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的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规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中国将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键词：两阶段增长模型 资本-劳动 全球分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已经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但支持这一判断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得到规范的论证。[②]没有逻辑支持的判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陈述，不会给决策带来必须的战略自觉。没有战略自觉的相机抉择，必然会是孤立、相互脱节，甚至互相矛盾的，无法为国家战略设计提供必要的辅助线。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内在逻辑，必须将这判断放置在一个更一般的增长理论框架内进行讨论。这个框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是增长：资本与劳动；第二是分工：市场还是计划，连接这两部分的关键链条是货币。
一、 增长模式：劳动与资本
任何一个经济，都可以视为由众多商业模式构成的集合，每个商业模式都可以由收益减去成本，满足净剩余不小于零这个约束条件加以刻画，而任一商业模式又可以根据投入和产出分解为两个相继的阶段：（1）投资阶段，创造启动商业模式所必须的资本品；（2）产出阶段：利用资本品的投资获得现金流。[③]只有当这两个阶段完成——且净收益不小于零——整个商业模式才算成功。用公式表示如下：
Ri0-Ci0=Si0 （Si0≥0) …………………………………………………（1）
Rik-Cik=Sik （Sik≥0，k=1,2,3…n）……………………………………（2）
其中，Ri0和Rik分别为资本性收入和运营性收入；Ci0和Cik分别为资本性支出和运营性支出；相应地，Si0和Sik分别为资本性剩余和运营性剩余；k代表运营型增长的不同时期。[1]
增长的第一个阶段能否完成，关键在于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本。因此，这一阶段也称为“资本增长阶段”；增长的第二阶段能否完成，关键是能否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收入，由于与现金流成本紧密相关的是劳动支出，因此我们可以用“现金流”定义“劳动”或者简单把这两个概念是做一个可以互相替代的概念。[④]由此，增长的第二阶段也可称为“劳动增长阶段”。[2]
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任何增长的前提，都是必须拥有足够的初始资本Ri0。而通过怎样的途径获得资本，进而形成启动商业模式必须的资本品，是区分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键。在传统经济中，资本的获取是源于其他成功商业模式的剩余。比如，工业投入需要依赖农业剩余的积累，子女教育投入需要依赖父母的剩余；相对于内部积累，战争、贸易（顺差）、殖民地都是通过从外部转移他人消费剩余，进而获取自身增长初始资本的重要途径。这就意味着传统增长模式的任何积累，都源自于（内部或外部）消费的压缩，消费压缩的最大限度也就构成了增长的天花板。
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启动资本不再依赖其他商业模式过去剩余的积累，无需压缩当期的消费，而主要是通过金融手段将未来的剩余贴现获取。信用越好，贴现过来的剩余越多，资本也就越多。由于这些未来的剩余尚未实现，因此这一部分财富也被称为虚拟财富，创造虚拟财富的这部分经济（市场、组织）也被称为虚拟经济。而与之相对应的真实经济，则被称为实体经济。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d为贴现率，k代表可将未来剩余贴现过来的时间期限。如果贴现的时间期限k不是无限大，就可以得到一个固定贴现率，用来表示未来收益（劳动）被贴现为当期资本的比率。
如果我们把劳动等同于现金流，贴现率d也可以被用来描述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虽然当贴现率一定时，劳动和资本存在（资本与劳动两个变量位于等式两侧），但由贴现率所表达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与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所表达的替代（trade off）关系显然是不同的（资本与劳动两个变量位于等式同侧）。有了贴现率d，投资阶段和产出阶段就被联系成为一个封闭的商业循环。贴现率实际上也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比率。若资本稀缺，想获得更多的资本，在可贴现的时间期限受限的情况下，就只能提高提高贴现率d，由于贴现率代表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比率，贴现率提高意味着在由资本与劳动构成的兑换关系中，劳动的估值Sik相对降低了。显然，若资本估值高，有利于经济的资本增长阶段；若劳动估值高，有利于经济的运营增长（或者说劳动增长）阶段。
除了估值，在由资本与劳动两个要素构成的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哪个要素拥有定价权，可以分得更大的剩余份额，取决于哪个要素相对更稀缺。按照竞争价格理论，[⑤]若资本不足，则劳动之间相互竞争，劳动的过剩将导致成本更低的劳动赢得更多资本；若资本过剩，则资本之间竞争有限的劳动，劳动的短缺会令出价较高的资本获得较多的劳动。
正是因为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这样一种镜像对偶关系，现代增长的资本获取不仅大幅度地降低了投资门槛，还因为不依赖过去剩余积累，而无需压缩消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资本获取方式通过提高劳动的价格进一步刺激了需求，进而使人类摆脱了长期困扰增长的“马尔萨斯-洪亮吉过程”，[⑥]革命性地推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在两阶段增长循环内部，资本和劳动之间却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镜像对偶关系——对第一阶段（资本）有利的经济活动，就会压缩第二阶段（劳动）的增长空间；反之亦然。
换句话说，一旦经济进入现代增长，传统的“积累-消费”增长两难，就会转变为“资本-劳动”（或称“虚拟-实体”）增长两难。所有宏观政策本质上都是通过改变贴现率而改变两者间的分配的关系。所谓“中性”的宏观政策根本不存在——有利于资本增长阶段的政策，就会损害劳动增长；有利于劳动增长的政策，就会牺牲资本增长。所有的政策其实都意味着要对两个增长阶段进行权衡与取舍——是发展资本密集产业，还是劳动密集产业。
