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祝宇红:重估《采薇》——鲁迅的儒家个人主义批判与现代知识分子问题

更新时间:2022-06-02 11:05:36
作者: 祝宇红  
诗曰:

  

   让匪巢由义亦乖,不知天命匹夫灾;

  

   将图暴虐诚能阻,何时崎岖助纣来。

  

   孤竹齐夷耻战争,望尘遮道请休兵;

  

   首阳山倒有平地,应是无人说姓名。(11)

  

   第一首诗用到了“义乖”“天命”的说法。在《史记》《庄子》中都被颂扬的具有“让德”的巢由,其所秉持的“义”被批评为乖谬,理由是匹夫不知天命。这是批评了夷齐互相让国的“让德”,而阻止武王讨伐暴虐的商纣,也成了变相的助纣为虐。第二首主要侧重夷齐的后世评价问题。“首阳山倒有平地,应是无人说姓名。”仿佛说,朝代更迭、历史变迁,饶是有高山颓倾变成平原的巨变,夷齐也只能是被人彻底遗忘。显然,叙事者相信“天命”和“正义”都在讨伐暴君的武王一边,夷齐的“让德”和“耻战争”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只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湮没无闻。小说《采薇》中小丙君对伯夷叔齐的批评也包含了这种“不知天命匹夫灾”的意味。

  

   《封神演义》是以《武王伐纣平话》为蓝本创作的,但夷齐故事的叙述发生了变异。叩马而谏、首阳采薇依然是夷齐故事的重点。第六十八回《首阳山夷齐阻兵》,描写姜子牙上表,请武王征伐商纣,“以顺天人之愿”,武王称赞子牙所请“正合天心”,于是起兵伐纣,路过首阳山,夷齐叩马而谏。这里,夷齐仍沿用《伯夷列传》中“父死不葬”的说法,不过,他们却先抬出文王来表露心迹:“臣受先王养老之恩,终守臣节之义,不得不尽今日之心耳。”又提出后世之名来提醒武王:“臣恐天下后世必有为之口实者。”不仅口中称臣,在为武王打算,而且完全是“忠谏”的口吻。小说没有描写武王的反应,写的是帐前的军士被阻拦,大怒,“欲举兵杀之”,姜子牙拦住:“不可,此天下之义士也。”“忙令左右扶之而去,众兵方得前进。后伯夷、叔齐入首阳山,耻食周粟,采薇作歌,终至守节饿死。至今称之,犹有馀馨。”(12)

  

   显然,《封神演义》的叙述更接近《伯夷列传》,对夷齐的评价很高,一反《武王伐纣平话》那种接续《列士传》《古史考》对夷齐的贬抑倾向。第九十八回《周武王鹿台散财》重述夷齐首阳采薇一段情节,则有很精彩的生发,虚构了他们避居首阳山的直接动因,即夷齐与伐纣后班师回朝的姜子牙一行队伍的相遇:

  

   子牙一路行来……兵过首阳山。只见大队方行,前面有二位道者阻住……却是伯夷、叔齐。……伯夷曰:“姜元帅今日回兵,纣王致于何地?”子牙答曰:“纣王无道,天下共弃之。……至血流漂杵,纣王自焚,天下大定。……诸侯无不悦服,尊武王为天子。今日之天下,非纣王之天下也。”子牙道罢,只见伯夷、叔齐仰面涕泣,大呼曰:“伤哉!伤哉!以暴易暴兮,予意欲何为?”歌罢,拂袖而回,竟入首阳山,作“采薇”之诗,七日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13)

  

   之前第九十五回《子牙暴纣王十罪》、第九十六回《子牙发柬擒妲己》、第九十七回《摘星楼纣王自焚》等章节已经详细描写了征讨纣王的细节。这里,再由姜子牙口中道出“血流漂杵”“纣王自焚”的暴力战争场面,使得夷齐对“以暴易暴”的事实发出“伤哉”的痛呼,成为他们避居首阳、不食周粟的最直接动因。可以看出,在避居首阳的具体时间和触发动机方面,鲁迅《采薇》与《封神演义》有一脉相承之处。鲁迅又有更精彩的重写,他将过于戏剧化的夷齐拦截姜尚、听闻残酷战争的场面,变成叔齐从已经下了战场的伤残周兵那里听说。

  

   《封神演义》对夷齐的评价比《武王伐纣平话》高很多,从不无贬抑转而颇为颂扬,其颂扬重点是夷齐的“忠心”“念旧”“重名节”。夷齐对武王扣马而谏也是以“忠”为核心的:“今纣王,君也,虽有不德,何不倾城尽谏,以尽臣节,亦不失为忠耳。”(14)小说延续《武王伐纣平话》的论赞方式,用了一首诗来赞美夷齐:

  

   昔阻周兵在首阳,忠心一点为成汤。

  

   三分已去犹啼血,万死无辞立大纲。

  

   水土不知新世界,江山还念旧君王。

  

   可怜耻食甘名节,万古犹存日月光。(15)

  

   既肯定武王伐纣的正当性,又肯定夷齐对“旧君王”成汤的“忠心”是“万死无辞立大纲”,显然近于朱熹的观点。这是儒家处理汤武革命、朝代更迭造成的士大夫之困境的一种典型方式,既肯定革命的正当性、正义性,又肯定忠诚前朝、重名节的操守。

  

