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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作为时空体的区域

更新时间:2022-06-05 22:32:01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我们对于大部分地区的研究不是同样如此吗?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反思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知识框架的反思。在知识和思想的意义上,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国别身份,也不会因为我们假设的和真实存在的框架和位置而获得豁免权。这只要看一看今天中国历史学研究和博士论文选题所受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影响有多深就可以略窥一斑。

   那么,中国的民族区域研究又如何呢?大约十多年前,也就在编选《别求新声》一书前后,我开始酝酿关于区域作为方法的论题,后来由于新的条件刺激,逐渐集中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之上,即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前者侧重一个社会体的跨体系性质,后者侧重全球、区域或其他世界体系的跨社会性质。一般而言,民族区域概念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产生的,但几乎所有民族区域都具有跨体系性:沿边界地区的民族区域往往在族群、文化和地理方面与其他国家的相连区域形成某种区域性联系,即便是内地的民族区域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族群和文化的跨体系性。这两个概念也构成了我思考民族区域和跨国性区域的两个方法论的视角。伴随着当代中国面临的新的矛盾,有关民族区域的讨论也逐渐集中到国家、区域和族群的复杂关系之中,大量讨论实际上集中于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问题上。在欧洲语境中,如何解释国家建设有着不同的维度。马克思的角度主要是从经济和生产方式变化出发谈生产的集中导致政治的集中。但政治的集中在中国这样一个远离欧洲中心又没有完全殖民化的地区,条件和形成的因素非常之多。每一次政治集中都有地方性原因。以新疆为例,外部有俄罗斯,内部有准噶尔,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内外关系等等,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促成了这一地区国家建设的进程。每一次都有地方性的原因,每一次都有变化。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代表的论述,即从资本主义发展角度论述政治集中,在19世纪晚期尤其是20世纪之后的历史中呈现的比较清晰。但是之前的政治集中到底归纳在哪些范畴内?

   除了马克思的解释之外,卡尔·施密特的解释也值得关注。实际上,施密特的解释回溯的基本上是欧洲三十年战争前后形成的主权学说。这套学说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19世纪西方的主权和民族国家体制的普遍化,他追溯的脉络是文化根源而不是经济根源。而这个文化根源回溯到欧洲,是地方性的。因为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核心问题是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是新教集团针对哈布斯堡王朝和背后的天主教势力所产生的竞争。这一解释看起来与中国或东亚毫无关系,但仔细想来并非如此。在全球范围内,主权关系的普遍化是在17世纪之后,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荷兰在与西班牙势力的斗争涉及新的概念,即主权之争。郑成功与荷兰势力的斗争、清朝收复台湾的战争,也被卷入了这一时代的主权问题之中,尽管其时人们未必使用这样的概念。在此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进入这一区域,其依托的合法性知识与荷兰、英国有所不同。例如澳门在明代即由葡萄牙租用,其时有保教权问题但没有17世纪之后的主权问题。澳门的殖民化或作为殖民地的地位问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确立的。换句话说,17世纪主权这套知识的介入使得一个原本只是欧洲教派内战的内容,或者说特殊的欧洲问题被普遍化了。在中国语境中也可能使用这类欧洲知识,但未必可以用主权概念加以界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常被视为具有主权条约性质的条约。1689年时,三十年战争才过去了40年,格劳秀斯的《和平战争法》发表的时间还很短。在欧洲,这一套知识还没有为人们所熟练运用,但已经渗入清朝和俄国之间的划界条约。康熙皇帝邀请的两位传教士——一位法国传教士,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清朝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具有主权条约性质的条约并不是民族国家建设工程的具体设施,而是帝国或王朝斗争中的政治集中的体现。无论在西藏,还是在新疆,政治集中过程不仅与欧洲教派冲突没有直接联系,而且每一次政治集中的动力和形态也各有差异,不能用普遍化的主权知识给予解释——即政治集中的过程并不需要应用欧洲的这套知识,改土归流或噶厦制度都涉及不同的传统知识及其在独特条件下的创新和运用。1870年代,围绕琉球问题的争执,也包含着两种知识体系的斗争:日本人套用西方的主权知识,清朝使用传统的内外概念,互相角逐。但这并不等同于说,中国直到此时才知道这套西方知识,1689年尼布楚条约所用的正是这一套知识。今天要讨论政治集中和主权,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更新的、多重的视角才能建构起一个相对连贯的历史解释。我们经常在单一历史脉络下讨论中国的统一,例如清如何在继承元、明基础上,通过大一统学说的框架,确立自身的统治范围。但大一统学说与主权学说不是一回事,这两种知识在历史中的分合关系需要我们深入的解释。

   提出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这两个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处理文明与国家的关系。不论我们讨论民族问题、区域问题还是空间问题,对于其背后的知识解释可能需要更加连贯的理论性阐释,不然我们依旧处于矛盾当中。比如有人说中国人的观念是天下、是文明,但当年一些西方学者说中国是“文明”(或“不文明”)的意思,就是说中国还没资格称为“国家”,不可能产生现代政治和民主。中国当然是一个文明,但文明并不能用边界或主权概念加以限定,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朝鲜、越南乃至日本作为中国文明或儒教文明的延伸,也不能解释中国文明的多重构成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复杂关联了。因此,将中国界定为文明而否定其国家性质,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命题。如今,如何超越这套观念重新展开思考,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观察不同区域政治进程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试图从不同的维度展开对于区域、国家及其跨体系性质的阐释。现在将这些尚未完成的片段对话呈现于读者的面前,也正是为了相互激发,一同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2022年2月16日

  

   注释:

   [1] Harry Harootunian:“对可比较性与空间-时间问题的一些思考”,《哈若图宁选集》(A Selection of Harry Harootunian’s),新竹: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第139页。说明:这段话中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区域概念”原直译为“无时间感”(timeless)。考虑到上下文的关系,我做了上述改动,特此说明。

   [2] 同上。

   [3] M. 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42页。

   [4] Reinhard Kosellek, Futures Past,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0.

   [5] Reinhard Koselle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rans. Todd Samuel Presner et.a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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