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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依梅:鲁迅致增田涉三封书信的背后:重考鲁迅和长与善郎的交往

更新时间:2022-06-02 11:00:00
作者: 郑依梅  
失去了以前的开朗,完全给人以阴惨的感觉。“在来这里的路上,现在如果看到有漂亮的樟木棺材,真想立刻就爬进去呢”,他还半开玩笑地慨叹着说道。这也是一种过于寂寞的光景了。

  

   虽然我不知道鲁迅现在在××运动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但我想起来,当他以前被广东的中山大学聘请、作为著名的革命家而大受欢迎的时候,他坦白说自己不是那样的人物,所以才逃到了广东。刀折矢尽,想进入棺材里,他这种虚无的心情或许是瞬间的想法,但他果然还是一个天生的文学者和诗人。

  

   比起关系甚远的费尔南德斯(39)等人,我更希望我能从鲁迅那里,听到他关于“政治与文学”问题的生动的感想。(乌丸求女)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乌丸求女这篇短文中对于鲁迅近况的评价,和长与善郎相较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若比较乌丸和长与这两篇文章的日语原文,我们不难发现,乌丸在行文中完全相信并照搬了长与的文字,尤其“棺材”一段的表述更是分毫不差,鲁迅成为一个看到棺材就想爬进去的人,寂寞可悲,阴惨憔悴。乌丸甚至还在后面追加了自己的看法,他结合鲁迅从北京移居至广州的经历,将鲁迅想进入棺材的言论这一本身就是被长与所断章取义的事情,解释为刀折矢尽后的虚无,也就是说,他认为此刻的鲁迅已经战斗到了最后,没有力气继续战斗下去了,他想像当年从北京逃到广州一般,钻进棺材里逃避一切。乌丸此番评说颇具穿凿附会之嫌,乃为论证“鲁迅的寂寞”之观点而强行解释。诚然,鲁迅的确在1927年与李小峰的通信中说过:“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40),乌丸确实未曾歪曲事实,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鲁迅虽然是为避开“正人君子们”的迫害而从北京逃往厦门,又从厦门迁至广州,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放弃了斗争;无论是在北京、厦门、广州还是后来在上海,鲁迅从未选择逃避战斗,而是将犀利尖刻的文字化为匕首与投枪,向着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暴戾恣睢的侵略列强、趋炎附势的文人墨客等敌人发起猛烈攻击,这一事实毋庸置疑,“想躲进棺材里”实为无稽之谈。

  

   就这样,长与善郎《与鲁迅会见的晚上》一文,在邻国日本产生了鲁迅所未曾料想到的影响力。如果说长与一文只是让他对鲁迅的不满在限定的读者范围内流传,那么乌丸引用长与后又添油加醋的文章,则让“阴暗虚无的鲁迅”这一错误印象借助《读卖新闻》这一国民影响力极大的媒体平台引起了愈加宽广且深刻的误解。正是在乌丸求女文章的刺激下,鲁迅才决定在1935年8月1日致信增田涉时,将“棺材”事件的始末清楚明确地解释一番,认为长与善郎是在分神的情况下只摘用了自己末尾的几句话,进而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在这场会面中的“不愉快”。于是到目前为止,鲁迅的“不愉快”至少具有三重涵义,即不仅是和长与会面当晚的不愉快,更有读到《与鲁迅会见的晚上》后的不愉快,现在又加上一层——读到乌丸求女《鲁迅的影子与寂寞》后的不愉快。

  

   三、难以沟通的结局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长与带来的“风波”远没有到停息的程度。在距离那场夜宴半年有余后的1936年2月3日,鲁迅竟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向增田涉提到了长与,他的不愉快也到达了极点:

  

   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长与先生的文章,则更加那个了。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41)

  

   此番流露失望无奈之情的言论,历来被研究者视作鲁迅晚年对于中日文学交流问题态度之关键性结语。而刺激鲁迅的事件正是先后和长与善郎、野口米次郎的会见,以及他们笔下那些片面不实的文字所暴露出的不真诚之心。

  

   鲁迅与野口米次郎的会面是在1935年10月21日,野口的文章即刊载于《朝日新闻》1935年11月12日东京朝刊的《与鲁迅谈话》(42)。需要说明的是,经笔者查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中关于该文的两处注释“事后野口在同年11月2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一个日本诗人的鲁迅会谈记》”(43)“原载1935年11月12日《东京每日新闻》”(44)均有误。野口在该文中表示,他对这场愉快的会面颇为满意,而在鲁迅看来显然是截然相反的体会。野口曾颇具挑衅意味地向鲁迅提问,如果中国可以像印度接受英国的治理那样,雇请某一个国家来成为中国的管家,或许中国百姓会更加幸福,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鲁迅的强烈反驳。野口亦曾对鲁迅“奉承”道:“我曾以为你是一位虚无主义思想家,原来你是一位爱国者啊!”(45),这份“虚无主义”的印象恐怕也是受到了长与善郎或者乌丸求女的影响。这一事实也能从侧面说明,长与对鲁迅的误解在日本文人群体间早已蔓延开来了。与此同时,野口的文章已是无法完整正确地传达鲁迅谈话的真正意涵,而鲁迅认为长与的文章甚至比野口的文章“更加那个”,即在更加过分的程度上断章取义、曲解原意,引得鲁迅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依旧耿耿于怀。

  