二、货币与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会出现，是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全球货币的发明。在传统经济里，由于实物货币存在必然短缺，商品交易的半径被限制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增长的两个阶段在空间上基本上是重合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随着货币黄金约束的解除，货币的规模大幅度增长，其结果是同时产生了两个效应：第一，在资本大国，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不再过剩而是出现短缺；[⑦]第二，商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使得增长的两个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空间分工成为可能。
在传统经济里，由于资本（主要是土地）是慢变量，劳动（主要是人口）是快变量，因此相对于劳动，资本总是不足，过剩的劳动追逐有限的资本，导致劳动力持续贬值，资本变得越来越贵；但在现代增长中，由于货币约束解除，资本（主要是货币）成为快变量，劳动（主要是人口）变为慢变量，越来越多的资本追逐较少的劳动，劳动的议价能力迅速上升，当其超过一定的阈值后，原来资本剥削劳动的状态就会逆转变为劳动“剥削”资本（例如发达国家工会力量的崛起）。在增量财富中，资本分配的比例减少，劳动分配的份额增加。
货币的增加不仅改变了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关系，还解除了交易半径的约束，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配置。如果过剩的资本被输出到劳动过剩的经济体，资本又会因为“劳动-资本”之间存在的镜像对偶关系获得定价权。这时，世界上就会形成资本输出的“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劳动输出的“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原本因为资本不足被排除在分工和交易之外的劳动，因资本增加得以加入全球分工，这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在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是典型的“中心国家”，中国是典型的“边缘国家”。全球化关键的启动点，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使其成为全球货币，进而压倒其他主要资本大国，最先成为积累大规模资本剩余的“中心国家”，如图1所示。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1994年汇改），压倒其他“边缘国家”，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劳动输出大国。可以说，由于中美两国货币的统一，两国的要素才可能被“比较”，美国的资本和中国的劳动谈得上各自的“比较优势”。没有全球货币，也就没有全球化。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伟大意义。
图1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美元输出
数据来源：WIND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分工从来没有获得过足够的货币。甚至可以说货币匮乏是贯穿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中国的所有社会组织（家庭、宗族），其本质都是在货币短缺条件下为实现社会分工而做出的制度设计。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是在货币匮乏条件下试图实现工业化的伟大制度试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信用化为中国通过顺差进口美元创造货币提供了可能。
由于美元的天量供给，使得中国避免了再次走上实物货币时代依靠战争争夺货币的传统路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通过“沿海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7]接受以美国为首的“中心国家”外溢的劳动密集产业，在绕开了发展资本不足的产业阶段的同时，获得了分工经济所必需的货币。
在一个供大于求的消费市场上，最终决定竞争胜负的是产业链的加总成本。假设生产同样的产品，资本充裕的美国的资金成本是k，资本不足的中国资金的成本是5k；劳动昂贵的美国劳动的成本是2.5k，劳动过剩的中国劳动的成本是k，则产业链加总后的总成本，在美国生产这一产品的总成本是3.5k，在中国生产的总成本则是6k。显然，在美国生产这一商品比在中国更有竞争力。但如果把劳动密集阶段转移到中国，总成本则可以进一步降低到2k。假设商品的销售价格不变，通过将产业链拆分布局后，产品的利润就会比将产品链全部集中在美国生产增加1.5k。通过将产业链拆分，实现全球分工的“中心国家”就会相对于其它“中心国家”更具竞争优势。
其结果是，拥有资本比较优势的美国输出资本（商品贸易逆差），拥有劳动比较优势的中国输出劳动（商品贸易顺差），资本-劳动的空间分离共同塑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高效率的全球化。在这组关系里，美国的竞争对手是其他也想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竞争对手是其它也想输出劳动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和中国则是互补关系。增长的两阶段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空间分工，构成了过去40年全球化的主轴。中美两国也因此成为“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劳动两个领域各自最大的赢家。
三、全球阶级分化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⑧]从贸易的角度对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与劳动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8]。本文结合两阶段增长模型构建“中心-边缘”模型，从另一个角度对全球化及其阶级利益分化进行简洁的刻画，从而理解国际竞争背后的政策逻辑。
