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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学术志业如何汇成一条生命体验之流

更新时间:2022-06-05 21:26:20
作者: 杨念群 (进入专栏)  

  

   一、生在60年代

   在踌躇良久终于动笔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我仍在不时惊异于自己的莽撞,像我这样出生于60年代初,被舆论喻为“新生代”的这辈人,虽然早已不像人们形容的那样如早晨八九点钟热力喷薄的太阳,但在代际转换的时钟尚未敲响告别青年的钟点的时刻,我们看上去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脆弱、敏感却又常在出人意料的时候释放出激情四射的理想冲动。所以当我们一张口说要回眸或者反思过去时,马上就会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提醒我们:“这么早就回忆了?”这是一篇描写60年代人心路历程的文章标题,语气中带着某种怀疑和调侃。是的,我们似乎太没有资格去怀旧了,哪怕仅仅是作出一种姿态。我们的记忆谱系里没有50年代人那样北大荒式的风雪夜归;没有南国云雾缭绕中的水田躬耕;没有月夜思乡式的孤影徘徊。可命运却也曾把我们掷入了那激变躁动的极端年代,尽管是在滚烫的漩涡边缘徘徊,我们虽对出生时席卷大地的风暴的涵义懵懂无知,却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叛逆与忠贞交错纷呈时代的忠实观摩者,以至于白纸一样的心灵被刷上了一层红红的底色。记忆中的碎片虽非刻骨铭心,因为“准革命”的经历更多是观看而不是体验的结果,但不能否认它也可能唤醒某种怀旧的冲动,或浴移默化为学术设问的资源。

   60年代人的怀旧只能是片断的、破碎的,破碎得几乎连续不成一个群体的记忆之网,不像50年代出生者随意就可从经历中搜索出一束苦难甚至血腥的故事,并不时以集体仪式的方式重温和强化这种记忆的认同。在他们的眼里,任何无奈和感伤的记忆表达如果从60年代人的口中说出也许都是一种矫情和奢侈,然而60年代人又与70年代出生的新新人类的功利性格颇为异趣,李皖曾经这样形容过这一代人:“实利社会来临了,这20年来中国最重大的变化,他也在经历了。但这种经历因为和他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的幼年根茎相悖,也产生了一种疏离,这使他并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拥抱一个新时代。而在他其后出生的一群,如70年代后期出生的那拨人,却不存在这种疏离,他们一开始就处在致富、竞争、创业、发迹的现实中,所以极容易表达出彻底人世的品性,他们是祟尚功利的,他们是祟尚现世的奋斗的、这种底色与60年代人有着鲜明的差异。而60年代人所经历的心史什么也没留下,却令人惊异地留下了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虽然这种理想和道义的内核却随着一个时代的转型,随着这代人校园生活的结束被紧随而来的现实一层层地消解了。”……。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60年代的非群体性的松散阅历,使他们自己和后人很难用一种如“老三届”的代际符号来确立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别说定期排演“老三届之歌”这样的集体仪式了。“红旗下的蛋”并不具统一仪式的意义,只是“后革”时期的状态描述,因为对于60年代来说,他可能仍有机会选择如此状态之外的存在方式。比如在我个人的记忆之中就残留有这样的画面:祖父带着湖南乡音摇头晃脑地吟诵“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则侍立一旁用普通话一句句地重复着,它就像一幅褪色发黄的老照片沉淀在记忆里,使我一度沉迷于撰诗填词,尽管现在看起来那些习作均是些拙劣的涂鸦式手笔。童年也曾伴着外祖母家一座老式留声机播放出的西洋旋律,无忧无虑地在都市边缘的田野中和儿时伙伴追逐嬉戏,那时候我所生活的中关村一带仍是小桥流水,绿树成阴,甚至能挖到粗如人参的中草药地黄。我的曾祖辈均是在文界领一时之风骚的人物,而祖辈父辈都自觉地受到近代科学思潮的洗礼,没有接下家族传统的文脉,到我这儿因为又学起了文科,似乎是风水轮流转,完成了一个轮回。但我自己清醒地知道:这种所谓书香世家的隔代遗传,其实早己不具备什么文化托命的意义,而完全有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返照之征。可是我仍注定无法摆脱这种家族遗传烙在身上的印迹,我总有一个感觉,60年代人研究历史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方式总与其回忆过去的方式有某种关联,这使他们把对现实的关注投影到历史叙述和阐释中时,总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冲动,不少人成为80年代激烈反传统文化大军中的殿军人物,尽管他们扮演的还只是敲边鼓的角色。另一方面,90年代初当我们这代人有机会发出自己特立独行的声音时、对家族遗脉残存的那点儿记忆又会使我对“传统”抱有挥之不去的怀旧式依恋,这曾使我迅速掉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我欢呼拥抱向现代化凯歌猛进中的新生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对“传统”被现代化的铁轮涤荡而趋于消失感到张然若失。这种情况被带入到学术研究中,使我在不长的十几年学术生涯中所撰写的文字常常充满了犹疑、紧张甚至自相否定的色彩,根本无法保持思想的连贯性,回头看来颇有一些“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味道。不过现在想起来,自己学术观念的屡变屡迁,不仅是个人际遇的真实反映,也是大时代变革主题游移不定所直接孕育的结果。

