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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苍龙:量化统计、实证哲学与学科主体性

——英国社会学风格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社会学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2-06-06 00:01:49
作者: 王苍龙  
对纯粹经验化、实证化的调查统计不感兴趣。他们还对统计学家与政府走得太近颇为反感,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长期以来,艾布拉姆斯的解释被英国社会学家们奉为圭臬,直到近年第二种解释出现。该解释为统计学家寻求辩护,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统计学家们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改良科学(a science of reform),既推动了学科建设也发展了公共实践(Goldman,2002)。这种解释强调,以SSL为代表的统计学家们并没有忽视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其所理解的理论并非某种抽象的推理原则,而是对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后的推论演绎。该解释还批评英国的社会学家,认为是他们主动选择忽视统计学所取得的成就,对统计学观念和技能缺乏掌握(Panayotova,2019b)。无论何种解释,最终的结果都是,英国统计学与社会学自19世纪中叶起就刻意保持距离(Goldthorpe,2000)。

  

   (二)孔德的社会学观念:英国社会学的反量化底色

  

   英国社会学与统计学保持距离,还与另一种知识传统有关,即孔德的实证哲学——它为英国社会学偏重社会理论、轻视乃至反对量化统计的风格奠定了基础。①

  

   孔德(1798-1857)是法国实证哲学家,被公认为“社会学之父”。他在1839年第一次提出“社会学”概念②,其社会学观念之后成为英国第一个社会学团体“社会学社”(Sociological Society)的核心理念。孔德将人类精神进步视为三个续替阶段:第一阶段为神学阶段,科学知识被归于由上帝意志所统治的宇宙神灵之活动;第二阶段为形而上学阶段,上帝意志被抽象的力量和权力所取代;最终人类知识将到达第三阶段——实证阶段(positive stage),实证科学成为研究自然和社会的主导,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归纳发现人类的一般自然规律(Comte,1875:511)。孔德(Comte,1875:51)认为,社会学将是实证科学的最终型态,目的在于将实证原则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发现社会事实中的恒常自然法则。

  

   孔德的社会学观念与英国的统计学传统大相径庭。孔德(Comte,1875:51)认为,数据统计对于实证科学而言并非必要,这不仅因为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是理论而非经验证据,还因为统计数据本身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与收集和分析统计数据相比,孔德(Comte,1875:108)更加重视历史比较,认为只有借助历史资料对人类社会事实进行观察和对比,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存在状态,发现人类的演化规律。孔德的社会学内含一种反统计取向。在批评法国哲学家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时,孔德(Comte,1911:193)明确反对将数学原则(如概率微积分)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将数学分析运用于社会科学的模式纯粹是一种妄想,结果也将是一个错误”。在孔德(Comte,1911:194)看来,社会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最大特点是极端易变性(extreme variability),这使数学计算成为不可能。当孔德的实证哲学被引入英国社会学,其内含的对统计学的敌意也被照单全收。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科学界,孔德的实证哲学与新英格兰统计学构成两个相互对抗的传统,支持一方就意味着反对另一方。孔德的英国门徒们明确排斥统计学,认为统计学无助于生产关于社会的有效知识;孔德的社会学也从未在统计学家圈子中得到认可。

  

   从更宽泛的背景来看,在19世纪欧洲兴起的社会学是介于文学和科学之间的产物(Lepenies,1988)。彼时,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作为欧洲两种主要文化已是竞争关系,互相争夺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的知识领地,缺乏相互整合和理解(Halsey,2004:15)。社会学(或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研究)被认为代表了第三种文化,既融合了上述两种文化的要素,也参与到与它们的竞争中(Halsey,2004:24)。孔德的实证社会学就是把文学与科学相结合的尝试,力图表现审美艺术与实证科学的统一(Lepenies,1988:39)。但孔德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究其原因,在于文学与科学对立严重以至无法调和,“艺术构成科学社会学的重要障碍”(Halsey,2004:15)。③两种文化的对抗在英国社会学表现得尤为突出(Snow,1998)。社会学在英国被认为植根于文学文化而非科学文化(MacInnes,2019),是社会常识的延续(Lepenies,1988);这与孔德偏重人文性的实证主义不谋而合,所以表现出明显的重文学性/理论化、轻科学性/统计学的特点。④

  

   孔德的社会学观念深刻塑造了英国社会学的知识品性,一个重要体现是英国第一个以“社会学”命名的学术组织——“社会学社”。该社团成立于1903年,其初创者布兰福德(Victor Branford)和盖德斯(Patrick Geddes)紧跟孔德的社会学观念,希望将社会学建成一个孔德风格的、统摄不同社会科学门类的通用科学(general science)。社会学社将孔德实证哲学作为主导理念,致力于打造一种“科学的、教育的、实践的”社会学类型,目标是为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流派提供共同基础(Sociological Society,1905)。大体而言,社会学社在英国社会学发展上做出了四个方面的贡献(Panayotova,2018:121—132)。

  