在实体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原来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的两阶段增长随着产业链拆分开始全球布局，其中需要大量廉价资本支撑的研发和创新环节（典型地区以硅谷为代表，典型企业以苹果为代表），会留在资本富裕的中心国家；而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制造和运营环节（典型地区以深圳为代表，典型企业以富士康为代表），就会被转移到劳动过剩的边缘国家。而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金融资本（典型地区以华尔街为代表，典型企业以高盛为代表），则成为最顶层的利益俘获者，这一空间分工及利益格局用两阶段模型表达如下式所示：
在全球化过程中，原来在一个“中心国家”内部（比如美国）与资本分工的劳动就会丧失议价权，在财富剩余分配中的比例就会受到抑制。如果“中心国家”劳动的性价比低于“边缘国家”，“中心国家”的劳动就会在产业链条上被边缘化，甚至最终被逐出分工体系。
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不足则等于劳动过剩；资本过剩则意味着劳动不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由于增长的两个阶段基本上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一国之内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全球化推动了产业的全球分工与布局，“边缘国家”资本不断增加，使得这些国家原本因资本短缺而过剩的劳动得以卷入全球分工，随着资本的大量涌入，“边缘国家”的就业率（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劳动力会随之变得短缺，劳动谈判能力随之提升，劳动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维持同步，如图2所示。而由于“边缘国家”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加入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使得“中心国家”劳动力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趋势终止，在社会财富增加值的分配中，劳动分成的比例不断下降，如图3所示。如果把全球看作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则劳动报酬增长都与劳动生产率开始分离；而资本则通过促使全球劳动之间展开竞争，实现了资本剩余的最大化。
图2 1990-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年平均工资变化情况[⑨]
图3 1948-2013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和每小时工资曲线变化对比[⑩]
全球化把世界划分为四组利益不同、交叉竞争的利益集团：（1）中心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2）中心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3）边缘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4）边缘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全球化受益最大的，是中心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以及边缘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他们是全球化的支持者；受损的则是中心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工人，他们是全球化的反对者；而边缘国家的金融资本和高科技企业，由于缺少资本，只能作为中心国家金融和高技术企业的延伸和附属。表1显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和受损的不同阶级：
表1 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资本和劳动的利益格局
资本短缺使得拥有相对于劳动具有更高“兑换率”（贴现率的倒数）资本的资本家（代表地区/企业：华尔街/高盛）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顶级获益阶层，相应地，美国处于全球财富食物链的顶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心国家”劳动密集的制造环节开始大规模转移到“边缘国家”，凡是不能成功实现在全球配置资本与劳动的产业链，都会被市场淘汰。资本密集阶段和劳动密集阶段的空间分离，使得“中心国家”内部代表资本和劳动阶层的财富迅速分化，财富不断缩水的劳动阶层对坐拥巨大财富的资本阶层表达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这种不满的具体表达。
特朗普上台的深层原因，正是基于这种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丧失就业的劳动对金融和高科技集团产生的不满。其上台后的政策——减税吸引制造业回归，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打击在全球化中获利的美国金融和高科技集团……，都是围绕意欲重构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实体经济这一核心设计的。
在这场混战中，利益集团很可能是跨国组合，中国的劳动者和美国的金融-高科技集团是一方，美国的军工制造业集团和美国的工人为另一方。换句话说，华尔街和硅谷在某种程度上，是贸易战中中方的盟友而非敌人。如果没有从中国获得的超级现金流，美国股市的估值就会崩溃。而美国居民大部分的财富集中在股市，股市是美国资本竞争力的基础所在。
同样，近期香港动乱的根源，也在于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阶段的产业大量外移，导致劳动报酬长期停滞。而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金融和房地产在拉高了当地消费成本的同时，政府没用通过类似于新加坡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对劳动进行财富补偿。怎样重新获得在全球化中受损的香港劳动者的支持，是解决香港所有问题的核心。
四、百年变局
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源，在于在全球化游戏中受损的两个利益集团，不再接受这样的财富分配模式和格局。
