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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 宋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

更新时间:2022-06-05 00:15:29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宋涛  

   摘  要: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的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规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中国将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键词:两阶段增长模型 资本-劳动 全球分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已经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但支持这一判断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得到规范的论证。[②]没有逻辑支持的判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陈述,不会给决策带来必须的战略自觉。没有战略自觉的相机抉择,必然会是孤立、相互脱节,甚至互相矛盾的,无法为国家战略设计提供必要的辅助线。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内在逻辑,必须将这判断放置在一个更一般的增长理论框架内进行讨论。这个框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是增长:资本与劳动;第二是分工:市场还是计划,连接这两部分的关键链条是货币。

  

   一、 增长模式:劳动与资本

  

   任何一个经济,都可以视为由众多商业模式构成的集合,每个商业模式都可以由收益减去成本,满足净剩余不小于零这个约束条件加以刻画,而任一商业模式又可以根据投入和产出分解为两个相继的阶段:(1)投资阶段,创造启动商业模式所必须的资本品;(2)产出阶段:利用资本品的投资获得现金流。[③]只有当这两个阶段完成——且净收益不小于零——整个商业模式才算成功。用公式表示如下:

   Ri0-Ci0=Si0  (Si0≥0) …………………………………………………(1)

   Rik-Cik=Sik   (Sik≥0,k=1,2,3…n)……………………………………(2)

  

   其中,Ri0和Rik分别为资本性收入和运营性收入;Ci0和Cik分别为资本性支出和运营性支出;相应地,Si0和Sik分别为资本性剩余和运营性剩余;k代表运营型增长的不同时期。[1]

  

   增长的第一个阶段能否完成,关键在于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本。因此,这一阶段也称为“资本增长阶段”;增长的第二阶段能否完成,关键是能否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收入,由于与现金流成本紧密相关的是劳动支出,因此我们可以用“现金流”定义“劳动”或者简单把这两个概念是做一个可以互相替代的概念。[④]由此,增长的第二阶段也可称为“劳动增长阶段”。[2]

  

   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任何增长的前提,都是必须拥有足够的初始资本Ri0。而通过怎样的途径获得资本,进而形成启动商业模式必须的资本品,是区分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键。在传统经济中,资本的获取是源于其他成功商业模式的剩余。比如,工业投入需要依赖农业剩余的积累,子女教育投入需要依赖父母的剩余;相对于内部积累,战争、贸易(顺差)、殖民地都是通过从外部转移他人消费剩余,进而获取自身增长初始资本的重要途径。这就意味着传统增长模式的任何积累,都源自于(内部或外部)消费的压缩,消费压缩的最大限度也就构成了增长的天花板。

  

   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启动资本不再依赖其他商业模式过去剩余的积累,无需压缩当期的消费,而主要是通过金融手段将未来的剩余贴现获取。信用越好,贴现过来的剩余越多,资本也就越多。由于这些未来的剩余尚未实现,因此这一部分财富也被称为虚拟财富,创造虚拟财富的这部分经济(市场、组织)也被称为虚拟经济。而与之相对应的真实经济,则被称为实体经济。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d为贴现率,k代表可将未来剩余贴现过来的时间期限。如果贴现的时间期限k不是无限大,就可以得到一个固定贴现率,用来表示未来收益(劳动)被贴现为当期资本的比率。

  

   如果我们把劳动等同于现金流,贴现率d也可以被用来描述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虽然当贴现率一定时,劳动和资本存在(资本与劳动两个变量位于等式两侧),但由贴现率所表达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与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所表达的替代(trade off)关系显然是不同的(资本与劳动两个变量位于等式同侧)。有了贴现率d,投资阶段和产出阶段就被联系成为一个封闭的商业循环。贴现率实际上也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比率。若资本稀缺,想获得更多的资本,在可贴现的时间期限受限的情况下,就只能提高提高贴现率d,由于贴现率代表的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比率,贴现率提高意味着在由资本与劳动构成的兑换关系中,劳动的估值Sik相对降低了。显然,若资本估值高,有利于经济的资本增长阶段;若劳动估值高,有利于经济的运营增长(或者说劳动增长)阶段。

  