   鲁迅之所以耿耿于怀,正是因为他看清了这些日本文人的真面目,他感受到长与、野口这一类日本文人来到中国拜访自己,并不是发自内心、真诚地想与自己展开中日文学和社会问题的交流;他们不过是期盼从自己这里听到他们早已在心里预设过的内容、期望得到的信息,比如中国的政治环境是如何糟糕,政府的压迫是如何深重,中国文人的处境又是如何危险,以验证他们自身对于中国及中国人的想象。即使鲁迅所言和他们的想象有所差别,那也无妨,只要截取鲁迅话语的片段,掐头去尾留下于自己有用的部分,再自以为是地品评一番,一篇与中国大文豪鲁迅先生会谈的访问记便完成了。至于鲁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鲁迅看到文章后会有怎样的反应,鲁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等这些真实情况,或许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需相信自己所构建出来的“鲁迅”即可。而对于鲁迅的想象,其实一直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之前借助鲁迅作品的阅读体验、旁人对鲁迅的言说评价而构建起来的“鲁迅想象”,虽已在会面中崩溃破灭,但新的“鲁迅想象”又伴随着会面中对鲁迅的远非全面真实的印象与理解而被重新建立起来,在日本的报章杂志上被奉为“鲁迅最新近况”“真实的鲁迅”继续流传,成为那些不了解真相、也没有兴趣去了解真相的文人们的闲时谈资。于是,这一部分日本作家、文人或者说“名流”,与真实的鲁迅也愈发隔阂了起来;鲁迅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个看似熟稔、实则陌生的中国符号,可以为他们所随意使用。这样的现象着实令人深感遗憾。

  

   而导致中日作者之间难以沟通、充满龃龉的缘由,鲁迅在信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即“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关于这一点,竹内好在1948年所发表的《鲁迅与日本文学》(《世界评论》1948年6月刊)中曾有过一段相当精妙通透的阐释:

  

   我认为,鲁迅所说的因为国情有别,理解是困难的这句话,具有深刻的意义。我想,与其说鲁迅是因为自己不被理解而发泄不满,不如说他是从对方没有理解力这一点向下开掘,对其根基部分进行批判。从中可以感觉到他对没有理解力的对方有一种怜悯之情。鲁迅非常了解日本文学。他目光所及,涉猎到相当细微之处。对于来会面的对方的文学创作的性质、地位等等,他是心中有数的。他知道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有想理解自己的意欲,知道对方不仅被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想法蒙住了眼睛,而且对自己的这种局限并不自知。怎样对待这种心安理得不知节制的态度呢?无论是谁肯定都会为难的。除了说“因为国情不同”之外还能说什么呢。(46)

  

   此言不虚。竹内好对人心的把握与洞察令人敬佩。长与对鲁迅作品的极度陌生、在会面前的漠然而未有热心,不正是“没有理解鲁迅的意欲”?长与沉溺于自己根据《鸭的喜剧》所构建的“开朗”“温和”的“鲁迅想象”,不正是“被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想法蒙住双眼”?长与为“鲁迅想象”的破灭而感到不满失望,将鲁迅误解为“想进入棺材”的阴惨虚无之人,不正是“对自己的局限不自知”?在种种没有理解力而又心安理得、不知节制的表现背后,正是鲁迅所说的“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只是鲁迅面对增田涉时的用词仍略显委婉。更直接地来说,是长与内心的狂傲或者说优越感在作祟。

  

   这就需要我们考察一下1935年长与善郎的中国之旅(47)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长与在病中因为再次阅读《论语》《老子》,便想来看一看中国的实际景象,这一点本无可厚非,毕竟长与从小就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更是著有《项羽和刘邦》《孔子的归国》《韩信之死》《陶渊明》等以中国历史人物与事件为素材的作品,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和创作者。但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他是在“满铁”的嘱托下来到中国旅行的。“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1906-1945年日本在满洲进行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和情报机构,曾资助许多日本作家和名人(如夏目漱石、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志贺直哉、里见弴等)前往中国观光、书写中国游记,以达到为自身宣传造势之目的。根据长与回忆录《我的心灵历程》(筑摩书房,1959年初版)记载,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来到“满铁”东京支社,时任社长恰好是他的远方亲戚,二人谈及志贺直哉和里见弴此前在“满铁”招待下去中国旅行的事情,该社长便表示也很乐意招待长与去中国旅行。于是在“满铁”的财力支持和亲友的人脉关照下,长与自言这场中国之旅堪称享受“国宾待遇”(48)。而从长与1936年8月出版的游记《满支近况》中亦不难看出,他所游览的地方大都属于“满洲”,他为它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如《旅顺之春》《金州与吉林》《热河瞥见记》《从承德到北平的路上》等(49)。长与以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轻松和愉悦,时而坐在“漂亮”的“满铁”火车上,时而乘坐飞机和汽车,时而亲自用脚步丈量着中国的土地,充满新鲜感地品评着秀丽的山河,饶有兴味地将所见所闻所感与自己在书籍中读到的中国进行着比较,再以文人的视角抒发一些富于诗情画意的感慨,同时还想象着中日“民族共存共荣”的虚幻图景。长与所到之处均有专人接待访问,备受尊重,相与者无一不是在当地有头有脸的“名流”,如前文中提到的松本重治、“满铁”上海事务所长石井、杭州领事松村雄藏、承德领事中根直介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1935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日军所占领的中国土地之上。长与“对‘满洲’的自然和文化,表示出十分的好感,但是,对受日本压迫的‘满洲’人民,作为漂浮于社会上层的精神贵族,他却没有流露出什么关心和同情”(50),这正是因为长与是带着战胜国的侵略者所独有的狂傲,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审视着日军治下的“伪满洲国”这片“健康”“美丽辽阔”“生机勃勃”的“新天地”(51)。至于中国人民的苦难与反抗,则为长与所无视,这位曾经以人道主义闻名的作家在此刻也不过是被军国主义倾向所裹挟的帮凶。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他不仅成为“文学报国会”的骨干,还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的活跃分子,为“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大东亚民族”而鞍前马后(52),彻底堕落为日本侵略政策的狂热信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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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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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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