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内外知名的鲁迅研究、冯雪峰研究的专家包子衍先生谢世已经三十多年了。
包子衍(1934-1990)，浙江镇海县人，1934年10月生于武汉，1957年8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在一场历史性的运动中遭难，从此开始了他极其坎坷的生活道路。在下放劳动两年之后，于1960年2月起子济南三中任教。在那里，在田仲济、薛绥之等先生的指导帮助下，他开始认真研究《鲁迅日记》。1978年4月，被借调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撰工作。同年10月，又因其对于《鲁迅日记》研究的突出成就，被转借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担任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十四、十五卷《鲁迅日记》的责任编辑，为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出版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显著的贡献。1981年8月，包子衍先生回近代史研究所继续《中华民国史》的写作，1982年5月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工作。
在极其艰苦的境况里，他依靠过人的毅力和对鲁迅的忠诚，完成了力作《雪峰年谱》，主持编定了《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等重要文献。
在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的今天，为了不忘记曾经为中国鲁迅研究奉献出毕生精力而且留下了至为宝贵的成果，特别是弥足珍贵的精神品格的包子衍先生，特辑录先生的生前好友并且也同是中国鲁迅研究专家的回忆、悼念文章(按：陈早春《漫忆包子衍》、李文兵《怀念包子衍同志》两篇已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0期)张伯海的《道路崎岖意志坚强一忆挚友子衍》和韩之友的《顽强、坚韧而又真诚的人——怀念子衍兄》两篇，略代馨香，祈愿包子衍先生在那边安详平静，澄静如月，丹心似霞！
道路崎岖 意志坚强——忆挚友子衍
我与子衍的友情始于年华方富之时。在山东大学，他读历史系三年级，我读中文系四年级，由于都是学校摄影组成员，每逢有运动会之类的活动，便一起背了照象机跑来跑去，逐渐熟了起来。
子衍年轻时长得秀气，衣着整齐，颇显风度。但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却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好学不倦的精神与博闻强志的才华。我们常相约在星期日同游，或去海滨看天际间海涛波涌，苍穹中云朵翩跹；或去公园，赞赏盛开中的樱花如何璀璨夺目。有时，还会长久地蹲在草丛间，兴致勃勃地看倾巢出动的蚁阵交战。那个时代，那种年华，使我们感觉处处光明，处处生机，我们的交谈，也就不免气高志大，特别是他，正醉心于搜集学运史料，心中有个编写中国学生运动史的大题目，每谈到这一抱负时，他的眉宇间就透出一股凌云之气。他对学运史料的熟稔，对进展这项调查研究所设计的严密计划及其强烈自信心，常令我钦佩，甚至感到吃惊。
与子衍相比，我显得缺乏毅力和苦干精神。我那时也有个志向：以电影剧本形式写一部杜甫传。但我咬着牙、囫囵吞枣地读过一遍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后，便觉得实在攻不动，搁浅了。而子衍始终孜孜不倦，由于学校图书馆的资料有限，便利用假期到北京去查找，遍访当年学运过来人。他的卡片越积越厚，对中国学运的历史源流也愈加了然于心。他常问我电影剧本写到什么程度了。我无言以对，心里明白：我竞争不过他，他的大题目一定会付诸实现。
子衍当时在政治上是积极的，他担任了学校广播站站长。这项社会工作所占用的都是课余休息时间，十分辛苦，但子衍应付自如，虽有时见他显出倦容，但从未听他吐露半句怨言。提起“九头鸟”(大家这样称呼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同学们都非常欢迎它，它成为校园的舆论中心。到了1957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也吹袭到我们这个地处东海之隅的校园里，广播站对此做了十分敏感的反应，子衍则因此罹了十余年的不幸。
记得1957年夏，正值反右前夕，我们都在上海度暑假。我高高兴兴地到淮海中路去看他，却发现他打不起精神，嘴上说欢迎我来作客，要让我吃西瓜，但既不热情，也不见拿西瓜来。我对此感觉奇怪，稍坐便告辞了。