   80年代以来中国重新迈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行列时,它所面临的是在极短时间内如何协调和应付本土传统与西方数百年积累丛集起来的各种“现代性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可以从容按部就班地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各种现代性问题进入中国可以说是蜂拥毕至,令人目不暇接,斗转星移皆浓缩于历史瞬间,当知识界正在焦虑于中国人的生存温饱问题时,“后现代”的话题却已破门而入,大闹禁区。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其国力基础还不够雄厚时,“现代”与“后现代”的话题却已难分彼此地纠缠在了一起,仿佛成了共时共生的难兄难弟。中国知识界就是这样像京戏名角救场一样无奈地扮演起了生旦净末丑的“全角”,往往是花脸还没有勾好,就要忙着换穿老生戏装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空间已无法为单一的解释所能垄断,而是被撕裂拉扯成多极化的状态,对历史的追溯也越来越有可能发见原有习惯性叙事意料之外的结果。60年代人无疑在这种追索中留下了自己清晰而独特的足迹,我并不奢望也没有资格在这篇短文中代整个60年代人立言,而只是觉得似乎值得为他们跋涉追索的背影留下一束片断的剪影,哪怕这幅剪影的复原可能会被视为是残缺不全的败笔,也算是尽到了我自己的一点责任。

   从1981年我17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至今,我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完全在学院的围墙之内度过的,历史系的断代型通史课程都是由学有专长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主讲,他们往往对其专攻的断代内容成竹于胸,使我既打下了扎实的追究文献史料的功底,又可以完整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可我当时心里也出现了一丝隐忧,历史断代教学的专科化由于跨时过长,占去了大学本科大约2/3的时间,有可能不利于学生建构起多元选择的阐释视野。可校园中单纯静温的治学氛围给我最大的受益之处乃是在于,使我逐步学会了怎样兼容各种各样的对立立场,最重要的是使我具备了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辩难、对话和批评的自由精神和气质。

   我发现大学四年的重要收获就是尝试着赋予史料以另外一种新的意义,而不是徒劳地企图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意义的开掘应当是在相当个性化的没释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这大致需要两个前提:首先,断代史的专科化训练模式及其史料的爬梳积累,应该成为容纳和刺激各种历史设问方式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某一种单一整体论式解释的独断资源;也就是说,史学界反复提倡的“板凳需坐十年冷”的扎实学风,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治学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态度加以申说,而不应作为治学的充分条件予以强调,否则就会封杀历史学方法的自我更新功能与遏制其反思批判的能力。其次,历史学本身解释能力的限度和范围,是以其能否保持对其他交叉学科进行频繁开放的程度为标准来加以衡量的,因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学科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某种方法是否一定要贴上“史学”的标签已经变得并不重要。这听起来总像是老生常谈,其实不然,舆论一直以为中国当代意义上的历史学似乎和古代史学一样有一种自身的孤立品格,这一判断还包括那些似乎已经完成“本土化”过程而作为历史方法使用的某些具有独断色彩的西方理论,一般人没有意识到,现代史学的创建从根本意义上而言是多学科方法逐步渗入而传统史学方法渐次淡出的结果。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现代历史学运用最多的社会发展理论,即典型地以“社会学式”的线性发展观作为支撑骨架,这种发展现已经因其盲目乐观的性质受到了批判,我们却长期有一个误解,以为自己固守的是一种纯粹的历史求证原则。