首先，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受损的一方，即被排除在分工之外的制造业和相关劳动对这样的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分化不再接受，而美国的华尔街也正逐渐开始脱离美国的硅谷，加上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阶段的单一垄断者地位导致美国的劳动者担心其会丧失对劳动的议价权，复兴就业密集的实体经济的诉求逐渐成为一种政治选择。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本质上是美国的劳动与中国劳动+美国资本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以后中国毫无先兆地成为资本大国。不断生成的金融资本开始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全球收益链顶端的资本密集阶段，高科技企业迅速成为国际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中国也开始出现资本过剩、劳动不足。劳动密集产业的外移，迫使中国企业向资本密集的产业阶段升级。与其他市场规模较小的“中心国家”不同，可以依赖本土巨大消费市场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对美国的金融-高科技企业也开始产生严重威胁，进而对美国依靠本土市场输出美元的经济模式产生冲击，这是过去百年从未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使得美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和受损的两个阶级在对华战略上达成空前共识。这就是为什么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远比当年美日贸易摩擦更大，影响范围也更广的原因。
而导致中美产业分工断裂的主要原因，就是过去四十年在中国饱受非议的土地金融（更广为所知的名称是“土地财政”）。正是这个无心插柳形成的资本市场，出乎意料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信用不足的问题。依靠土地金融，中国的资本市场一骑绝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越了以传统股票市场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如图4所示）。2008年顶着巨大压力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无意间推动中国摆脱了过去必须依靠“顺差”进口美元才能创造货币的增长模式，出乎意料地进入了和“中心国家”一样的通过信用创造货币的时代。中国从改革开放前只能获取单一劳动利益的国家，变为可以同时获取劳动和资本复合利益的国家。
图4 世界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总量及结构比较[11]
推行“一路一带”和人民币国际化，成立亚投行，国内经济出现高杠杆、高房价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衰落……，这些无不显示出作为一个资本大国才有的行为特征。中国的土地金融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世界上唯一与美元周期脱钩的大型资本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土地市场的资本估值（售租比）比世界上最强大的股票市场（美国股市）的资本估值（市盈率）更高，泡沫更大。按照格雷欣法则，廉价的资本赋予了中国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大的竞争优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拥有这样强大的资本市场，是现有的“中心国家”都不曾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贸易摩擦中不断强调“竞争中性”的原因，在贸易谈判中美国的一个关键诉求就是一定要切断中国政府（土地金融的核心玩家）与高技术产业之间的联系。
正是因为中国执意要成为资本创造大国，才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而土地金融创造的巨大资本，正是触发中国“百年变局”的深层动力。一旦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劳动必然不足，产业就一定要升级到资本密集阶段。全球长期以来资本剥削劳动的财富分配模式就难以为继，富裕的“中心国家”就要让渡更多的利益给“边缘国家”。因此，阻止中国成为资本大国，让中国继续为资本提供劳动，是所有“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五、战略选择
如果“资本-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存在，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两难”就会成为所有战略选择的理论基础。中国其实面临三个独立的战略选项：第一，资本优先战略——提高贴现率的政策组和；第二，劳动优先战略——降低贴现率的政策组和；第三，资本与劳动混合战略——采用区分目标的多重贴现率。
首先，看资本优先战略。举凡世界发达国家，无一不是资本强国。就人类社会总体而言，一直处于资本不足状态，资本剥削劳动是世界经济史中的主线[9,10]。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才能进入资本密集的增长阶段，才能负担得起教育、研发、创新等这些迂回的生产流程。中国的计划经济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当时不顾自身资本短缺的现实，强行选择资本密集型赶超战略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改革开放的成功，则是由于中国的发展战略转向发挥劳动的比较优势，选择与资本丰沛的国家之间进行垂直分工。由于能给资本贡献最多的劳动剩余，中国击败了其他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吸收了绝大部分的国际资本。
在过去十年中，凭借土地金融，中国突然从一个劳动大国变成了一个资本大国，从而使中国有了在资本优先还是劳动优先两个战略之间做出选择的可能。如果选择资本优先的发展战略，首先要对两个基本问题做出判断：第一，中国的资本足够吗？这将决定中国的高科技创新企业能否在资本增长阶段打败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第二，中国新增的财富能被公平地分配吗？这决定了中国能否在不依赖外部市场的情况下消纳凭借大量资本创造出的大量产品。
先看第一个问题，中国的资本足够吗？资本的多寡取决于信用创造，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远远满足不了资本创造的需求，只有房地产市场才有可能创造出远超其他资本大国的信用，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土地金融制度决定的。只要中国不重蹈当年日本打压房地产市场的覆辙（比如大规模征收财产税），仅这个市场本身就可以为资本生成提供源源不断的信用。如果再能够汲取美国资本市场教训，彻底改造现有的股票和债券等资本市场，则中国在资本创造上的能力就会举世无匹。