   因为执着于周武王的“王道”与“忠顺”的臣德,《武王伐纣平话》僵硬地秉持伐纣的正当性而贬斥夷齐不知“天命”,这必然与自孔子以来儒家对伯夷的表彰产生矛盾。《封神演义》则更圆熟地运用了宋儒朱熹“道并行不悖”的论调,进而表彰“甘名节”的夷齐“万古犹存日月光”。质而言之,将夷齐反对以暴易暴、反对不仁不孝而不食周粟的“狷”“节”转化为对前朝的“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味的误读。我们审视中国古代政治道德的演变,可以发现,在西周时代并无“忠”的概念。从春秋到战国初年,“忠”的价值主要发挥的对象是“国家社稷”,这是一种“君德”。到了战国后期,《吕氏春秋》将“忠”界定为“臣德”,但认为如果国君听不进忠臣直言,臣不需要对后果负责。一直到了汉代,“忠”的概念变为专指“臣德”的问题。(16)在这个意义上,《封神演义》表彰了夷齐对于商纣王的“忠”,而没有因为纣王本人的无道而影响到对夷齐之“忠”的评价。夷齐固然指责武王“不忠”,他们自己对商纣王并无“忠”的义务,更不曾效忠于纣王,他们的叩马而谏、首阳采薇都不是为了“忠于”纣王。

  

   反观罗振玉对王国维“殉清”的解释,我们看到的是站在旧王朝的立场来鼓吹王国维对于清朝和溥仪的忠诚,而因此批评王国维之“愚忠”的人,则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批评王国维的“迂腐”“顽固”,他们的逻辑其实和《武王伐纣平话》并无不同,只是各自的立场相异而已。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持“殉清说”的观点来赞美或反对王国维之“忠”,或因立场,或因理解力,其持论甚至不及《封神演义》所达到的“道并行不悖”的水平。

  

   三、“殉文化”、儒家个人主义与知识阶级的气节问题

  

   1.郭沫若:“无治主义者”伯夷与“独善的个人主义”

  

   郭沫若曾经试图通过另一种阐释发掘伯夷叔齐故事中的文化价值。诗剧《孤竹君之二子》写于1922年,极力鼓吹夷齐之“独善的大道”。他们让王、避居,是为了不愿意过那“奴隶生涯”,不愿意生活在虚伪的礼教之中。伯夷在东海之滨高歌:

  

   可怜无告的人类哟!

  

   他们教你柔顺,教你忠诚,

  

   教你尊崇名分,教你牺牲,

  

   教你如此便是礼数,如此便是文明;

  

   我教你们快把那虚伪的人皮剥尽!

  

   我在这自然之中,在这独善的大道之中,

  

   高唱着人性的凯旋之歌,表示欢迎!(17)

  

   在郭沫若看来,夷齐反对武王以暴易暴的“采薇诗”正说明了他们前后行事的一致性,因为他们反对周武王用兵,不是出于尊王,不是替殷纣王辩护,而是反对不义之战——“家天下的私产制度下的战争”。因此,他们是古代的“非战主义者”“无治主义者”,而这一点在之前的让王、避居上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郭沫若对夷齐的新说固然与他当时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关,同时他对夷齐避居东海之滨的解释也与中国传统的隐逸思想不无关涉。隐逸从来就有儒家与道家两种不同的立场,郭沫若将夷齐视为“无治主义者”倒更接近道家的认知。虽然夷齐一直是儒家所肯定的义人,道家曾经批评夷齐“死于名”,但也曾经争夺夷齐故事的话语权,称他们“独乐其志”。《庄子》外篇《让王》中记录夷齐拒绝武王对其封官晋爵的许诺,他们指责武王“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进而赞扬夷齐“高节戾行,独乐其志”。这里,《孤竹君之二子》与《庄子·让王》形成非常有趣的对照。

  

   郭沫若思想转向之后当然抛弃了这种“独善的大道”,不过,在他的诗剧写作之前,胡适早就在写于1920年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批判了这种“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存在三种个人主义:假的个人主义(为我主义Egoism)、真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独善的个人主义。抛开“为我主义”不谈,胡适判断现代中国最应该扬弃的就是这种“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18)在胡适看来,个人终究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固然古代离群索居式的隐逸不足取,同时代部分新文化人热衷的“新村运动”也是这种“独善的个人主义”之变形。

  

   这种观点在民国时期很普遍。叶圣陶写过一篇《独善与兼善》,他否定“独善”,肯定“兼善”,其实也是把“独善”看作了一种与“群”的利益无关、与社会隔绝的个人主义。可以说,在胡适和叶圣陶那里,“独善的个人主义”中是没有任何“群”或社会的考量的,因此是应该被否定的。

  

   2.“为节而节”:从名节到变节的曲径

  

   如果说“独善”可能被曲解成拒绝“群”的出世的个人主义,小说《采薇》其实还提出了“坚守”“狷”“节”的另一种失落的可能。小说开头伯夷叔齐议论朝政,较为退缩的伯夷疑虑自己与叔齐身居西伯养老堂,对此“不该说什么”,叔齐则认为那样“我们可就成了为养老而养老了”。后来,他们终于还是做出了叩马而谏的举动。

  

   “为养老而养老”“为节而节”,这就是狷节失落的可能。冯雪峰对此做过非常精彩的辨析,他指出,夷齐固然有独立的精神、尊贵的节操,但这种精神和节操在后世被抽象出来,被当作“独立的人生目的”时,就变成了一种空虚的德行的追求——“为节而节”,最终甚至走向自身的反面——“变节”,具体的实例就是周作人(19)。

  

反观小说《采薇》,伯夷叔齐的“坚守”背后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关乎他们的信仰,这信仰又是具体而非抽象的,即“先王之道”。然而,鲁迅还是描写了伯夷的确存在“为节而节”的可能性。小说的处理方式是将伯夷叔齐两兄弟的性格做了一些区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345.html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21年第1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