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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的三个突破口

更新时间:2022-05-31 23:57:06
作者: 韩建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领会到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至少有三个突破口。

   第一,“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也就是“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考古学属于广义历史学,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和以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狭义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密切协作,共同完成复原中华文明史的任务。目前考古学在结合科技手段获取古代社会信息方面走得较快,但在和历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全方位的联合攻关方面,尤其在“古代文明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

   比如,关于文明社会或者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准,一些人习惯于物质层面的“三要素”或几要素的思维方式,实际上物质要素具有较大的时空局限性,很难和多种形态的文明社会相适应。我们更应该关注马克思主义对国家起源的更为本质的认识,恩格斯就指出国家和氏族社会的主要区别,一是按地区划分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样的“软性”标准可通过对各地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加以判断,更具有普适性。

   再比如,对于传说中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先祖“三皇五帝”,到底仅为神话传说,还是有真实历史背景,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花大力气去对证解决。不能在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武断否定古史传说,或以严谨为由对相关对证研究设立学术“禁区”。对古史传说的“盲信”固然不足取,“盲疑”更是要不得,古史探索应当本着实事求是追寻真相的原则。

   第二,“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深化研究,必须以弄清楚“文明”的本质内涵为前提。“濬哲文明”(《尚书·舜典》),“其德刚健而文明”(《周易·大有·彖》),“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文明”,指个人在道德修养、社会在礼仪制度层面达到的高度。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综合体,应当包括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各种因素,而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文明社会”或者“国家”,文明探源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早期国家探源。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自然是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各种要素汇聚的过程,而不仅是社会日趋复杂分化的过程。

   中国距今1万年前后就已出现农业、陶器、磨制石器、玉器,可能有了榫卯木结构建筑,距今6000多年形成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农业区,白陶、彩陶、黑陶、玉石器、漆木器、丝织品,以及夯土木构建筑等,异彩纷呈,开创了中国夏商周以后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的先河。对这些物质文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所蕴含的中华先民的智慧及其深远影响,理应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早熟而强大的农业体系,因需要精准的农时而催生出早熟的天文学和敬天观,因需要社会的高度稳定而产生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和亲情伦理观,“天圆地方”这样的一元宇宙观,“敬天法祖”这样的核心信仰,早在8000年前后就已经成为中国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的普遍共识。此后还孕育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或文化基因,形成“有中心多支一体”文化格局,决定了中国一直有着特殊的文明模式或走在一条特殊的文明演进道路上。对中华文明“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精神因素的研究,理应成为深化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的重点。

   第三,“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拓宽时间范围,就是应该把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再往前追溯。距今8000年前后是“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的重要形成期,也是中华原创思想的爆发期,理应是中华文明开始起源的关键时期。距今5100年前后出现良渚和南佐这样600万平方米的超级中心聚落、原初的宫城和宫殿建筑,有了大型工程和豪华大墓,表明已出现区域王权,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距今4100年前后进入夏王朝,出现“大一统”的天下王权,中华文明进一步发展成熟。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文明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不应混为一谈。

   拓宽空间范围,就是在已有探源空间地域的基础上,把涉及8000年文明起源史、5000多年文明形成史的渭河和汉水流域、淮河流域、钱塘江流域、沅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等地一并纳入,尤其是陇东地区距今5000年左右有庆阳南佐这样的超大型聚落,陕北地区也有早于神木石峁的多处大型聚落,黄土高原理应成为深化文明探源的新的区域生长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好,一般的文明起源、形成研究也好,取得的成果都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还需要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联合公关,以还原历史图景、理清内在机制,认识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或子文明模式,尤其要在全球视野下认清中华文明的主道路、总模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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