暑假后返校，批判右派分子的声浪在校园此起彼伏，我再也未遇到子衍，只知他已成为批判对象。他大概先已预感到政治气候变化，难怪暑假在上海时那样心神不定。此后，只听说他和其他“右派分子”被下放到海边一个农场去劳动，从此杳无音信。我有时想起他，心头止不住泛起一股酸楚。
再见子衍则是五、六年以后，他已在中学教学。事先收到他的信，简略谈了几年的经历，着重谈的还是做学问，学运史自然不便搞了，他打算在鲁迅著作方面下功夫，但不是从文学角度，而想从查证史料着手。他希望留在学校工作的我能给以帮助，要来看我。
那天，听到“咚、咚”叩门声，我赶紧推开房门，子衍眯眼微笑着，站在门前。
这是子衍么？是！依然是那清秀的脸颏，会心的笑容；但又不像，那青年时代的稚嫩消失了，眉宇间的豪气不知哪儿去了，连衣着也朴素得像一个来自基层的干部。我心里悚然一惊：子衍脱胎换骨了。但不管怎么说，我充满喜悦，我们的友谊红线又牵上了头。
在此后的相处中，我发现子衍确实有了明显变化。例如，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气盛，而在言谈行动中力戒矜夸；他待人比以往热情、随和多了，特别是在朋友需要解难时，他是那么急公好义，甚至忘掉自己；他的家庭环境曾带给他一定程度的养尊处优习气，但此刻却“普罗”化了，住的宿舍狭小凌乱，只能说是个“窝”，饮食毫不讲究，只求维系繁重工作所需要的维生素和卡路里；另一个显著变化则是香烟不离手，袅袅烟雾似乎成为他用以向命运挑战的精神依托，自然也成为他思考力量的源泉。这一切，我把它看作是子衍经历了底层生活磨炼的结果，当他被无情地、重重地摔到地上时，反倒更加清醒了，并把根扎进泥土里。
但我同时又发现，子衍还是子衍，他的内心和基本性格没变。例如，尽管受到多年不公正的对待，但即使是在我这样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面前，他也从未吐露半句怨言，子衍绝非逆来顺受的窝囊人，他是通情达理的，对于党在这段历史中出现的错误，心中虽有切肤之痛却不愿因此产生对立情绪，他相信党，爱护党，追随党，这种感情从青年时期开始，坚持到自己的终生。又如，子衍后来虽变得十分热情、随和，但性格中始终保持着凌厉的一面，他待人虽宽，对原则问题却不肯含糊，在这方面，我曾亲眼看到他给某些人以白眼，看到他把某些人拒之于朋友的行列之外，也看到他在必要时，据理力争，振笔疾书，为捍卫个人、捍卫朋友、捍卫真理而愤然宣战，子衍始终不失为有棱有角的人。至于对事业的追求，子衍在经历一番挫折之后，不仅未变得心灰意懒，反而更为执著，他似乎从跌过的跟头中得到大彻大悟：唯有在学问里，才找到自己生命的真价值。因此，当他确定进攻鲁迅日记这一目标之后，不仅超常地工作，痴迷地工作，而且是忘我的工作；他一心想在鲁迅研究及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填补鲁迅日记这个空白，心怀着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能把自己的成果化为这项科学事业的一砖一石就是最高满足，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抛诸一边了。这一切，我认为也是子衍经历过底层生活磨炼的结果，他从炼狱中升华，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
在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的中心话题是鲁迅。我分不清是我给他的帮助多些，还是他给我的帮助多些。我所在的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有一间专用资料室，“五四”以来的刊物及作品，收集虽不算齐全，但多数都能找到。对当时身居中学而要开展鲁迅日记考证和研究的子衍来说，这些资料便成为他的绿洲。我每次去看他，来来往往都要背着满兜子为他借阅的资料，我还记得他拿到这些资料时雀跃的情景，他兴奋地称我是普罗米修斯，给他带去的是“天火”。而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凡缺少资料或遇到缠夹不清的问题时，他都能给我切要的指点，尤其是他超凡的记忆力，可比作活电脑，几乎没有答不出来的问题。我的基本功底不踏实，记忆力差，又不能吃苦，往往要赖他帮助。
人生能有子衍这样的朋友，是极大的幸福。他善解人意，当你受到困扰或发生烦恼时，他的话会像开心丸似的，把你心头的阴云排解开；他对人真诚，对事有见地，使你自然而然地要把心扉向他敞开，达到毫无顾忌，无所不谈的地步，这真是令人舒心的友谊享受；他能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我调北京工作后，经常来来往往，给我托人购买车票和帮我携行李进站的，常常是子衍。1979年，我母亲患重病，我不能在身边，子衍曾一度搬到我家里住，照顾老人家；当我为筹措来往旅费和母亲的医疗费而犯难的时候，子衍悄悄地把钱塞在我手里，那数目大约是他一个月的工资。