再看第二个问题，中国新增的财富能被公平地分配吗？这涉及到资本市场与消费的关系，平均分布的资本会带来财富的广泛增加，这是形成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关键，也是市场规模扩张的关键[11]。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3亿城市人口中的资本分布，要远比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在人口中的资本分布更均衡，这也是过去十年中国中产阶级财富增长远快于其他国家，消费市场超越其他国家的主要原因。只要剩余的10亿中国人继续沿着这个路径向中产阶级攀升，中国就有可能形成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消费市场。依托这一市场，中国就会在所有贸易问题上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但是若采用这一策略，未来中国也将面临美国今天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对资本有利的政策，都必然提高贴现率，资本对劳动估值的提高，会伤害实体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中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过去十年，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招工难，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外移，这些都是其它资本大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曾出现过的标准症状。而正是由于“资本-劳动”之间存在的镜像对偶关系，使得宏观经济政策无法做到在同一时期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种产业。
对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言，需要比对手更廉价的巨大资本，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宽货币/财政（贷款生成货币）、降息、加税（货币增信）、强货币（选择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货币国际化（输出资本）、低关税（输出货币）、高杠杆、通胀（有利于负债人）……，所有这些政策的后果，都是提高虚拟财富在总财富中的估值。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则要求货币中包含更多现金流，以免在与虚拟财富（未来收益贴现）兑换中吃亏。由于现代货币是以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越高，货币中虚拟财富的比重就越高，劳动在交易时就越吃亏。而提高货币中现金流的含量，就需要紧货币/财政、加息、减税、弱货币（输出产品）、商品国际化（输出商品）、高关税（保护市场）、低杠杆、、通缩（有利于债权持有人）……所有这些政策的后果，都会提高真实财富（现金流）在总财富中的估值，如图5所示。
图5 基于两阶段增长模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及战略选择
在过去40年，美国是资本大国，资本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因此美国以选择第一组有利于资本的政策为主，结果造就了大批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企业在新技术开发中遥遥领先；而资本不足的中国，劳动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主要选择了有利于劳动的宏观政策，在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溢的过程中，抓住机会获得了最大的份额。
随着中国资本生成能力的提高，中国开始进入资本密集的高技术产业，资本估值的提高（房价上升），开始挤压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的利润，中国的宏观政策开始面对“资本-劳动”镜像效应带来的两难。反映在宏观政策上，就是经常首鼠两端——打击房地产泡沫不行，防止泡沫破裂也不行；加息不行，降息也不行；加杠杆不行，去杠杆也不行；货币贬值也不行，升值也不行；资本项开放不行，限制也不行；鼓励海外投资不行，限制海外投资也不行……
中国能否放弃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创新退回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与美国之间垂直分工？这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意愿。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开始退出全球化，表明与中国之间垂直分工已经不再是美国的选项。中国面临的是只能在与美国在资本密集产业对决或者与美国经济脱钩之间做出选择。前者可能引发战争，后者则有望和平。
六、结论
一个国家的总财富由资本与劳动之和构成，一个国家经济的贴现率由劳动性收入与资本性收入的比值构成，这两个基本公式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贴现率越高的政策，越有利于资本，反之，贴现率越低的政策，越有利于劳动。加息，有利于实体（劳动），降息，有利于虚拟（资本）；加税，有利于实体（虚拟），减税，有利于虚拟（资本）；贬值，有利于实体经济（劳动），升值，有利于虚拟（资本）……。
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对于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增长阶段差异巨大的中国更是如此。好的转型政策，要能够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这就需要几乎所有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实行双规制。例如，住房应该有两个市场，大量保障性住房服务劳动密集产业（这方面成功的实例有新加坡的组屋和深圳的“城中村”）；少量商品房为资本市场定价；汇率政策要区分本币结算和外汇结算；资本市场要采取双重利息，区分用于资本投资还是实体投资……
显然，双轨制由于极易导致套利（例如以前的经济适用房），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被认定是低效率的制度设计。但对于中国这样巨大而广泛存在多样性的经济体，双规制却可能是最优的选择。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兼容，就有可能在全球化退潮的大环境下，在一个单一货币区内形成资本密集阶段和劳动密集阶段全产业链的集成——发达地区的资本密集企业和落后地区（包括非洲、越南、印度等劳动过剩经济）的劳动密集企业的垂直分工，不再依赖中心国家的资本和市场，就可以实现与“中心国家”的软脱钩。