   首先,它在英国掀起了第一场关于社会学的正式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孔德的实证社会哲学在英国遭遇了猛烈抨击,被认为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其所提出的“作为综合科学的社会学”跟“社会科学”之间缺乏分界,社会学家内部对何谓“社会学”也缺乏共识。面对批评,社会学社的创始人们一方面承认英国社会学在理论和教学上的薄弱,另一方面不断重申只要严格遵循孔德的实证原则,就能在英国创建一种理论取向的应用社会学,培养一批既能哲学化地思考又以科学为原则的社会学家。其次,社会学社尝试定义社会学。学社成员们从不同社会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社会学定义,但几乎所有定义都把基于统计数据的经验调查排除在社会学方法之外。再次,社会学社把社会学正式引入学术界,不仅使社会学成为大学里的一个专门学科,而且第一次在大学聘用全职社会学家。例如,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在1904年开设了第一批社会学课程,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在1907年履职全英第一个全职社会学教授⑤,这些都得益于社会学社的努力。20世纪初,英国的理论社会学(academic sociology)与经验社会科学(empirical social science)分道扬镳⑥,形成了各自的学术圈子(Panayotova,2018:39)。与经验社会科学追求量化统计不同,理论社会学家们深信社会学应是一门哲学化、理论化的通用学科,应提供综合各类社会观念的通识教育课程。虽然方法训练是社会学课程的一部分,但侧重于方法论哲学而非实践技术。这些对英国社会学的后续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社会学社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创办社会学期刊。1904年至1907年,该社团每年出版一卷《社会学文集》(Sociological Papers);之后改成季刊《社会学评论》(The Sociological Review)并沿用至今。从学社期刊所发表的文章看,主题内容比较混杂,作者群体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学科(Panayotova,2018:131)。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该学社对孔德社会学观念之继承所引发的问题——社会学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容器,缺乏对核心理念的聚焦和共识。

  

   社会学社奠定了英国社会学学术风格的基调。在社会学社看来,量化统计的社会学违背孔德社会学理念,充其量只是社会学的一个专业分支,无法为建构通用科学提供基础;而孔德实证社会学足以涵盖并超越统计学,为社会研究提供更为综合化和系统性的解释(Panayotova,2018:134)。结果,社会学社对与统计学会开展研究合作缺乏动力和兴趣。试图在社会学和统计学之间建立关联的努力是罕见的,且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孔德的社会学观念使英国社会学家们相信,一种排除量化统计、侧重社会理论而仍可自洽的社会学类型是可能的。从20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学展现出日益明显的轻视乃至反对量化统计的取向,并贯穿整个世纪。

  

   三、英国社会学反量化风格之形成

  

   在英国社会学史上,1903年至1907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Panayotova,2018:166)——在社会学社的推动下,英国社会学在知识传统、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初步规模和风格。社会学社在20世纪10年代逐渐失去影响力。虽然仍有一些针对重大社会问题(如居住环境、社会流动、贫富差距)的学术调查,但都不在社会学社以及由霍布豪斯领导的理论社会学家的主持范围以内(Kent,1981)。20世纪10年代以后,英国社会学陷入学科焦虑,在反思中逐渐形成鲜明的反量化文化。⑦大体分为以下四个时期。首先是20世纪10年代到二战结束,英国社会学进入了一段休眠时期,“社会学是不是科学”成为辩论焦点。其次是二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学徘徊在十字路口,核心议题是侧重理论研究还是经验方法。再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英国社会学在高校迅速扩张,学科地位被定为通识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反量化取向。最后是21世纪初以来,英国社会学进入自我反思和自我定位的新阶段,重新评估量化统计方法成为焦点议题。

  

   (一)“社会学是不是科学”:20世纪10年代至1945年

  

   进入20世纪10年代,英国社会学在知识创造和制度建构上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话题引起广泛争论。持否定论的学者声称整个19世纪所发展的并不是社会学研究,而只是“社会研究”,这些研究遍布在统计学、优生学、社会政策等宽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对学术社会学的发展并未起到积极作用(Abrams,1968)。但持肯定论的学者认为,不应该把英国自19世纪早中期开始的社会科学运动与20世纪初社会学的学术建制割裂开,应承认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Goldman,2002)。

  

激发英国社会学家们的学科焦虑的核心议题是——“社会学是不是科学?”围绕该议题,以霍布豪斯和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为代表的理论社会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主要是统计学家、改良优生学家)分作两大阵营进行了持久论战。这实际上是前一阶段已有分歧的深化——一方是孔德社会哲学的追随者,另一方是英国本土统计学传统的继承人。对社会学家而言,“社会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是继承自孔德的、毋庸置疑的知识信念,这样的社会学要求必须摒除数理统计,因为量化统计技术将损害社会学研究的实证科学性。对此,曾担任社会学社主席的哈里森(Harrison,1910:97—100)明确表示,社会学是一门关心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基本法则体系的科学,而“不是对具体的、地方的或暂时性现象的观察”,后者正是统计学研究的对象。但对统计学家而言,科学是一种基于数据收集、测量和分析的经验归纳的知识,就此而言,孔德的实证社会学不是科学。例如,谢尔顿(Shelton,1914:343)认为社会学并没有按照科学所定义的轨道发展,“缺乏科学方法、精确性和连贯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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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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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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