   除了估值,在由资本与劳动两个要素构成的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哪个要素拥有定价权,可以分得更大的剩余份额,取决于哪个要素相对更稀缺。按照竞争价格理论,[⑤]若资本不足,则劳动之间相互竞争,劳动的过剩将导致成本更低的劳动赢得更多资本;若资本过剩,则资本之间竞争有限的劳动,劳动的短缺会令出价较高的资本获得较多的劳动。

  

   正是因为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这样一种镜像对偶关系,现代增长的资本获取不仅大幅度地降低了投资门槛,还因为不依赖过去剩余积累,而无需压缩消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资本获取方式通过提高劳动的价格进一步刺激了需求,进而使人类摆脱了长期困扰增长的“马尔萨斯-洪亮吉过程”,[⑥]革命性地推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在两阶段增长循环内部,资本和劳动之间却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镜像对偶关系——对第一阶段(资本)有利的经济活动,就会压缩第二阶段(劳动)的增长空间;反之亦然。

  

   换句话说,一旦经济进入现代增长,传统的“积累-消费”增长两难,就会转变为“资本-劳动”(或称“虚拟-实体”)增长两难。所有宏观政策本质上都是通过改变贴现率而改变两者间的分配的关系。所谓“中性”的宏观政策根本不存在——有利于资本增长阶段的政策,就会损害劳动增长;有利于劳动增长的政策,就会牺牲资本增长。所有的政策其实都意味着要对两个增长阶段进行权衡与取舍——是发展资本密集产业,还是劳动密集产业。

  

   二、货币与全球化

   全球化之所以会出现,是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全球货币的发明。在传统经济里,由于实物货币存在必然短缺,商品交易的半径被限制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增长的两个阶段在空间上基本上是重合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随着货币黄金约束的解除,货币的规模大幅度增长,其结果是同时产生了两个效应:第一,在资本大国,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不再过剩而是出现短缺;[⑦]第二,商品交易半径不断扩大,使得增长的两个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空间分工成为可能。

  

   在传统经济里,由于资本(主要是土地)是慢变量,劳动(主要是人口)是快变量,因此相对于劳动,资本总是不足,过剩的劳动追逐有限的资本,导致劳动力持续贬值,资本变得越来越贵;但在现代增长中,由于货币约束解除,资本(主要是货币)成为快变量,劳动(主要是人口)变为慢变量,越来越多的资本追逐较少的劳动,劳动的议价能力迅速上升,当其超过一定的阈值后,原来资本剥削劳动的状态就会逆转变为劳动“剥削”资本(例如发达国家工会力量的崛起)。在增量财富中,资本分配的比例减少,劳动分配的份额增加。

  

   货币的增加不仅改变了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关系,还解除了交易半径的约束,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配置。如果过剩的资本被输出到劳动过剩的经济体,资本又会因为“劳动-资本”之间存在的镜像对偶关系获得定价权。这时,世界上就会形成资本输出的“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劳动输出的“边缘国家”(发展中国家)。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原本因为资本不足被排除在分工和交易之外的劳动,因资本增加得以加入全球分工,这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在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是典型的“中心国家”,中国是典型的“边缘国家”。全球化关键的启动点,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使其成为全球货币,进而压倒其他主要资本大国,最先成为积累大规模资本剩余的“中心国家”,如图1所示。中国则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1994年汇改),压倒其他“边缘国家”,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劳动输出大国。可以说,由于中美两国货币的统一,两国的要素才可能被“比较”,美国的资本和中国的劳动谈得上各自的“比较优势”。没有全球货币,也就没有全球化。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伟大意义。

  

图1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美元输出


数据来源:WIND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分工从来没有获得过足够的货币。甚至可以说货币匮乏是贯穿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中国的所有社会组织(家庭、宗族),其本质都是在货币短缺条件下为实现社会分工而做出的制度设计。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是在货币匮乏条件下试图实现工业化的伟大制度试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信用化为中国通过顺差进口美元创造货币提供了可能。

  

由于美元的天量供给,使得中国避免了再次走上实物货币时代依靠战争争夺货币的传统路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通过“沿海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7]接受以美国为首的“中心国家”外溢的劳动密集产业,在绕开了发展资本不足的产业阶段的同时,获得了分工经济所必需的货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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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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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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