子衍患重病后，曾写来几封信，要我不必挂念他，谈到自己感到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手头还有那么多急于完成的任务，都因生病而无法抓紧进行。后来则由祖琦或包漪代笔写信了，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唯愿他尽少遭受痛苦。我曾辗转请求有关领导给他以关照，据说是得到了高水平的治疗，但终未能将他留住。子衍去了，何等匆匆！
写到这里，我眼前又映现出子衍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的幅幅画面。子衍是我所熟识的人中少有的事业型人才，虽命运多舛，但他还是像从石缝中冒芽生长的劲草一样，极其顽强、极其光采地贡献了自己的才华；子衍是我最诚挚的朋友之一，三十多年来，他给过我那么多关怀、鼓励、温暖和欢乐。我深知，这样的朋友今生难以再得。为此，每当深夜静思时，我总禁不住扼腕叹息。
顽强、坚韧而又真诚的人——怀念子衍兄
去年7月9日，一通迟到的“讣告”传来子衍兄病逝的噩耗。顿时我被惊呆了。这简直难以让人相信！莫非这就是那位历经二十余年逆境而顽强地生活下来的包子衍？莫非这就是在“大战一九八○年”那些日子里同我们一起生龙活虎地工作过的包子衍？不，不是！我的感情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过于残酷的事实。可是眼前的“讣告”明明告诉我，子衍兄是离开了我们——我们这帮曾为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而聚合而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们。时间才过去十年，他却第一个离开了我们，岂不痛哉！
我同子衍兄的交往，始终粘结着工作，而且多半是鲁迅著作注释工作。从这里我亲身感受到他那平凡而坚强的人格力量。
我听说子衍兄的名字是在1976年初。那时我刚从南开大学调到山东师院工作，参加《鲁迅佚文集》注释组。由于编注任务繁重，时间要求紧迫，省里领导答应给注释组充实人力。大家议论推荐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人提到包子衍，说他是济南三中的语文教师，个人潜心钻研鲁迅著作十几年，功底颇深。由于我是三中出身，自然格外留心这个名字，但是当时并不认识。不久，借调的人从省内四面八方来到注释组，惟独不见近在济南的包子衍。我心里虽觉困惑，可是不明白个中原因。后来又从山东大学张伯海老师那里断断续续听说他专心研究《鲁迅日记》的一些事，一面心里对他多了几分崇敬，一面越更觉得困惑不已，渐渐萌生了要见见这个人的念头。
见面的机会终于来了。大约是1978年春天，我们注释的《鲁迅佚文集》印出了单行本，定名《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卷(上卷是大连注释组承担的，斯年兄参与其事)。要分头散发，征求意见。我首先想到子衍兄，并且自告奋勇前去送书。某天上午，我终于在三中办公楼二层的一间斗室里第一次见到他。听说他是南方人，但很少有南方人的文静。他性格直爽，说话粗声大嗓，倒有山东人的气质。他自己也以山东为他的“第二故乡”。这次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的像貌：中等偏上的瘦弱身材，脸庞黧黑瘦削，戴一付黑色宽边近视镜，越发映衬出面部黧黑。眼镜后面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仿佛在黑夜里闪闪放光。不知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他，便不由得想到鲁迅小说《铸剑》所描写的那个坚毅瘦削的“黑色人”。二是房里陈设异常简朴：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褥似乎还是大学时代的用物，一张中学里常见的三屉桌，两把椅子。真可谓四壁空空。从世俗的眼光看，定会说是生活寒酸吧？我却另有一种感受：眼前的清苦生活，正是他顽强生命力的表征。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潜心于学术事业并有所成就。三是满屋里最引人注目的卡片匣：书桌上摞着三、四匣，床上床下摆的到处都是，能看到的大约总有十几匣、二十匣罢！这些匣子是用各种各样的硬纸板自制的，大小相当。匣里的卡片至少也有数万张吧，质地不一，大小也略有参差，显然不是时一地置备的；至于卡片内容，有的摘自《鲁迅日记》，有的是从浏览的文献材料中辑录出来的，也有自己实地调查得来的，分类编排，井然有序。这些卡片、卡片匣显然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凝聚着他顽强坚韧的精神。