当年美国正是因为可以不依赖外部资本的输入，在北美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制造-消费体系，实现与旧大陆的软脱钩，在新大陆基本和平（同旧大陆对比）的条件下，实现了世界霸权的更替。中国是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人类进步留给中国的巨大命题。中国将与全球一起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注释：
[1] 赵燕菁：《阶段与转型：走向质量型增长》，《城市规划》2018年第2期。
[2] 赵燕菁：《城市化2.0与规划转型——一个两阶段模型的解释》，《城市规划》，2017年第3期。
[3] 赵燕菁：《基于科斯定理的价格理论修正》，《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 赵燕菁：《范式转变：从均衡到竞争》，《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5] 马尔萨斯著，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人口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6］洪亮吉：《卷施阁集》，古籍刻本。
[7] 王建：《什么是国际经济大循环》，《四川建材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8] Stolper,W.F. and Samuelson,P.A., “Protection and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41,9(1),pp.58-73.
[8] 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9]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 , 2014。
[10]赵燕菁：《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3期。
[①]以下简称“百年变局”。
[②]“百年未有”这一表述本身，意味着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即使在狭义上的“百年”（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今天）当中，世界也已经经历了无数伟大的变局。我们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凭什么判定今天的变局是“百年之未有”，而不会是“历史的自大”？
[③]具体而言，比如家庭要先购房，企业要买设备，政府要建设基础设施都属于先创造资本品；而家庭获得的工资收入、企业获得的营收和政府收取的税收等则属于获得的现金流。
[④]在经济学中，“劳动”一直没有被严格地定义过。事实上，同任何资产一样，劳动力也可以被区分为资本和现金流两种形态。比如当一个人（劳动力）在付费学习或接受教育时，实际上他的投资在形成一种“资本”；而当他应用学会的技能获得收益，进而在餐饮和服饰上进行消费，对应的则是现金流。
[⑤]竞争价格理论是相对主流新古典的基于一般均衡的价格理论提出的一种垄断竞争价格理论。按照竞争价格理论，市场竞争被分为消费者竞争和生产者竞争两种状态。当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时，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威克瑞竞争），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当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时，竞争发生在生产者之间（熊彼特竞争），价格等于边际上生产者能够获得正利润时的最低价格 [3，4]。
[⑥]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于1786年出版了《人口论》一书, 提出人口增长快于食物产量的增长将导致社会的崩溃，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5]中国清代经学家洪亮吉于1793 写下了《治平篇》和《生计篇》，得出类似的结论，并提出通过“自然抑制” 或“ 道德抑制” 使人口强迫或自觉地同粮食供给增长相协调。[6]
[⑦]这里所说的短缺表现为发达国家接近充分就业的就业率、强大的劳动议价能力和偏向保护劳动者的劳动保护制度。
[⑧]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简称S-S定理是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在1941年发表的“保护主义与实际工资”一文中提出的关于关税对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或国内收入分配影响的一种理论，该定理证明了在实行保护主义的情况下，一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将导致该产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实际报酬或实际价格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报酬或实际价格下降。
[⑨]数据来源：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
[⑩]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以及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其中劳动生产率数据包括私营部门生产/非高级工人的平均时薪和整个经济的净生产率。净生产率是商品和服务产出的增长减去每小时工作的折旧。
[11]数据来源：陈见南：《450万亿！中国房产总值超美欧日之和，但股票市值为何只有1/10？》，微信公众号：数据宝，2018年11月。其中关于中国房产总值的计算如下：房产总值=平均房价*总人口*平均住房面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71654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149973亿元，则平均房价为8737元每平。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据此计算，中国房产总值达到475万亿元。当然，上述计算方式可能出现高估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使用2018年房产销售均价可能高估实际房产均价，因为存在着大量的房产并非商品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