性,是不同物类、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其带来的和睦共处、混同一致的状态,不以任何一方作为具有优先权和统治地位的存在,因此不能一刀切,以一种方式、一种思想统治社会,人类在自然界中也不具有绝对价值。儒家又重视蕴含着“吸纳包容”“兼收并蓄”精神的“合”。《荀子》有言“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因为多样性的聚合和相互作用、配合才能产生真正的“和谐”。“合”是“和”之道,即践行“和”的基本路径。“和”为本位,“合”为方法;事物因“和”而存在,因“合”而发展。“合”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和抉择中。它强调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谐状态与共生关系,预示了具有独立性的人或物之间可以互涵、互化,通过互嵌、互动、互变,表现为差异性特征的多元事物可以达到动态均衡的和谐状态。这对于构建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而不同、相互尊重是人与人交往、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也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良性发展的核心基石。在和合的理念里,早期儒家已经认识到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整体功能大于部分;整体由每个个体组成,是个体发展之条件,个体的本质力量的发挥是经过整体的抽象的再塑造、再组织过程,同时也是整体生成的过程和其他个体发展的条件。和合强调多元性的和谐,差异性的包容以及异质的协调和对立的消融,作为诸多要素融合、聚合的和合是事物产生的原因,也是事物的存在方式。

万物一体论是儒家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天人合一的共同体内涵。先秦时期中国哲人对和合、和而不同的重视源于“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论认识。这本是自然界带给人类的教谕,它深刻地揭示了万物之间的同异关系,只不过这种理论上的详尽阐释和论证要等到宋明时期才完成。理学奠基人张载著有《西铭》,论述了天父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天人一体的宇宙图景,被朱熹释为是阐明理一分殊之旨的重要文献。万物之所以为一体是颇难论证、易生歧解的问题,实质上也与古希腊哲学家讨论的一多关系、同异问题密切关联。朱熹用理一分殊解释之,意在万物可以统一于理。他认为,“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统天地万物一太极”,太极即为天理。如果说“一体”之“体”有实体的内涵,万物一体论就要解释这个作为整体的实体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产生“多”,或是相反?“一”并不存在,或“多”不存在?在现在看来,儒家只是给出了一种形态、一种类型的形而上学以解释世界。但无可置疑的是,这种解释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不容忽视的是,它由自身历史文化积淀而带来的现实感、影响力和生命力。程颢指出:“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王阳明《大学问》称:“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这种观点容易被现代人理解为是境界论意义上的,是在用人心有意识地去“合”万物为“一体”,犹如《周易》的大人四合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但在理学家那里,它首先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如前所述,“合”本是相异的事物之间的存在方式,是站在超越事物之上的“天”之立场而言的,或谓是“以道观之”。“能合”即证明了事物之间具有共同的本质与属性。程颢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河南程氏遗书》卷六),就是看到了人来源于天之事实。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常被释为从境界论出发得出的论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47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