这次见面后不久，他就被调到北京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了。我从朋友那里陆续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故事。他搞《鲁迅日记》研究需要查阅大量图书资料，这在一个中学里是无法解决的，而在饥渴之际给他帮了大忙的是山东大学的张伯海老师和山东师院的薛绥之老师。据我所知，伯海是他的校友、学兄，又是一位热心助人的人，且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旦了解他的困难，不仅全力帮助他借阅图书资料，还能在学术上给他以指导。听人描绘，他们之间在这方面的交往是相当感人的：每隔一段时间，子衍就把一批急需的图书资料目录开送给伯海，约定时间来取。伯海则一定想方设法给他找到或借到。届时子衍会带一个帆布大挎包装走。回去一定是加班加点读完，作好摘录，然后按时再用大挎包送还。十几年如一日，双方从不爽约。这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借书者如饥似渴，认真，虔诚；助人者热情，耐心，不殚其烦！
子衍兄是真诚的。凡是在困难之时以诚待他的，他总要以更大的热诚待人。张伯海老师比他早两年借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工作，而年迈多病的老母孤身一人留在济南，住在一个独院里。伯海很不放心，行前曾托子衍常常去看看。子衍兄对此嘱托尽心竭力，即使教学工作再忙，每隔两天也要去探望老人一次，帮老人料理一些家务事。一天，他照例去看老人，进门见水缸里水不多了，提起水桶就到胡同口水站打水。不料回来时发现老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说话含混不清。他凭直觉知道，这是老人中风的预兆，立刻打电话给老人一位当医生的远亲，幸亏对方及时赶来抢教，才使老人脱离了危险。事后子衍兄还不放心，特意搬到老人身边照顾过一段时间。大约是子衍兄搬走后，有一次我顺路去看老人，老人含泪向我叙说了这段经历，她说：那次幸亏老包赶在家里。
我与子衍兄第二次相会是在1980年。这次我们朝夕相处了八个月，而且正值《鲁迅全集》编注人员“大战一九八○年”的高潮中。这年6月2日我奉调到京参与这项工作，子衍兄已经在这里奋战了两年，《鲁迅日记》的注释也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我到北京的时候，他的外查工作基本结束，锡荣同志还在鲁迅博物馆一本一本地核查鲁迅的藏书。而子衍兄开始以主要精力参加日记组的定稿讨论，紧张地修订注释稿。《日记》组的人很辛苦，子衍兄尤其辛苦。每天他熬夜最多，工作时间最长，过去20年磨炼出来的特别能吃苦的精神、顽强坚韧的意志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得格外集中，格外突出，格外淋漓尽致。但是，他那心情舒畅的样子，有说有笑的神态，却迥异于生活在逆境中的那20年。他常说，在“鲁编室”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刻。这是不错的。尽管这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有了很大改善：有足够的图书资料，有大批学者专家可以切磋学艺，尤其是“鲁编室”的领导事事身先士卒，尊重人，理解人，善于发挥每个人的专长。在这里，人无分社内社外，都能融洽相处，“鲁迅精神”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和集体里，子衍兄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把那些卡片匣搬到这里，摆在案头。所不同的是全部用废纸型重新做过，显得整齐多了。他要把多年的积累贡献给人民，贡献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在北京这段时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他那大公无私的精神。凡有问题向他请教，同他商量，他都来而不拒，热心相助，手头如有材料，他会立刻找出供你使用。是呵，他能把自己积累多年的《鲁迅日记》资料，全部贡献给《鲁迅全集》的注释，还有什么其他材料值得秘而不宣呢？我参加《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遗补编》的注释定稿过论。这三个集子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涉及的问题多而杂，比如鲁迅晚年热心提倡木刻版画，可是有些木刻家，有些版画作品、社团、展览等，偏偏没有确切的材料记载，即使有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往往说法各异。要作注释，就要找确切的材料加以考订，而《鲁迅日记》无疑是最可靠的依据。凡是遇到这类难题，我总是找子衍兄，他也总是认真地帮助查对，负责地给予答覆。以后渐渐形成了习惯，不这样做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二是他那是非分明、不畏权势的浩然正气。