   有一天我突然醒悟到,历史的存在可能是客观的,但“历史”之所以变得具有各种形形色色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当它进入我们主观视野时,我们会对其采取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也正是在于通过反思和评议以往各种不同的主观认知方式,来建构我们自身的阐释框架,历史才能在现实解释的链条上再打造出新的一环。史料也恰恰在进入到阐释环节并且有利于使阐释合理化的过程中,才变得富有生机和活力,否则的话,当我们陷入史料的汪洋大海中时,我们就会有茫然四顾,无所适从的感觉,导致最终溺死于其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我们自身历史意识的建构就应该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完全不予反省与批判,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正是在不断省察自身知识框架的合理性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历史叙述的魅力的,这当然也包括我们也要不断反思自身受到了哪些意识形态和权力规则的支配,使我们时常陷入某种集体记忆有意识操纵的对历史的构造之中。我个人认为,对历史解释能力的大小,往往与历史研究者对自身所处制度环境的反思能力是成正比的,而这又恰恰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欠缺的方面。

   说到具体方法,我处理史料与前人研究成果的关系时采取的是“逆推法”,即首先广泛阅读前辈学人如胡适、顾领刚、钱穆、章太炎等的著作,揣摩他们如何在浩瀚的史料包围中处理自己关注的问题,再试图发现他们建构自己的“问题意识”的长处和弱点,然后根据这些发现构设出自己富有个性的问题框架,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才有意识地去阅读古籍中的材料,看看是否与自己的“问题意识”相契合,这实际上是一个主观与史料之间相互反复修正勘验的过程,决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先入为主或削足适履般地剪裁史料的实用主义,也不宜以“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传统模式对此加以理解。在这方面我曾有过教训,大一的时候,我曾经按照惯例去通读过《史记》与《资治通鉴》,结果发现通读的结果却是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自己不知道如何把自身的关怀和生命体验融入其中,与古人进行对话交流,我的记忆力又不好,通读的结果是除了偶尔记住一些事件经过的轮廓和个别人物的片断逸事,或者因为史籍的文笔优美而获得一些浅层的阅读快感之外,并没有形成自己对历史有深度的判断和个性鲜明的认识框架。事后一想,如果史学的功能仅仅局限在服务于论证某种铁定的进化法则,或仅仅奢望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无法把史实转化为个人判断历史的内在资源的话,那么研究历史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以往史学著作之所以光彩夺目、彪炳于世,正恰恰在于它被贴上了“个人化”的标签,是个人对历史不同凡响的一种独特勾画、塑造和充满深情的凝视与期冀。

在我短短的学术履历表中,最值得回忆的第一篇文章是《打破和谐——杜维明先生儒学第三期发展说驳议》,当时我初上研究生不久,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激情四溢的年代,十年的改革史几乎浓缩了百年变迁的话题,知识界从最初小心翼翼地谈论经济开放的合理性,到公开辩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命题的数次匆匆转移只花了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到助年代中旬,由于意识到制度是人为操纵的,批判国民性的启蒙大旗已经开始在沦为瓦砾的传统废墟上猎猎飘扬。那时的校园内到处弥漫着激烈反传统的气氛和情绪,十年改革史就像百年中国从洋务一变法一新文化运动这出大戏的浓缩版,场面恢宏,情节复杂,而80年代“文化热”的流行自然成了压轴的“点睛之笔”。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杜维明先生在人民大学发表了题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的公开演讲,演讲的主旨是认为儒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处于世界文化轴心期的儒学创始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儒学的中期大师们通过对外来文明主要是佛学的有效回应,创构出了宋明理学;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的关键是面临西学的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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