不少朋友提到1980年学术界那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年“左联”的一位老同志写文章重提一些“未忘却的往事”，全盘否定1957年的所谓“爆炸性发言”，并用这发言里的一些材料再一次攻讦冯雪峰同志。当时正是冯雪峰去世不久，尸骨未寒，这篇文章出笼引起不少学术界同仁的反感。一向熟悉历史、尊重雪峰的子衍兄岂能容忍这种颠倒是非的事情发生？他对这位权威的蛊惑性言论表现出极大的义愤，立即动手写反文章反驳。他选择对手一个关键性的错误，运用大量第一手材料加驳斥，终于辨明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也为雪峰同志辨了诬。子衍兄就是这样不容许历史蒙受玷侮，对于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的人，他敢于挑战，敢于抗争，这是他的个性，也是他的骨气。
1981年1月，我完成《鲁迅全集》第7、8卷编注任务返回济南，以后很少跟他联系。听说，他和锡荣同志又苦战了四个月，圆满完成了《鲁迅日记》的注释一起回了上海。我同子衍兄第三次相见是在1985年1月薛绥之先生病逝的时候。他于1月23日匆匆赶到济南，在当天下午的追悼会上我又见到他。他带着旅途的疲劳，神色凝重地肃立在薛公遗像前，深深地鞠躬行礼，最后一次致挚友的虔诚和敬意。会后我邀他到寒舍相叙，他点头答应了，没有说更多的话。第二天上午他就来了，仍然带着沉重的心情。谈话就从他与薛先生的交往谈起。原来，他是1973年经张伯海老师的介绍认识薛先生的。从第一次见面两人谈得就很投机。当薛先生知道他借书困难时，立刻领他到书房里，指着书架说，只要你有用的，尽管拿去看。没有的，我到图书馆替你借。从此，子衍兄不仅多了一条借书渠道，而且添了一位至交。嗣后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到薛公家里畅谈。偶有一次不来，第二天薛公总是匆匆骑车前去看望，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病了，还是出了事？”要知道，那时像子衍这样的双料“反革命”，随时有可能出现不测。他最敬重薛公的，就是不顾利害，不怕受牵连，敢于同他交往。这是彼此的信任达到更深层次才能做到的。还有一件事是子衍兄不能忘怀的。20世纪60年代，薛公千方百计搜集到冯雪峰写的有关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材料，经过认真查考，断定这些材料是真实可靠的。有一次颇为感慨地向子衍推荐说：不愧是老共产党员，材料写得实事求是，有价值。他鼓励子衍与雪峰联系，了解更多与《鲁迅日记》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子衍兄后来敢于跟雪峰通信，敢于专程前去拜访雪峰的起因。他对我说，若是没有雪峰的帮助、指导，我对《鲁迅日记》不会理解到现在的程度；要是没有薛公鼓励，我也许就鼓不起勇气同雪峰交往。说着说着，他渐渐陷入双重的怀念。为了转移一下他的心情，我劝他谈谈南归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关于家庭生活，除流露出对妻子女儿深深的歉疚外，谈得很少。话题一转到工作上，他依然留恋两年多的北京生活，言外之意是对新的环境还不很适应，我深知眼下各单位人际关系之复杂与难处，劝他善自为之，意思是他与世隔绝多年，眼下有点不适应是难免的，渐渐会好起来，他点头称是，开始谈起科研选题来。他说：过去的研究面窄，现在要开拓一下。理论研究我是弱项，几经犹豫，还是选定了资料整理，即有计划地访问当前健在的老作家，让他们敞开思想谈自己的生活和创作，谈现代文学发展的观感，谈文坛的见闻和史料，全部用录音机录下，抢救一批活材料。我非常赞赏这个想法。我说，以前有人提出搞作家访问记，现在你想出“文坛史料录音”，更现代化了，真是功德无量的事。他也兴奋起来，说：他和所里几位同志商量好，一起做。现在已经访问过南方几位作家，谈话和录音效果都好。这次北来，就要给田仲济先生录音，已经约好了。我支持他持之以恒，给后人抢救下一批宝贵遗产。他也深知这是一项必须争分夺秒的工作，稍一耽误就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为他有了这么好的选题而高兴，也深信凭他的顽强坚韧的精神，日积月累，会做出可观的成绩。这是子衍兄求实精神的又一体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这一生都在做着不求名利、甘当“傻子”的事情。
当我握笔写这篇怀念文字的时候，我就想，人总要有一点精神罢！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这一点精神却可以永存。子衍兄终其一生都是一位顽强、坚韧、真诚、务实的人。他的这点精神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奋进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